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涪陵，錢對我來說不太重要。我每個月的收入有一千元，而中國城鎮家庭的人均收入只有四百三十元，如果按照官方兌換率一美元兌換八點幾元的話，只相當於五十多美元。在農村地區，每個月的人均收入只有一百七十五元，但農民們可以省下不少錢，因為他們吃的食物都是自己種植的。
我的薪水相對較高，只要我不做太多的旅遊，這點錢用起來還是相當舒服的。到重慶的水翼飛船船票售價八十元一張，不過，你也可以只花費二十四元坐通宵慢船，這樣能夠省下不少錢，而這也是當地大多數人的出行方式。第一年，我總是乘坐慢船逆水而上，直到有一天晚上，一隻老鼠趁我睡覺的時候跑過我的頭上。
我醒過來，打開了電燈。整個船艙里全是老鼠——長江上的老鼠個頭肥大，呈深褐色，拖著長長的尾巴。它們在地上到處亂竄，在人們的行李包里鑽進鑽出。其中一隻爬到了下鋪一位熟睡的婦女身上，這位蓋著被子的婦女翻了個身，並沒有醒來。我對著這群老鼠看了一會兒，最終離開了那間船艙。
整整一夜，我坐在外面的甲板上，聽著江水流過的嘩啦聲。我想到了坐這趟船省下的錢，總共只有五十多塊，相當於七美元。從那之後，需要往上游出行的時候，我總是寧可多花一點錢乘坐水翼飛船，不過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我在重慶有一些朋友，但除此之外，我也沒有什麼興趣去那裡。大多數情況下，我都不怎麼出行。
如果僅呆在涪陵，我要把每個月的錢用完還很有難度，而那正是我給自己定下的目標。存錢完全沒有必要。如果精打細算一點，我每個月可以省下三百元，一年就可以省下三千多元，相當於四百美元呢。在「美中友好志願者」服務有個最大的好處，薪水本來就不多，存錢毫無意義，而我在涪陵的日子既簡單又便宜，完全無需為開銷而擔憂。在一定程度上，那是我最富裕的一段時期，因為那些錢如同玩具鈔票，我可以什麼都不用操心。
在城裡閑逛的時候，我浪費了不少錢，只要是吸引我眼球的，我都買——書籍、圖畫、小飾品、仿冒磁帶。我曾經無緣無故地買過一根竹製釣魚竿，一直扔在飯廳的一個角落裡，直到上面布滿了灰塵。在軍需品商店裡，我給自己購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制式軍服，以及配套用品。這樣的商店幾乎什麼東西都有出售——衣服、鞋帽、裝備。甩棍三十元一根，手銬一百三十元一副。大街上的任何人只要兜里裝著三百塊錢，就可以走進去搞到一支高能電擊槍。如果有單位開的證明，你還可以用不到兩百元的價格買一根人見人怕的狼牙棒。他們不賣手槍，但你可以買到手槍皮套。
我在幾家不同的商店裡一件一件地買齊了我的全套制服，其中有幾條褲縫上鑲著紅黃色條紋的老式軍褲，一件公安背心，一件做工精良、肩部有襯墊的夾克軍裝，一頂綴著紅五星的窄邊紅軍帽。當我花十五元錢買下一副肩章的時候，那個女售貨員很認真地告訴我，那副肩章不適合我——很顯然，如果外國人要穿戴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的話，應該佩戴另外的肩章。管他呢，我還是買了，因為那副肩章跟我帽子上的五星和褲縫上的鑲邊十分相配。
每當遇到特殊的日子，我都會穿著軍裝前去上課，這總會令學生們興奮不已，有學生甚至勸說我，要我每天都穿著軍裝。我從來沒有穿上所有的行頭進過城，但我會經常穿那幾條褲子，因為感覺非常舒服。很多農民和棒棒軍都穿這種。有時候，有人會問，我是不是維吾爾人。
除了浪費掉的錢，我的薪水基本上都用來吃飯了，因為我差不多每一餐都在外面吃。大大小小的餐館是城裡面最令人舒心的地方，有的餐館老闆還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四川人做的飯菜實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在涪陵的時候，我根本沒必要自己做飯。
我每天至少要到「學生食家」這家小麵館吃一頓飯。我一般是一個人前往就餐，不過每一個星期，我們四個志願者總會在這裡一起吃一頓午餐。我們教馮小琴做四川版的義大利麵條，亞當甚至把這道菜的外文名稱寫到了他們的菜單上。從來沒有其他人點過義大利麵條。他們安上電話之後，我和亞當有時候甚至會給他們打電話，提前訂好我們要吃的飯菜。這樣的專業手法讓店裡的幾個人感到很高興，他們甚至轉而把電話打到了我們的公寓，主動邀請我們前去用餐。我接到電話之後，黃小強會問：要不要下來吃午飯？想吃點什麼？亞當和我如果在一起，我們會說要一碗普通麵條、一碗義大利麵條，然後就順著山坡快步下去，吃剛出鍋的熱騰騰的麵條。
