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了《江城》的初稿。我沒有必要寫得那麼快，因為既沒有合同，也沒有交稿期限約束我。離開那麼長時間之後再回到美國，我本應該好好享受一番的，但我每天都很早就動筆，很晚才收工。我對涪陵的記憶催促著我加快動作，因為我擔心我對涪陵記憶的即時感很快就要消失殆盡。同時，未來也驅使著我： 對於這樣一座即將迎來巨變的城市，我希望能夠把我對她的印象記錄下來。
在過去二十年，那樣一種轉型變化的感覺——接二連三、冷酷無情、勢不可擋——正是中國的本質特徵。很難相信，這個國家曾經完全是另一種模樣，19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說，中國人是一個「永遠停滯的民族」。時至今日，再也找不到比這更不確切的描述了。作為一個作家，他手裡的筆頭跟不上變化的步伐成了他的挑戰之一。在《江城》的第一頁，我這樣寫道：
涪陵沒有鐵路，歷來是四川省的貧困地區，公路非常糟糕。去哪裡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裡也不會去。
到2001年，也就是本書出版的時候，一條通往重慶的高速公路通車了，基本上再也沒有人坐船經長江去涪陵了。一條鐵路也正在修建之中。這座城市在飛速發展著，而來自即將被三峽工程淹沒的低水位城鎮的移民們是其中的誘因。之前開過一家小麵館、我曾經常常在那裡吃飯的黃家人開起了一家網吧。我的學生們分散到了全國各地： 西藏、上海、深圳、溫州。但這些都沒有寫進《江城》——永遠停滯的正是這本書。
1999年春天回到中國之後，我至少每年回一次涪陵。這幾次旅程比以往容易多了，既因為有了高速公路，也因為我在北京從事寫作的新生活給了我更多自由旅行的空間。通常，我會先拜訪涪陵，然後沿著長江順流而下，來到三峽的腹心地帶。
我在「和平隊」服役的那幾年，三峽大壩一直顯得十分抽象——既像一個模糊的承諾，又像一個遙遠的威脅。但我每次回去的時候，它都一點點地顯得可以捉摸了。到2002年，移民工作已經開始實施了，那片土地上已經截然地形成了過去和未來的分界線。靠近河岸的地方，古老的江邊村鎮沒有得到絲毫改善。哪怕全中國上下都在進行著瘋狂的建設工作，在這些水位上升註定要淹沒的地方修建什麼東西都不會具有絲毫意義。這些低水位的移民區域任由破損衰敗，直至所有東西都無人理睬： 殘破的磚頭、骯髒的瓦片、污濁的街道。跟這些註定要消亡的城鎮形成對比的，是那些嶄新的城鎮，雄踞在俯瞰長江的山坡上，鑲著白色瓷磚的建築物鱗次櫛比。只要乘船順長江而下，我只需一眼就能看出這一片土地演進的歷史，呈一連串的水平帶狀分布： 黑色的沿江移民區屬於過去，一溜溜綠色的農田即將沉入水底，一連串高踞的白色建築物展望著未來。
2002年，我做了大壩建成之前的最後一次旅行。我跟一個朋友帶著帳篷和睡袋，沿著長江岸邊一百多年前開鑿出來的古老棧道上了路。天氣很好，而那些棧道更是扣人心弦。它們時而高踞於長江之上，垂直俯瞰三十多米之下的江水。每走過一米，我都這樣對自己說： 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這條棧道。
我們溯江而上悠閑而從容地旅行著。沿著棧道走了一個星期之後，我們進入了正在被拆除的沿江移民區。巫山的舊城區剛剛被拆除，我在一片瓦礫之間穿行，拾荒者們撿拾著一切可以用於變賣的物件——磚頭、電線、玻璃、木頭、釘子、窗框。幾個人正在圍著一個火堆烤火，四周就是一棟大樓的斷垣殘壁。隨即，我認出了毀滅殆盡的一個標牌。他們烤火的地方原來是紅旗旅館的接待大廳，我在1997年第一次順江而下的時候，曾經下榻於此。
所有我喜歡的沿江小城都已經處於不同程度的拆毀階段。大昌拆了四分之一、培石已經成了過去、大溪拆遷完畢。有時候，我會從拾荒者們曾掃蕩過的村子裡穿行而過。這時，我會默默地琢磨著他們所遺留下來的各種物品。在大溪，我發現了一幅帶框的富士山風景照，前景中滿是盛開的櫻花。在青石，我步行途中經過了一張堆滿物品的紅色椅子、一個廢舊的籃板圈，以及一塊殘破的石碑，其上的題刻竟可以追溯至上世紀初。有一座房子——屋頂和窗子都已經拆除了——依舊大門緊鎖。在培石，我從一對夫婦那裡買了些礦泉水，他們那臨時性的窩棚全是用撿拾來的門窗框搭建而成。那可能就是道家思想的一道謎題： 住在一間由門搭成的房間里，究竟意味著什麼？
