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之革新，醞釀已十餘年。去冬胡適之先生草具其旨，揭於《新青年》，而陳獨秀先生和之。寸會所演，從風者多矣。蒙以為此個問題，含有兩面。其一，對於過去文學之信仰心，加以破壞；其二，對於未來文學之建設，加以精密之研究。過去文學，乃歷史上之出產品，其不全容於今日，自不待智者而後明。故破壞一端，在今日似成過去，但於建設上討論而已。然以愚近中所接觸者言之，國人於此抱懷疑之念者至多。惡之深者，斥為邪說，稍能容者，亦以為異說高論，而不知其為時勢所造成之必然事實。國人狃於習俗，此類恆情，原無足怪。然欲求新說之推行，自必於舊者之不合時宜處，重申詳繹，方可奏功。然則破壞一端，尚未完全過去。此篇所說，原無宏旨，不過反覆言之，期於共喻而已。
本篇所陳，紛雜無次，綜其大旨，不外三端。一為理論上之研究：就文學性質上以立論，而證其本為不佳者，二為歷史上之研究：泛察中國文學升降之歷史，而知變古者恆居上乘，循古者必成文弊。三為時勢上之研究：今日時勢，異乎往者，文學一道，亦應有新陳代謝作用，為時勢所促，生於茲時也。此外偶有所涉，皆為附屬之義。
今試作文學之界說曰：「文學者，群類精神上之出產品，而表以文字者也，」此界說中有「群類精神」上出產品之總（Genus）與「表以文字」之差（Difference）。歷以論理形式，尚無舛謬。文學之內情本為精神上之出產品，其寄託之外形本為文字。故就質料言之，此界說亦能成立。既認此界說為成立，則文學之宜革不宜守，不待深思而解矣。文學特精神上出產品之一耳（genus必為複數），他若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皆群類精神上出產品也。以群類精神為總綱，而文學與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為其支流。以群類精神為原因，而文學與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為其結果。文學既與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同探本於—源，則文學必與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交互之間有相聯之關係。易言之，即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之性質皆為可變者，文學亦應為可變者。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為時勢所迫概行變遷，則文學亦應隨之以變遷，不容獨自保守也，今知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性質本為變遷者，則文學可因旁證以審其必為變遷者。今日中國之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皆為時勢所挾大經變化，則文學一物，不容不變。更就具體方面舉例言之，中國今日革君主而定共和，則昔日文學中與君主政體有關係之點，若頌揚、鋪陳之類，理宜廢除。中國今日除閉關而取開放，歐洲文化輸入東土，則歐洲文學中優點為中土所無者，理宜採納。中國今日理古的學術已成過去，開放後的學術將次發展。則於重記憶的古典文字，理宜洗濯；尚思想的益智文學，理宜孳衍。且文學之用，在所以宣達心意。心意者，一人對於政治、風俗、社會、學術等—切心外景象所起之心識作用也。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一切心外景象俱隨時變遷，則今人之心意，自不能與古人同。而以古人之文學達之，其應必至於窮，無可疑者。知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應為今日的而非歷史的，則文學亦應為今日的而非歷史的。晚周有晚周特殊之政俗，遂有晚周特殊之文學；兩漢有兩漢特殊之政俗，遂有兩漢特殊之文學；南朝有南朝特殊之風俗，遂有南朝特殊之文學。降及後代，莫不如此。理至明也。
且精神上之出產品，不一其類，而皆為可變者。故由其所從出之精神，性質變動，遷流不居。子生於母自應具其特質。精神生活奉有創造之力。故其現於文學而為文學之精神也，則為不居的而非常住的、無盡的而非有止的、創造的而非繼續的。今吾黨所以深信文學之必趨革新，麗又極望其革新者，正所以尊崇吾國之文學、愛護吾國之文學，推本文學之性質，可冀其輝光日新也。或者竟欲保持舊觀，以往古之文學，達今日之政俗學問。一聞革新之論，實不能容。揆彼心理，誠渭今日以往之文學，造乎其極，蔑以加矣。夫造乎其極，蔑以加者，止境也，即死境也。口持保存國粹之言，乃競以文學末日待之，何不肖不祥至於斯也。保存國粹之念，誰則讓人？唯其有保存國粹之念，而思所以保存之道，然後有文學革新之談。猶之欲保存中國，然後撲滿清政府而建共和耳。
