二〇〇〇年，我接到一個電話。「我是陳虻。」
說完他意味深長地停頓了一下，可能是想給我一個發出仰慕尖叫的時間。
「誰？」
「我，陳虻……沒給你講過課？」
「你哪個單位的？」
「嘎……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部的，找你合作個節目。」
我們在央視後面梅地亞酒店見了面。
我打量他，中長頭髮，舊皮夾克耷拉著，倒不太像個領導。他蹺著二郎腿，我也蹺著。
他開口問的第一句話是：「你對成名有心理準備么？」
喲，中央台的人說話都這麼牛么？
我二十三四歲，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種心理感受的話，我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有過了。」
「我說的是家喻戶曉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達到的高度。」
他都氣笑了：「你再說一遍？」
「我知道我能達到的高度。」
……
「如果你來做新聞，你關心什麼？」他開了口。
「我關心新聞當中的人。」
他在煙霧裡眯著眼看了我一會兒：「你來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節目，湖南衛視的「新青年」，人物採訪，很自在，用不著簽約，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錄完拿現金。「體制里的工作我幹不了。」
他也不生氣，把煙頭按滅了，站起身：「這樣，你來參加一次我們評論部的年會玩玩吧。」
年會上來就發獎，新聞評論部十大先進。
這十位，長得真是。頭一位叫孫傑，歪著膀子上了台，手裡拿一卷衛生紙，發表獲獎感言：「感冒了，沒準備，寫在這紙上了，我講幾個原則啊……」講完把紙一撕，擤擤鼻涕下台。
晚會前是智力問答，我跟台長分一組，白岩松主持這環節，問：「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發生在什麼季節？」台長按鈕搶答：「冬季。」——大概他腦子閃現的都是系圍巾的男女群雕。於是被大笑著羞辱一番。
當時正是評論部與「東方時空」分家的階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運動啦，七八年就來一次……兄弟們，搶錢搶女編導，一次性紙杯子也要，手紙也要……」領導們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個擠兌。
「李挺諾夫硬挺著入睡的夜晚，氣恨地說：『《痛並快樂著》，這書只配用來墊腳！』……」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聞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眾搶錢包，鈔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塊紅艷艷，飄啊飄，飄到了我手裡。
嘿，這個地方好。
陳虻拿了一張破紙，讓我在上面簽個字：「你就算進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這連個合同都不是，也沒有記者證，沒有工作證，沒有工資卡，連個進台證都沒有。
「我們看中了你，這就夠了。」
瞧他的嘴臉。
他帶我去新聞評論部。我邊走邊打量，看了看部門口掛的牌子：求實，公正，平等，前衛。前衛……嗯，一個新聞部門，還想前衛？我左看右看。
他頭也不回地走在前頭，一邊敲打我：「你就是個網球，我是個網球拍，不管你達到什麼高度……」
哦，這人挺記仇。
他轉過頭盯著我：「記住，我都比你高一厘米。」
切。
一進門，辦公室正中間放一把椅子，化妝師熟練地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塊布：「來，把頭髮剪了。」我一直披掛在半臉上的頭髮落了一地，像只小禿鴨子。「這樣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滿意地撥弄一下我那劉海。
男同事們坐一圈，似笑非笑地看著我：「去，給我們倒杯水，主持人，我們一年到頭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們。」我天生沒什麼機靈勁兒，還在南方女權文化里待慣了，不知道怎麼回應這種幽默，只好獃呆地去倒了幾杯水。
他們跟我開玩笑：「柴靜，司長大還是局長大？」
我真不知道。
陳虻把我交給那個拿衛生紙上台的傢伙：「練練她。」這傢伙看著跟那天不大一樣，嚴肅地看了看我：「你寫一寫建黨八十周年節目的解說詞。」
我倒真敢寫，洋洋洒洒。
寫完給他，他真是特別善良，看了一眼，連嘆氣都沒嘆，誠懇地說：「你回家休息吧。」
我要做的這個節目叫「時空連線」，每天十六分鐘的時事評論，連線多方專家同時討論。我之前從沒做過新聞，陳虻也沒看過我在湖南衛視的節目，不過直覺告訴我最好別問他是怎麼發現我的，這種人絕不會按正常方式回答你，還是少說少問為妙，免受羞辱。他只說了句：「我們要給白岩松找個女搭檔。」
