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們拿到《江城》的簡體中文版，翻到我寫下的這些文字時，希望你們跟我一樣正在享受社會的平安與寧靜，比如，春節大假里與家人的一次團聚，三四月間里曬上一會兒明媚的午後暖陽，或者是在驕陽似火的盛夏季節里享受一杯難得的清茶冷飲……可它的作者註定要暫時忘掉這一切，在紛亂不已的沙漠古都開羅開啟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之旅。
何偉（本書作者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就是這樣一個人，總會有異於常人的思維和行動。1996年8月底，我在成都看到他的資料，得知他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和牛津大學讀書，並取得文學碩士學位，卻要來到當時仍顯閉塞的涪陵與我們一起從事教學工作，當即覺得有些意外。因為當時四川省的很多高校都成為了接受「美中友好志願者」志願人員的項目院校，除了成都市內布有數量不等的項目院校，離成都比較近便的綿陽市、樂山市等地都有項目院校可以接納他們的志願人員，而當時的涪陵師範專科學校是這些項目院校中離成都最遠的一個。正如何偉所說，涪陵不光地勢偏僻，就連路過此地的外國人也都十分罕見。那麼，作為一個外國人還願意來此工作的話，他的腦子不是進了水，也一定是被門框給夾扁了。這樣的疑問不僅困惑過我，更是讓很多涪陵人一度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還好，隨著國內各大媒體對何偉的高度關注，大家終於知道了他選擇來此的初衷和想法，這裡不只地處偏僻，上級領導難得下來檢查工作，而且遠離中心城市，依然很好地保留了淳樸的民風，是他觀察中國、描寫中國的極佳位置。
涪陵的很多人都認識何偉，因為他跟很多來中國生活的老外不一樣。正如我曾經在台灣地區出版的繁體中文版《消失中的江城》的序言《難忘的江城過客》中寫到的那樣，「也許由於這個非常中國化的名字，也可能因為其喜好交際且為人豪爽的性格，他在涪陵期間深入社會各階層，廣交朋友，對中國尤其是西南地區長江沿線的社會文化和風土人情，做了深入的觀察和了解，為以後的創作積累了大量豐富的素材。」如果說讀者已經通過《尋路中國》知道了魏子淇這個名字，那麼《江城》將要帶給大家的則是何偉在涪陵期間結識的朋友黃小強。前兩天，當我在電梯門口偶爾碰到黃小強的時候，我首先想起的依然是他曾經開過的名叫「學生食家」的小麵館。這個只有幾張桌子的小麵館是何偉和他的搭檔梅爾康解決伙食的地方，門口是來來往往的車輛揚起的粉塵，店內的地板上也許就是哪位食客扔下的餐巾紙，但這一點兒也沒有妨礙何偉把黃小強和他的一家人當成至交來看待。黃小強知道自己被何偉寫進了一本書里，但他「看不懂」那本厚厚的英文小說，台灣的譯本大概也還沒有讀過，所以他並不完全明白自己到底被寫成了什麼樣，也就只好依然帶著笑容聽別人的描述和揣測。
何偉的父親曾經在1997年底來過涪陵。他來何偉上課的教學樓、教室和辦公室參觀的時候，我正好課間休息，便跟他坐著寒暄了一陣。十幾年過去了，我們聊了些別的什麼，我已經記不起來了，但這些年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他說他對自己的兒子很有信心。他很肯定地對我說，他的兒子有朝一日會成為家喻戶曉的知名作家。我一直記得他說的這句話，但也一直有些將信將疑，以為不過是美國人的自負而已。《江城》的英文版出來之後，我試著把何偉父親曾經說過的話告訴過很多讀者，但國內讀者對他真正的認可也許是在《尋路中國》出版之後。不過，何偉很早就用《江城》的英文版向國外的讀者印證了他父親早年的判斷。還是在2006年的時候，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大學就指定《江城》作為學生了解中國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必讀書目，該大學至今仍有讀了《江城》之後對涪陵充滿嚮往、對何偉充滿崇拜的雙重粉絲。
台灣久周出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跟代理人洽談版權引進事宜期間，何偉曾經推薦我做該書的翻譯工作。久周出版在經過綜合考量之後，覺得大陸譯者翻譯的文本未必能夠讓台灣讀者看得真切明白，最終選擇由對台灣讀者的閱讀習慣能把握得更妥帖的吳美真女士進行翻譯。不過，吳女士對何偉在《江城》里提到的人和事完全一頭霧水，而其中的地點、人物和事件多數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有些甚至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上海譯文出版社購得《尋路中國》的版權之後，旋即又取得了《江城》的簡體中文版權，並直接交由我來擔任翻譯工作。
