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詩三百》之爭論，以關於《魯頌》者為最少。以為《魯頌》是僖公時詩，三家及《毛詩》一樣，這正因為《詩》本文中已有「周公之孫，庄公之子」，「令妻壽母」（從朱於讀）的話，即使想作異說，也不可能。但三家詩以《魯頌》為僖公時公子奚斯所作，恐無證據。《宮》卒章說「寢廟奕奕，奚斯所作」，是《魯頌》頌奚斯，不是奚斯作《魯頌》。三家雖得其時代，而強指名作者，亦為失之。《詩三百》中，除《陳風》外，恐無後於《魯頌》者（《商頌》時代不遠），《魯頌》亦最為豐長。《商頌》既為襄公時物，宋襄卒於魯僖卒前十年，則《魯頌》《商頌》同代，而《魯頌》稍後也。《魯頌》擬《大雅》的痕迹顯然，反與《周頌》不相干，此亦可證《大雅》與《周頌》文詞之異，由於時代之不同，《魯頌》之時代近於《大雅》，故擬其近者；否則《魯頌》以體裁論，固應擬《周頌》不應偏擬《大雅》。《商頌》之時代，三家說同；《史記·宋世家》：「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薛君章句》亦然（《後漢書·曹褒傳》注引）。獨《毛傳》立異說，以為「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這一說與《魯語》合。《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這話是非常離奇的：第一，漢以前不聞有校書之事；第二，《國語》中無端出這一段《商頌》源流說，我們感覺不類。欲斷此文之為偽加，應先辨者三事。
《商頌》是宋詩
宋人自稱商，金文中已有成例（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左傳》中此稱尤多（詳見閻百詩所考）。至於《商頌》之不能為商時物，必為宋時物者，王靜安論之甚詳，王君說：
《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鄭於景山均無說。《魯頌》擬此章則云：「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則古自以景山為山名，不當如《鄘風·定之方中》傳大山之說也。按，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命，《水經注·濟水篇》：黃溝枝流「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此山離湯所都之北亳不遠，商丘蒙亳以北唯有此山，《商頌》所詠，當即是矣。而商自盤庚至於帝乙，居殷墟，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則造高宗寢廟，不得遠伐河南景山之木；唯宋居商丘，距景山僅百數十里，又周圍數百里內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廟，於事為宜，此《商頌》當為宋詩不為商詩之一證也。又自其文辭觀之，則《殷虛卜辭》所紀祭禮與制度文物，於《商頌》中無一可尋，其所見之人、地名與殷時之稱不類，而反與周時之稱相類，所用之成語並不與周初類，而與宗周中葉以後相類，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辭》稱國都曰商，不曰殷，而《頌》則殷商錯出；《卜辭》稱湯曰大乙，不曰湯，而《頌》則曰湯，曰烈祖，曰武王，此稱名之異也。其語句中亦多與周詩相襲，如《那》之「猗那」，即《檜風·隰有萇楚》之「阿儺」，《小雅·隰桑》之「阿難」，《石鼓文》之「亞箬」也；《長發》之「昭假遲遲」，即《雲漢》之「昭假無贏」，《烝民》之「昭假於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時靡有爭」，與《江漢》句同；「約錯衡，八鸞鶬鶬」，與《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葉以後之詩，而《烝民》《江漢》《常武》，序皆以為尹吉甫所作，揚雄謂「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無據矣。
按王君此說有三證：一、景山在宋；二、《商頌》中稱謂與《殷卜辭》不同；三、《商頌》中詞句與宗周中葉以後詩之詞句同。二、三兩證斷無可疑，一證則無力。蓋《鄘詩·定之方中》亦有「景山與京」之語，此詩乃衛文公成是丘時詩也。恐景山即是大山之義，未必是專名，雖此證未必有著落，然二、三兩證已足證《商頌》為宋詩而有餘矣。
《商頌》所稱不及宋襄公
王君斷定《商頌》為宋詩固是精確不移之論，然又以為是宗周中葉之時，以求合《魯語》正考父校於周太史之說，則由王君一往不取孔廣森、劉逢祿以來辨析古文經作偽之義，故有所蔽，不敢盡從韓義，不免曲為《魯語》說也。請申韓說。《殷武》初章、二章曰：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荊蠻稱楚，絕不見於《詩三百》，西周詩中稱伐荊蠻者數次，皆不稱楚，則荊楚之稱乃春秋時事，此是一證。西周之世，王室猶強，禮樂征伐，自王朝出，《大雅》《小雅》所敘各種戰伐事可以為例，斷不容先朝之遺，自整武威；故宋在西周，無伐楚使之來享於宋來王於商之可能：此是二證。《史記·楚世家》：
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小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商代立，曰熊延。熊廷生熊勇。……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熊霜六年卒……而小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敢。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為蚡冒。蚡冒……二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商代立，是為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六年伐蔡。……楚強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伯，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御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九年……晉果敗子玉於城濮。
由這一段看去，楚在周夷王時曾強大，後以厲王故，削其王號。大、小《雅》中所記「蠢爾蠻荊」「荊蠻來威」等語，皆是指厲王、宣王對荊用兵事。此後荊蠻頗衰，兄弟爭亂，幽王之亂，不曾乘勢以攻東周。數代之故，經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見《左傳》宣公十二年），至於熊通（武王），然後又北向以窺中國，歷剪南國，亡絕江漢舊封。至於晉文之世，息以周姻之侯，申以方伯之遺，竟為楚之戎卒，北戰晉宋矣。厲宣時之伐荊，既非宋之得而參與，而楚在武王文王前，亦無與宋接觸之可能，則宋之伐荊楚者，必為襄公，歷檢《春秋左氏》《史記》，斷斷乎無第二人也。此是三證。總之，西周荊不稱楚，西周伐荊乃王室事，周既東遷之後，宋楚接觸，至襄公始有之，是《韓詩》以《商頌》為襄公時作，太史公述《魯詩》亦然，皆不誣也。
或疑《殷武》之詞甚泰，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若核以《左氏》《史記》所載，宋襄公固未勝楚，霍之盟辱身，泓之戰喪師，幾乎亡國，晉文救之，然後不亡。若此湯孫為襄公，何至厚顏如此？答之曰：《詩》之語誇，一往皆然，即以《周詩》論，𤞤狁侵鎬，至於陘陽，臨渭濱矣（從王靜安所考，陘陽為秦之陘陽，非漢之陘陽）；徐淮侵周，迫雒京矣。而《周詩》所記南征北伐，只記反攻之盛，不言入寇之強。且《殷武》固一面之詞，《左氏》所記亦一面之詞。舊來《國語》應是晉三家將為諸侯或已為諸侯時之人所集，以晉楚等傳說為資料而成者。今如統計《國語》《左傳》時記事，晉最多，楚次之，魯又次之（《左傳》中關涉魯者甚多，然皆敷衍經文語，當非原有），晉楚間小國如周鄭等又次之，宋甚少，齊尤小。且《左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