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頌》大別分兩類：一、無韻的，二、有韻的。無韻的如《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此篇之禎字本祺字，故亦非韻），《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賚》《般》皆是，半無韻的如《我將》《桓》是，此外都是有韻的。這些無韻半無韻的，文辭體裁和有韻的絕然不同，有韻的中間很多近於《大雅》《小雅》的，若這些無韻的乃是《詩三百》中孤伶仃的一類。大約這是《詩經》中最早的成分了。
《國語》以其中之《時邁》為周文公作，大約不對，《昊天有成命》一篇已出來了成王。但這些和那些有韻的《周頌》及《大雅》總要差著些時期。近寫《周頌》說一篇，即取以代講義。
《周頌說》（附論魯南兩地與《詩》《書》之來源）
凡是一種可以流行在民間的文學，每每可以保存長久，因為若果一處喪失了，別處還可保存；寫下的盡喪失了，口中還可保存。所以有些並沒有文字的民族，它的文學，每每流傳好幾百年下去，再書寫下來，其間並不至於遺失。至於那些不能在民間流行的文字，例如藏在政府的，僅僅行於一個階級中的，一經政治的劇烈變化，每每喪失得剩不下什麼。這層事實很明顯，不用舉例。照這層意思看《詩》《書》，《詩》應比《書》的保存可能性大。若專就《詩》論，我們也當覺得最不容易受政治大變動而消失或散亂者，是《國風》；最容易受政治大變動而消失或散亂者，是《頌》。誠然不錯，在口中流傳並不若於竹帛之文詞，容易改變，但難得因一個政治大變化喪失得乾淨；若保存在官府的事物，流動改變固難，一下子掉了卻很容易。《周書》《周詩》現在的樣子好不奇怪！《周書》出於伏生者，只有號為「武王伐紂」的兩篇，即《牧誓》《洪範》，和關於周公的十多篇，從《金縢》到《立政》，成王終康王即位的二篇，以下還只有涉及甫侯的一篇是西周，此外皆東周了。何以周公的分量占這麼大？宗周百年中《書》的分配這麼不平均？再看《周詩》，《大雅》《小雅》《頌》中兩個大題目是頌美文武，稱道南國，二南更不必說。何以南國的分量占這麼多？宗周百年中《詩》的分配這麼不平均？這都不能沒有緣故吧？或者宗周的《詩》《書》經政治的大變動而大亡佚，在南、魯兩處，文之守獻之存獨多些，故現在我們看見《詩》《書》顯出這個面目來？
現在且就《周頌》說。《周頌》有兩件在《詩經》各篇中較不同的事：一、不盡用韻，二、不分章。王靜安君以此兩事為頌聲之緩，皆揣想之詞，無證據可言。且《魯頌》有摹《周頌》處，《商頌》（實《宋頌》）更有摹《魯頌》《周頌》處。《魯頌》《商頌》皆用韻，是「頌」之一體可韻可不韻。大約韻之在《詩》中發達，由少到多。《周頌》最先，故少韻；《魯頌》《商頌》甚後，用韻一事乃普遍，便和《風》《雅》沒有分別了。又《魯頌》《商頌》皆分章，且甚整齊，如《大雅》《小雅》；是《周頌》之不分章，恐另有一番緣故。若如王君聲緩之說，《魯頌》《商頌》之長又要怎麼辦？王君意在駁儀征阮君之釋頌義，所以把這兩事這樣解了，其實阮君釋頌不特「本義至確」（王君語），即他謂三頌各章皆是舞容，亦甚是。王君之四證中，三證皆懸想，無事實；一證引《燕禮記·大射儀》，也不是證據，只是憑著推論去，拿他所謂禮文之繁證其聲緩。《儀禮》各儀因說得每每最繁，不止於這一事，且由禮繁亦不能斷其聲緩，蓋《時邁》一章奏時無論如何緩，難得延長三十四節，若必有這麼一回事，必是夾在中間，或首末奏之。又由聲緩亦不能斷定它不屬於舞詩。阮君把頌皆看做舞詩，我們現在雖不能篇篇找到它是舞詩之證據，但以阮君解釋之透徹，在我們得不到相反的證據時，我們不便不從他。因為頌字即是容字，舞乃有容，樂並無容，何緣最早之「頌」即出於本義之外？所以若從阮君釋頌之義，便應從阮君釋頌之用，兩件事本是一件事，至少在《周頌》中，即頌體之開始中，不應有「觚不觚」之感。現在細看《周頌》，實和《大雅》不同，《大雅》多敘述，《周頌》只是些發揚蹈厲之言，只到《魯頌》《商頌》才有像《大雅》的。金奏可以敘述，舞容必取蹈厲。若是《周頌》和《大雅》在用處上沒有一個根本的分別，斷乎不會有這現象的。
