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學期快要開學的時候，我的父親來看我了。自從來到中國以後，我一直沒有見過家裡人——妹妹安吉拉除外，她不住地給我父親打氣，他才終於鼓起勇氣來中國走一趟。我的媽媽決定待在家裡。
我去重慶機場接到了我父親。我們在碼頭附近一家對中國人開放的旅館裡住了下來，因為我覺得沒必要多花四倍的價錢去住專為外國人開放的賓館。那天晚上，旅館的服務員往房間里打了兩次電話，來房間里看了兩次，每次都說是要查驗我們的護照。每騷擾一次，我本已深受時差之苦的父親就害怕一次，我則盡量給他解釋，服務員也許只是好奇而已。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我們坐慢船順流而下回到了涪陵。結果，跟住旅館一樣，這成了我的嚴重失算，我們本該乘坐水翼飛船，這樣就能把乘船時間縮短一半。我本以為父親想體會一下江上生活的滋味，可五個半小時的滋味實在不好受，九點鐘的慢船擠滿了到武漢找工作的四川人，他們像傷兵一樣橫七豎八地躺在過道上，要麼抽煙，要麼睡覺，要麼隨地吐痰。船上十分擁擠，根本沒辦法走動。江面上大霧籠罩，根本無法欣賞風景。我的父親坐在船艙里直打哆嗦，好不容易熬到了涪陵。
到了碼頭上，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我終於找到一輛計程車，他願意以十五元的價格把我們送到師專。計程車上瀰漫著宏聲香煙的氣味。跟往常一樣，我們乘坐的這輛計程車因為意想不到地搭載了外國人而大受鼓舞。他開著計程車從市中心疾駛而過，兩邊的行人被快速地甩在了後邊。我們好不容易開上了烏江大橋，深深的河谷里流淌著碧綠的江水。父親將座位邊上的門扶手緊緊地抓在手心裡。大橋的護欄一閃而過。計程車的馬達吼得震天響。
「他為什麼——」父親問道，「老是要摁喇叭？」
整整兩天的時間，我父親在涪陵怎麼也睡不著。噪音、灰塵、語言、無盡的人潮、街上的喧鬧——這全都讓他無法承受。夜晚，他睜大眼睛躺在床上，耳朵里滿是江上傳來的汽笛聲。我花一年半才適應了這個城市的一切，他現在卻只有十天的時間。
他總要在大負荷的體育鍛煉中才能感到些許安慰——身為五十六歲的老人，他每天依然要進行十六公里的跑步練習，我也覺得這是他緩解失眠癥狀的最好辦法。畢竟，我剛來涪陵的時候，跑步這項十分單調的活動對我具有很好的鎮靜作用。於是，那兩天，我帶著他長跑到了插旗山頂上，然後再進入崎嶇的山巒之中。我們一跑而過的時候，農民們總會停下腳步，盯著我們看上好一陣子。我們每天跑接近二十公里的路程，我還要確保自己的步伐夠快。
還真管用——兩天之後，他就能安然入睡了。但他的鼻涕流個不停，嗓子也感到十分乾燥，他往水槽里咳出來的儘是煤塵。在涪陵接下來的日子裡，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竇上了火，也病倒了。我父親只好建議我們不要跑步了。
那十來天，也許是我在中國感到最漫長的一段時間。我看到的彷彿就是我頭一年經歷的翻版，經過了剪切、接合，然後硬生生地塞進了十天的時間裡——全都是對這座城市的恐懼、厭煩、迷戀和好奇，這一切在一周多的時間裡對我父親進行了狂轟濫炸。我很難預測，下一個困擾我父親的是什麼東西，因為我已經在涪陵生活了很長時間，根本無法從外來者的角度去看待這一切。在我看來非常舒適的慢船，卻可能讓他感到惶恐不已，而我擔心的其他問題，例如辛辣的食物，卻絲毫不是問題。跟身處世界各地的和平隊員一樣，我感覺到父親的來訪成了一次全面的展示：突然之間，我才發覺，我已經學會了那麼多東西，也忘掉了那麼多東西。
到了第三天，他已經比較適應外面的噪音和空氣了。那之後，我們在城裡一連步行了數個小時。我們觀看了街頭郎中替一位農民施行腳部手術，觀看了幾位鐵匠在鐵砧上捶打出一把把鐮刀，還觀看了正在觀看我們的幾位棒棒軍。我們去蘭州拉麵館觀看了那個人用手工拉出麵條。我們到市場里閑逛了一圈，看人們剖劃剛從農民的水塘里撈起來的一條條黃鱔。一天早上，我們無意中來到了老城區的一個小鋪子門前，有人正在用骯髒的刷子清洗注射器，我們也停下腳步觀看了一陣子。
「這都是醫院要用的，」當我問他那麼干有何用處時，那人朗聲說道。
「大醫院用嗎？」
「對呀，大醫院要用！」
那正是我遇到醫療急救時必須要去的地方啊。「他們會重複使用這些針頭嗎？」我問道。