實際上，這並不是我第一次跟《江城》的翻譯事宜有瓜葛了。《江城》英文版出版之後，作為小說主人公的涪陵人自然被激起了強烈的閱讀慾望，誰都想一探究竟，何偉這麼一個美國人到底是怎麼看待這個地方的。地方上的領導們把這事兒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層層轉交到了我的手上，要我在最短的時間內拿出中文譯稿。時間緊張，任務繁重，我和我一幫同事一個月就翻出了大概。不過，那個時候是我們一幫人的譯本，又沒有現在的計算機這樣方便地進行校對和檢查，可能連前後的人名都有些張冠李戴。好在我們一群譯者誰也沒有拿到過最後的譯本，上面是否署了名也不清不楚，甚至有限的印數現在流落到了民間的哪個角落也完全沒有人說得明白。後來，我跟何偉很正兒八經地提過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江城》，他可能是智慧比我多，也可能是還有別的什麼考慮，總是顯得那麼不緊不慢。實在推不掉了，他就對我說，你去找出版社吧，我可以很便宜地賣給他們。所以，我也曾經向好幾家出版社的領導們寄去過《江城》頭幾章的譯文樣稿，只是最後都石沉大海。
《尋路中國》出版之後，讀者們對何偉深邃的觀察能力和高超的敘事技巧給予了充分肯定，也有讀者把這本書的暢銷和火爆部分地歸功於譯者的認真，以及恰如其分的再加工水平。對此，我一方面覺得這是我沾了一點點跟何偉是朋友的光，另一方面也覺得這是廣大讀者朋友對我的抬愛，同時也是對我在《尋路中國》這本書上投入的巨大精力的一種認可。翻譯《尋路中國》的過程中，我查證過很多資料，跟魏子淇通過電話，跟郭眯眯電郵溝通過，訪問過「格雷電氣」的網站，等等。有讀者說，《尋路中國》的人物之一魏子淇應該吃的是「榆錢面」，因而怪我把它譯成了「榆樹面」，顯得不夠嚴謹。實際上，魏子淇告訴我，他們吃的就是榆樹面，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榆皮面」，因為那實際上是把榆樹的樹皮剝下來搗碎，再摻合著玉米面做成粉條，是艱苦年代裡難得吃到的美味呢。在《江城》的「白鶴梁」那一章，何偉記述了數段題刻的具體內容。但因為年代久遠，涪陵本地編輯出版的好幾種資料中，那些題刻都顯得模糊難辨。我把電話打到了涪陵白鶴梁水下博物館黃館長的手機上，他一聽我要求證白鶴樑上的題刻，當即問我是哪一段。我說是公元971年，也就是北宋開寶四年那一段，他立馬脫口而出：「據左都押衙謝昌瑜等狀申：大江中心石樑上，□□古記及水際，有所鐫石魚兩枚。古記雲：唐廣德□□春二月次歲甲辰，江水退，石魚出見，下去水四尺。問古老，咸雲：江水退，石魚見，即年豐稔……」我繼而向他求證公元1333年，即元至順癸酉那一段，他同樣十分熟練地背誦道：「涪陵誌，江心石魚出則大稔。予守郡次年始獲見，率僚友來觀……」同時跟我詳細地解釋了「左都押衙」、「守郡」等是些什麼性質的官銜，其中的專業和敬業不言自明。正是何偉描述到的人物角色們這種耐心、細緻而又極為嚴謹的解釋帶給我一種基本的驅動力，我沒有理由把何偉精細的觀察和雅緻的敘述、以及那些故事主角們鄭重其事的解疑釋惑、還有讀者們的滿心期待加以任何形式的懈怠和輕慢。說到《江城》的寫作過程時，何偉說他本沒有必要寫得那麼快，但他對涪陵的記憶催促著他加快動作，因為他擔心他「對涪陵記憶的即時感很快就要消失殆盡」。何偉這個「江城過客」尚有如此「覺悟」，我這個「江城常住民」自當出於其右。
《江城》的英文版出版以來，總有許多人慕名而來涪陵，特意到何偉曾經任教的「涪陵師專」（這總會讓我想起他用涪陵人耳熟能詳的椒鹽普通話在「師專」這個名稱後面加上很重的兒化音）來尋訪一番。這麼多年過去了，境外的大小書報攤上依然能夠買到《江城》不同時期的英文版，總也有來華留學、商務、旅遊的洋面孔拐彎抹角地向我打聽何偉當初在涪陵工作時的點點滴滴。而國內的讀者更是一直在期盼《江城》有一天能夠被譯成簡體中文，以滿足好大一部分人的好奇心和閱讀需求，上海譯文出版社及時引進版權，終於了卻許多人多年來的一大心愿。
何偉在2001年重返涪陵的時候，敏銳地注意到他送給我的《江城》英文版初版被很多人傳閱過，以致上面布滿了茶漬、手印，連封皮也都起毛了。十餘年間，他沒有看到當初那本書在涪陵被更多的人借閱過，談論過。但是當他下次再回到涪陵的時候（也許是在未來的五年間，也可能是在五年後他攜著夫人——美籍華裔作家張彤禾，以及一對雙胞胎女兒回到涪陵長住的時候），希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