年會的晚上有人打電話來，聲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談談。」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試。後來才知道，白岩松這個人什麼都彪悍，就是不習慣跟女生單獨講話。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問了兩個問題：「你喜歡誰的音樂？」我好像說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問：「華人的呢？」「羅大佑。」他沒再問什麼，只說了一句：「這是條很長的路，你要作好長跑的準備。」
第一期節目就是慘敗。是關於剖腹產的話題，我自己聯繫好醫生、生孩子的人、社會學家，約好演播室，化好妝坐進去，幾位台領導正從玻璃外路過，看了一眼：「有點像小敬一丹。」陳虻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這就代表認可啦。」
現場採訪只錄了三十分鐘，談完剖腹產怎麼不好，就順利結束了。那會兒我不把電視當回事，在紙上編完稿子，讓同事幫忙剪片子送審，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來，在辦公桌上掛只大畫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還弄個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辦公室人臉色，知道審片結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轉述最狠的話，只說已經這樣了，你就把結尾再錄一遍吧。
陳虻在會上公開批評我：「你告訴人們剖腹產是錯誤的，自然生產如何好，這只是一個知識層面，你深下去沒有？誰有權利決定剖腹產？醫生和家屬。怎麼決定？這是一個醫療體制的問題。還有沒有比這個更深的層面？如果你認為人們都選擇剖腹產是個錯誤的觀點，那麼這個觀點是如何傳播的？人們為什麼會相信它？一個新聞事實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識、行業、社會三個不同的層面，越深，覆蓋的人群就越廣，你找了幾個層面？」
我越聽心底越冰，把結尾一改再改，但已無能為力。
年底晚會上，同事模仿我，披條披肩，穿著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兩條腿糾結在一起坐著，把垂在眼睛上的頭髮用手一撥，摸著男生的手，細聲細氣地採訪：「你疼嗎？真的很疼嗎？真的真的很疼嗎？」底下鬨笑，都認同是對我的漫畫像。
白岩松當時是製片人，壓力比誰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長，別人笑我的時候，估計他心裡比誰都難受。有次我穿印花紗裙子到辦公室，他叫我過去，說：「回去把衣服換了。」
每天節目結尾主持人都要評論，我彆扭壞了。按我原來花里胡哨的文藝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節目的習慣寫，我又寫不來。一遍又一遍，都過不了關，到後來有一次沒辦法，白岩松遞給我一張紙，是他替我寫的。
每次重錄的時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別人叫回演播室，燈光、攝像後來已經不吱聲了，也不問，沉默地隱忍著。錄完，我不打車，都是走回去，深一腳淺一腳，滿心是對他們的愧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剛來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後一排邊上。崔永元回頭看見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帶到第一排正中間他的位子上，他當時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這樣的人。有個場合，幾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進來了，在飯桌邊坐下來，什麼也沒說，但誰都不敬了。
這就是他。
那幾年評論部的內部年會，看崔永元主持是我們的狂歡，看他在台上手揮目送，戲謔風頭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領導開涮。也就他能修理陳虻，說：「陳主任站起來。」
陳虻被群眾打扮成日本浪人，頭頂衝天辮，重重疊疊好多層衣服，半天才撐著大刀勉強站了起來，群眾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壓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誕字元，只有一個中國字是「錢」。小崔說：「這些字怎麼念，陳主任？」
陳虻踅摸了半天：「不認識。」
「哦，陳主任連錢字兒都不認識。」
「再給你一次機會。」他說，「這些字裡頭你認識哪個？」
陳虻這次答得挺快：「錢。」
「哦，陳主任原來只認識錢。」
大家吹口哨，尖叫。陳虻手扶著大刀也跟著樂。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別一根簽字筆，揣一顆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開說，每次錄節目，開場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