《周頌》在用韻上和《魯》《商》兩頌的分別應該由於先後的不同，《周頌》在詞語上和《大雅》的分別應該由於用處的不同，若《周頌》的不分章又該是由於甚麼緣故呢？我想《周頌》並非不分章。自漢以來所見其所以不分章者，乃是舊章亂了，傳經者整齊不來，所以才有現在這一面目。有三證：《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本年。』」我們用《左傳》證《詩》有個大危險，即《左傳》之由《國語》出來本是西漢晚年的事，作這一番工作者，即是作《古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之說者，其有意把它們互相溝通，自是當然。但《國語》原書中當然有些論《詩》《書》的，未必於一成《左傳》之後，一律改完，所以凡《左傳》和《毛詩》《周官》等相發明者，應該不取，因為這許是後來有意造作加入的材料；凡《左傳》和《毛詩》《周官》等相異或竟相反者，應該必取，因為這當是原有的成分，經改亂而未失落的。宣十二年這一段話和《毛義》不同，這當然不是後來造作以散入者。這一段指明《武》之卒章、三章、六章，此是一證。現在看《周頌》各篇文義，都像不完全的，《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或及《烈文》合起來像一事，合起來才和《顧命》所說的情節相合，此種嗣王踐阼之儀，不應零碎如現在所見《周頌》本各章獨立的樣子。又《載芟》《良耜》《絲衣》三篇也像一事，《載芟》是耕耘，《良耜》乃收穫，《絲衣》則收穫後燕享。三篇合起有如《七月》，《絲衣》一章恰像《七月》之亂，不過《七月》是民歌，此應是稷田之舞。又《清廟》以下數章，尤其現出不完全的樣子，只是它們應該如何湊起來，頗不易尋到端緒。此是二證。《魯頌》《商頌》雖然有演變，然究竟應該是繼續《周頌》者，果然《魯頌》《商頌》無不是長篇者，若把它們也弄得散亂了，便恰是現在所見《周頌》的面目。此是三證。外證有《左傳》宣十二年所記，內證有文義上之當然，旁證有《魯頌》之體裁，則《周頌》之本來分章，當無疑問。舞為事節最繁者，節多則章亦應多，乃反比金奏為短，不分章節，似乎沒有這個道理。至於在《詩三百》中《周頌》何以獨零亂得失了節章，當因《頌》只是保存於朝廷的，不是能「下於大夫」的，一朝國家亡亂，或政治衰敗，都可散失的。《國風》固全和這事相反，即《大雅》《小雅》也不像這樣專靠朝廷保存它的面目的。
如上所說，《周頌》不分章由於舊章已亂，傳它的人沒法再分出來，然則我們現在在《周頌》中可能找出幾件東西的頭緒來？可能知道現在三十一章原來是些什麼東西零亂成的？答曰：《周頌》零亂了，可以有三件事發生：一、錯亂，即句中之錯亂，及不同在一章之句之錯亂；二、次序之顛倒；三、章節之亡失。孟子引《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之下，尚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此語見《大雅·思文》篇中，「莫匪爾極」下乃「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兩句，不知誰是錯亂者，或俱是經過錯亂的。宣十二年傳，《武》之三章有「敷時繹思，我徂唯求定」，《武》之六章有「綏萬邦，屢豐年」，今《桓》在《賚》之前。至於各章不盡在三十一章，別有遺失，恐怕更不能免的了。所以若求在這三十一章中尋出幾個整篇來，是做不到的。但究竟是哪些篇雜錯在這三十一章中，還有幾個端緒可尋。
其一曰《肆夏》。《左傳》宣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今在《時邁》，他章無可考。後來樂名《夏》或《大夏》者，恐是由此名流演。
其二曰《武》，或曰《大武》。《左傳》宣十二年記其卒章、三章、六章中語，今在《武》《賚》《桓》三章中，他章無可考。據《左傳》宣十二年語，《武》乃克殷後作，所紀念者為武成之義，故庄王於此推論出《武》之七德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武》為儒者所稱道，在儒家的禮樂及政治的理論中據甚高的地位。王靜安君據《樂記》所記之舞容，從《毛詩》之次敘，把《大武》六章作成一表，其說實無證據，現在先錄其表如下：
他事不必論，即就舞容與舞詩比較一看，無一成合者，王君於六成之數每成之容，是從《樂記》的，於次敘是後《毛詩》的，但《毛詩》《周頌》之次敘如可從，何以王君明指之六篇別在三處，相隔極遠？故《毛詩》次序如可從，王說即不成立，《樂記》的話如可據，則《武》之原樣作《樂記》者已不可聞，他明明白白說：「有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