中夏文學之殷盛，肇自六詩，踵於楚辭（此就屈宋而言，不包漢世楚辭）。全本性情，直扦胸臆，不為詞限，不因物拘。雖敷陳政教，褒剌有殊，悲時憫身，大小有異。要皆「因情生文」，而情不為文制也。唯其以感慨為主，不牽詞句，不矜事類，故能吐辭天成，情意備至。而屈宋之文，遂能「決乎若翔風之運輕霞，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懈」。降及漢世，政教失而學術息，章句興而性靈蔽。武功方張，吐辭流於夸誕；小學深修，奇字多入賦篇。獨夫在上，諛聲大作；心靈不起，浮泛成文。故能義貧而詞富，情寡而文繁。炫耀博學，誇張聲勢，大而無當，放而無歸，瓠落而無所容。於是六義大國，夷為三倉附庸；抒情之文，變作隸胥之錄。相如唱之，楊雄和之，猶然天下從風，斯文敝之始也。東京以還，此道更盛：京都之制，全無性靈。堆積為工，誕誇成性。而性靈亦為文詞所拘，未有發展，建安、黃初之間，曹王特出。子建之詩，直迫枚、李。仲宣之賦，大革漢風。浮詞去而氣質尚，上躋乎變風變雅之間，非捨本逐末之賦家所能比擬。誠文學界中一大革新，亦是文學一大進化。無如狂瀾方挽，迷塗又生。渡江而後，「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文學依附玄家，不能自立。謝容易以光景之文，斯足美矣。而乃「啟心閑繹，託辭華瞻、巧倚迂迴」，「晦澀費解」。以貴族之習氣，合山林之幽阻，不謂為文弊不可也。則有吟詠性情，反貴用事。天才短謝，物類乃崇。「崎嶇牽引」，「拘攣補衲」，「唯睹事類，頓失精采」。「大明太始中，文章殆同書按」矣。又如沈約制韻，「使文徒多拘忌，傷其真美。」性靈汩沒，不知其幾何也。簡文變古，淫艷當途。聲色使人目惡，盪情致人心亂。豈僅害於文章，亦大傷了世道。徐、庾承其流化，辭重情輕之倒置，積重難返矣。其於六代之中，「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獨辟致遠之境，不染斷辭之病，起江東之獨秀者，則陶潛其人也（以上略本鍾嶸、劉勰二家言及五代諸史傳論）。隋唐之間，清風乃振，煬帝、太宗皆有變古之才。而開元之間，李、杜挺起，除六朝之文弊，啟文囿之封疆，性靈大宏矣，降及元和，微之宮詞，婦人能解；香山樂府，全寫民情。革險阻而趨平易，舍小己以人群倫。又有昌黎、柳州，作范其間，除人造之儷辭，反天然之散體。論其造詣所及，柳則大啟後世小說家刺時之旨（唐代小說本盛，然柳州之旨，卻與當時蕪濫卑劣者不同），又為持論者示精確之準的。韓則論文論學，皆啟有宋一代之風化（別有詳淪），於駢體橫被一趾之際，獨不惜人之「大怪」。於是開元、元和之間，詩文俱革舊觀。言乎文情，靡靡者易為積健，拘文者易為直抒，辭重者易為情重。體漸通俗，市語人文，況述社會，略見端倪。言乎文體，又多有創作：七言、長風，至李杜始成體制，至香山乃能紀事。七律、排律雖不始於此時，而創作奇格，實出杜公。太白古樂府，尤復一篇一格，句法長短參差，競空前而絕後。又漢樂府之遺意，久已乖亡。晉宋以降，廟堂之制，則摹古不通；燕寢之作，則輕艷浮淺。唐世詞張而樂離，樂府之為用已不可存。太白、香山獨創新聲以應之，後世名之曰詞，遂成宋、金、元、明新文學之前驅，斯又足貴也。然則開元、元和之間，又為文學界中一大革新，亦是文學一大進化。曠觀此千年中，變古者大開風流，循舊者每況愈下。文學不貴師古，不難一言斷定也。歷觀楚漢至今二千年中文學升降之跡，則有因循前修，逐其末流，而變本加厲者。若揚、馬之承屈、景，南朝之承魏晉，北宋吳蜀六士之承韓公，皆於古人已具之病，益之使深，終以成文弊。又有不辟新境，全摹古人，若明、清二代諸家之復古，極其能事，不過「優孟衣冠」、而其自身已無存在之價值，更何論乎性情之發展？別有挾古人之糟粕，當風化之己沫，斷成新體，專制皮槨。如樊南之四六、歐王之宋駢，內心疲苶不存，豈有不枯薄者耶？至為曹王變古，獨開宗風。李、杜、韓、柳，俱啟新境。宋詞、元曲，尤多作之自我。唯其不襲古人，故能獨標後代也。凡此四格，因革備異，良劣有殊。宏治嘉靖復古之風，至今未斬。雖所託因人不同，其舍己則一。不以摹擬為門徑，竟以摹擬為歸宿。縱能希抗古人，亦僅為其奴隸（詞曲本宋元新文學，自明清復古家作之，亦復同流合圬），斯乘之最下者也。若夫刻其皮槨，逐其末流，一則徒辨乎體貌，一則流連而忘歸，亦非宏寶之塗也。此三者均未脫離古人，其能附驥尾而行以傳於後者，幸也。明清復古之文，尤少談之者。既無殊特之點，更無殊特之位置。而今之惑人猶復以步趨古人為名高，豈非大左乎？革新諸家，亦多詭詞復古。故太白則曰：「聖代復遠古，垂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