「當然啦！」
我把一切都翻譯給我父親聽。我給他講了那些宣傳標語的意思，還介紹他認識我在城裡面遇到的那些熟人。他跟黃小強，以及「學生食家」那一幫人見了一面，跟公園裡的服務員們見了一面，也跟經營燒烤的攤主們和那位十歲的擦鞋女見了一面。我把他介紹給了我在茶館裡結識的朋友們，就在我們起身離開的時候，街對面的髮廊里跑出三位小姐，對著我大聲喊叫：「霍偉！霍偉！霍偉！」
「她們在喊什麼？」我爸爸問道。
「她們在喊我的中文名字。」
幾個小姐一邊哈哈大笑，一邊大叫著我的中文名字。她們的臉上畫著濃妝，頭髮也染了色。其中一個正在抽煙。
「吼啥子？」我用中文跟她們說道。
「我們在喊你嘛。」其中一個人回答道。
「做啥子嘛？」
「我們要你過來一下。」
「你們怎麼曉得我的中文名字呢？」
「李佳麗告訴我們的，她是我們的朋友。」這位小姐說完，她們全都哈哈大笑起來。
「我要走了。」我說道。
我們走到街上的時候，她們又大笑起來。我爸爸回頭看了一眼，問道：「她們是些什麼人？」
我估摸著，要衝淡對茶館的這次拜訪，去一趟教堂不失為好主意。我們見到了李神甫，跟他在客廳里聊了起來。他跟我爸爸說話的語氣十分恭敬，我則擔任了他們之間的翻譯。我提醒他，神甫仍然可以用拉丁語做彌撒。
「告訴他，我曾經在別人用拉丁語做彌撒時當過聖壇侍者。」我父親吩咐道。李神甫點點頭，說涪陵再也沒有人聽得懂拉丁語了。我問父親，他是否還記得彌撒的傳統儀式，他點了點頭。
「以聖父，」他用拉丁語說道，「聖子，聖靈之名。阿門。」
「讓我進入上帝的聖壇，」神甫用拉丁語回應道。
「向上帝致意，他將快樂賜予年少的我，」我父親說道。
其後的幾分鐘，他們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地進行著彌撒儀式。我做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翻譯，一時很不適應啞口無言地坐在那裡聽著他們說個不停。兩個人我都十分熟悉，但他們之間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明白。神甫講的拉丁語帶有四川口音，我父親講的拉丁語則帶有美國腔。他們之間的交流十分刻板，極其正式，但又十分明顯，這樣的對話改變了他們對彼此的一些看法。交流完畢，李神甫依然處在忘我的境界，用四川話直接跟我父親說起話來，就好像他聽得明白似的。不過，就在我們出門離去的時候，他又說了一句拉丁語：「願主與你同在。」
「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我父親說道。
我們到涪陵南邊的高山上露營，其中包括海拔兩千多米的金佛山。那個地方非常漂亮，我和亞當之前曾經去過那裡。除了「三線建設」——也就是毛澤東為了防禦美國的核威懾而對中國的國防工業進行的重新布局——鼎盛時期搬遷至此的幾座老軍工廠和基地之外，這一地區根本沒有人開發利用過。鄧小平在1980年宣布取消這一工程計畫，涪陵等地的較大型工廠已經轉成了民用，但偏僻之地的小型工廠只能一棄了之。這些地方的交通十分不便，轉民用很划不來。再說，修在這些地方的工廠質量也非常差。即便在該計畫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裡，很多工廠也是快乾加蠻幹，要不了幾年又得推倒重建。
在去金佛山的路上，我和父親在一條深谷里步行了一段路，一路上到處都是空置的倉庫和廠房，只剩一片片斷垣殘壁，斑駁的牆壁上那些二十年前塗刷的標語依稀可見：
備戰備荒為人民！
寂靜的山谷里，殘破的牆壁足以昭示，當初的建設工程進行得如何倉促。然而，再也沒有人來朗讀這條標語了，建築工人們要麼回了重慶，要麼回了涪陵，反正是來自哪裡就回到了哪裡。整個山谷里，只有我和我父親行走在為了應對美國的原子彈而匆忙建起來的斷垣殘瓦之間。
我們露營了兩個晚上，還爬到了石灰崖壁上一個很深的山洞跟前。洞口本是天然形成的，但不知為了什麼不為人知的軍事用途——也許是軍需庫，也許是彈藥倉，有人把它又擴大了許多，還修了一條長長的隧道，直通到金佛山山體的最深處。一片黑暗之中，我們借著手電筒的光亮跋涉了四百多米的長度，又從大山的另外一面鑽了出來。順著北坡下去是一片片稻田，有一條道路返回涪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