等我來到涪陵，她的老城區就要拆毀殆盡了。山坡上到處密布著新開工的建設項目，繞城而建的巨型堤壩也快要完工。在烏江的對岸，涪陵師院也在經歷著擴展和變化。老幹部們紛紛退休，新聘請的門衛對老外也開明了許多。阿爾伯特——也就是迎接我和亞當到來的那個友善的年輕人，現在當上了英語系的系主任。當我去他的辦公室拜訪他的時候，他拿出了一年前我送給學校的《江城》的精裝本。
「你看，好多人都讀過這本書了，」他說道。書的封套已經撕破，還沾上了茶漬，邊角也已經磨平。幾個頁面上髒兮兮的灰色手指印赫然在目。我把書拿在手裡，感到沉甸甸的——這儼然一件老古董啊。我是怎麼寫出這麼古舊的東西的啊？
在某種程度上，變化的步調似乎令當地人對這本書感覺自在了許多，他們曾經生活的那個世界彷彿已經遠去。我的輔導老師孔老師花一個暑假讀完了這本書——藉助詞典、一字一句，因為他幾乎不會英語。他告訴我，讀到很多章節的時候，他都笑個不停，因為那讓他想起了曾經的美好時光。拜訪期間，師院的幹部在當地一家餐廳設宴招待我，他們對我關於昔日宴會的描述揶揄不已。「我們現在不會讓你喝得太多了，」其中一個幹部說道，「你在書里說我們經常勸你們喝酒。」
「沒事兒，」我說道。
「我們再也不會那麼做了！」另一個幹部說道。這時，不知誰冒了一句：「還要不要來點白酒？」
一連幾天，我在城裡穿行著，不停地拜訪舊時老友。在銀行，我看見了錢曼麗，我在涪陵的兩年期間，跟這位年輕漂亮的女子曾有過唯一的一次「約會」。那實際上只是一個很短暫的插曲而已： 見面一個小時之後我才發現，她已經結婚了。現在，她有了一個兩歲大的孩子。我每次回涪陵的時候，她都會把同樣的話說上一遍。
「你都認不出我了，是吧？」她問道，「我比原來胖了。」
我回答道：「你還是原來那樣啊。」
「要說實話，」她問道，「我胖了，對不對？」
筆下的人物變胖了，作者有什麼辦法呢？「你看起來不錯，」我就只說了這麼一句。
三峽大壩一期工程完工，船閘終於關上之後，我回到了巫山。當時是2003年6月。在《紐約客》雜誌上，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一個家庭面對江水上漲時的種種反應。他們一直等待著，終於在江水上漲之前把地里的蔬菜收割回來：
2003年6月7日
早上六點十三分，周家人把一台電視機、一張書桌、兩張餐桌、五把椅子全部搬到路邊的一塊南瓜地里之後，我在江邊豎起了一塊磚頭。在新繪製的巫山城區圖上，這一片水域叫做滴翠湖。但湖還沒有出現，地圖就已經畫好了。實際上，這裡的水域一片渾黃，所謂的湖也就是長江上的一個小水灣，數個星期以來，它的水位一直在不斷地上升著。周繼恩又從他家的竹棚屋裡出來的時候，背上背了一隻木柜子。他個子矮小，但他的妻子長得很漂亮，養育著兩個年幼的女兒，一直以來都居住在龍門村。新繪製的地圖上已經沒有了龍門村。緊接著，周家的一個朋友背著東西走了出來，其中的物品有他們家那一隻電池鬧鐘。鬧鐘上的時間跟我的腕錶一致，大約是六點三十五分。磚頭四周的江水已經上升了五十毫米。
看著江水上漲就如同看著鬧鐘時針的走動： 幾乎察覺不出來。既沒有明顯的水浪，也沒有奔流的水聲——但每過一個小時，江水就會上漲十五厘米。這樣的運動和變化似乎來自江水內部，在一定程度上，對於正在不斷後退的岸上那些生物而言，這成了一個謎。甲蟲、螞蟻、蜈蚣紛紛從江岸邊四散逃竄。江水快要淹沒那塊磚頭的時候，幾隻昆蟲瘋狂地爬上了乾燥的頂部。眼看著它們的小島就要沒入水中，昆蟲們不顧一切地逃離了。
一個多星期的時間裡，江水以每小時接近六英寸的速度不停地上漲著。那個過程引人入勝，直至相機焦點越來越清晰，鏡頭越拉越近，出現了分針、秒針、磚頭、昆蟲。等這一切都結束之後，我坐船離開了巫山，長江已經變成了一座湖。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回去過。我沒有故意計畫成那樣子，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一再推遲。也許是因為我想寫完手裡的第二本書，而我擔心重回故地會令我分神。也或許三峽大壩的最終建成多少令我感到有些傷感。
不過，我也認識到了身在異鄉——尤其在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