我最喜歡在星期天的晚上來這家餐館，那個時候的餐館裡坐滿了學生，街上也到處是學生，大家紛紛走出來享受一周里最後的時光。不過，傍晚時分也很不錯，因為餐館這個時候的生意不太忙，我可以一個人坐在那裡慢慢地看報紙。我會跟這家人聊聊天，談論的總是錢的問題，涪陵的每一個人都在談錢。對此我已經習以為常，儘管所談論的金錢對我而言猶如虛擬，我每個月都把它大手大腳地花個精光。
12月的一天下午，我坐在那裡看著黃凱在餐館門前的台階上玩耍。跟中國所有過冬的小孩子一樣，他那一身衣服已經有些骯髒。他身上的帽子和褲子都是他媽媽自己手工縫製的。他的褲子襠部開衩，因為他還沒有學會自己大小便，他的小屁股和大腿凍得通紅。他就快到兩歲了。他身上裹了好幾件內衣和毛衫，外面套了一件仿皮夾克，這是他媽媽在城裡給他買的。「質量不好，」當我恭維她買的這件夾克時，她如此不屑一顧地說道，「反正也只有二十塊錢。」她總是會把黃凱的衣服和玩具的價錢講給我聽。
我當時正在吃麵條，並用我那隻美國製造的「牢而緊」（Nalgene）牌透明塑料瓶喝水。在中國，這樣的野營用水瓶是無價之寶，瓶身用硬質塑料製成，可以盛裝開水，而開水一般旅館、餐廳、火車和輪船上都可以找到。我剛到四川的時候，這樣的水瓶還非常罕見，只在成都這樣的大城市偶爾會看見計程車司機使用。而這通常也是由親戚或朋友在深圳這樣的沿海發達地區購買過來的。
1997年初春的時候，成都的很多商店開始大量出售仿製的「牢而緊」水瓶，到6月份的時候，差不多人人都在使用這玩意兒了。成都是一個比較喜歡趕時髦的城市，西式的東西在這裡往往擴展得很快，而且常常看不出任何原因或意義。在這座城市裡，自行車的後擋板大多貼有一小片不幹膠，上面寫著「內置奔騰英特爾處理器」，跟美國的電腦上標示的東西十分類似。成都所有的自行車基本上都只有一個擋位，十之八九不會內置什麼英特爾處理器，但貼上這樣的不幹膠片是一種潮流，因而在哪裡你都能看見這樣的玩意兒。
對仿製「牢而緊」水瓶的需求倒是可以理解，尤其在成都這個喜歡喝茶的城市更是如此，因而這種水瓶在這座城市的社會各階層迅速流行開來。首批購買使用的是計程車司機，他們是類似潮流的急先鋒——計程車司機多少帶有標新立異的品格，也有比較多的收入。之後，生意人趕起了潮流。接下來的是小姐們。等到夏天來臨的時候，大大小小茶館裡的老人們甚至都用仿製「牢而緊」水瓶喝起了茶水。再後來，你在四川的任何大城小鎮都可以花上二十元錢買到這樣的水瓶了。
這些水瓶上有一張標籤，說這是美國研發的太空瓶。是來自外太空的水瓶嗎？可毫無疑問，這樣的產品是在中國的工廠生產出來的，因為做工很不標準，標籤上往往還印著錯別字。從這一點來看，很多事情從17世紀以來依舊沒有什麼大的改觀。當時，一位名叫多明戈·納瓦萊的西班牙修士對中國的為商之道進行了描述。「中國人非常精於模仿，」他寫道，「他們只要看見過來自歐洲的任何物品，均能進行完美仿製。在廣東省，他們對許多物品的仿製如此精準，以至於他們把這些物品當成歐洲原產貨賣到了內地。」
即便這樣的水瓶在涪陵變得十分常見之後，黃凱對於我和亞當攜帶的這兩隻水瓶依然迷戀不減。其一，這跟瓶身那亮閃閃的塑料有關；其二，跟它緊密相關的是兩個外國人，是黃凱一直不太信得過的兩個外國人。
12月的那一天，我先是把那隻塑料水瓶搖了幾下，然後把它放到了凳子上。小孩子蹣跚著走了過去，心頭既有些好奇，又有些小心翼翼。
「股票，」他的嘴裡說著，「股票。」
這個東西只在股市上才有啊。我於是問他的媽媽。「他覺得那個東西有點像電視上的股市行情，」她笑著回答道。她隨即指了指瓶身的一側，那上面印著容量刻度線，這些刻度線從一百毫升開始，呈梯度依次上升到了九百毫升。我那隻水瓶的盛水量在五百毫升下面一點點。
黃凱很快就忘記了我的水瓶，自個兒又回到了門前的台階上。他蹲下身去，褲子叉開著大口子，在地上玩起了玩具車。過了一會兒，我聽到他自己在那裡喃喃自語：「毛主席，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怎麼會想到說這個詞語。在他家客廳的牆壁上掛著一幅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