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涪陵的時候，我總是在星期天的早上去做八點鐘那一場彌撒。第一年的春季，我一個人去做彌撒。秋季到來的時候，跟我一起去做彌撒的是「美中友好志願者」給涪陵派來的新志願隊員諾林·菲尼根。她們一起來了兩個人——諾林和桑尼·法斯。外國人的人口數量突然翻了一番，這實在是一種奇怪的感覺，我和亞當都不知道該怎樣看待這種變化。第一年的時候，我們對自己的生活日程頗感舒心，兩人的關係也總是十分簡單——我們走得很近，但同時我們也能夠單獨打發時間。在城市和大學裡面，我們兩人都各自開闢了自己的空間，彼此互不干涉。
在涪陵這樣的小地方，要不了多長時間就會產生已經擁有整座城市的感覺。除了偶爾有朋友前來拜訪，我和亞當都沒有看到過外國人，而我們跟「美中友好志願者」也只有最低限度的聯繫。剛剛抵達的頭一個月，兩個管理人員前來看望過我們，但那之後就沒有人管我們了。涪陵遠離「美中友好志願者」設在成都的總部，管理人員也不喜歡乘坐長江里跑來跑去的那些船隻，因為既緩慢又危險。還是在春季的時候，涪陵的兩艘輪船在靠近重慶的地方迎頭相撞，釀成特大事故，死了十幾個人。我在江上也無數次見過廢棄的船隻，沉沒的程度各不相同。我總是小心謹慎地把這樣的事件報告給「美中友好志願者」，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大願意前來看望我們了。最簡單的莫過於沒有人看管我們，而多數時間也確實如此。
可我們現在有了四個人，有一陣子我還對這樣的變化感到有些憂心忡忡。不過，到頭來形成的影響並不太大。學校的生活稍有差別，但那座城市足夠大，吞下四個外國人絲毫沒有問題。第一學期的時候，諾林和桑尼的反應跟我和亞噹噹初的反應非常相似。涪陵城內的種種壓力把她們嚇得暈頭轉向，她們倆也很少到遠離校園的地方去打發時間。
諾林的父母是從愛爾蘭來到紐約市的移民，所以她要去參加星期天的彌撒。當她第一次說到她的爸爸原來是一個愛爾蘭土豆種植園主的時候，外辦的王先生顯得非常激動。「這麼說，你的爸爸還是個農民啊！」他說道。
諾林不知道該怎麼看待這句話。「嗯，」她說道，「在愛爾蘭的時候，他是個種植園主。」
「可你說過，他很窮，對嗎？」
「啊，對。」
「那他就是個農民嘛！」
「嗯，我猜是吧。」
「我的父母也是農民！你的學生也多是農民！」
諾林對於中國的階級背景知之甚少，她於是問我，遇到有人說他的父母是農民的時候，應該作何反應。可中文裡沒有「種植園主」這個詞語——只要是跟土地打交道的，他們就稱為「農民」，字面意思就是「務農的人」，翻譯成英語就是「peasant」。從很多方面看，這樣的翻譯都很不精確，很容易讓人回想起歐洲的封建時期，但「種植園主」這個詞又無法傳遞「跟土地打交道」這一在中國國情下所具有的負面意義。粗略而言，這個國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從事著跟農業有關的活動，他們和城市居民的分界線在中國非常引人注目。在涪陵這樣的地方，城市居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農民，他們因此總是成為偏見和屈尊的犧牲品。就連「土」字也可以作為一個貶義詞用到人的身上，說他「粗俗」、「沒有教養」。
不過，我們的學生多來自偏遠的農家，這樣的偏見在校園裡並不特別明顯。在一個班的四十五名學生中，一般只有很少幾個人在小鎮上長大，而這些城鎮甚至比涪陵還要偏僻許多。有錢的學生少之又少，因此也就很難看到俗不可耐的勢利眼，以及出身不好的敏感。每當我問我的學生，他們的父母以什麼為生時，他們用英語這麼回答道：「我的父母都是農民。」
一開始，這樣的回答令我非常難堪，因為學生在說到「農民」這個帶有封建社會意味的字眼時，態度竟是那樣的平淡不驚。又一次，我向一個新生打聽他的家庭背景，他回答道：「我爸爸是個農民，我媽媽是清潔工。」
「呃，我不太明白，你媽媽是做什麼工作的？」
「清潔工。」
「清潔工？」
「對，清掃大街的清潔工。」
說這些話的時候，他一點也沒有顯得不好意思，所有學生在描述自己的家庭背景時莫不如此。我告訴諾林，她應該感到自豪，因為她是愛爾蘭農民的女兒——在涪陵的所有外國人中間，她的階級成分最革命。
諾林和我在星期天要去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歡做的事情之一，因為我喜歡觀察那位神甫，以及每周都要去教堂的那些老太太們。她們都是從苦難中走過來的人——在這些信眾的身上有一種無言的力量，絲毫沒有美國那些穿戴得體的教民身上所具有的矜持和裝模作樣。她們付出的是自己的虔誠，這樣的虔誠無法用金錢衡量，而最虔誠的莫過於李神甫。
看著這位神甫，我就想起了我那位曾經做過本篤會修士的外公。他生長在堪薩斯州，他所在的教區有時候會向具有潛力的學生提供獎學金，送他們到義大利去學習。1929年，我的外公接受資助來到了羅馬的聖安舍莫修道院。他那時十八歲，理想是當一名神甫，也許還想當一名傳教士呢。
我曾經讀過他在那幾年寫下的日記，儘管裡面充滿了思鄉情愁，但也描繪了美麗神奇的羅馬城、魅力十足的大教堂，以及當時的歷史進程。無論身處何處，這一切總會吸引著這個年輕人。他自己正好也置身於歷史之中，他的日記里總會提到他在街上看到的民族主義大集會。有好幾次，他還看見了遊行隊伍中的墨索里尼。
1931年春，一群神甫從北京天主教大學返回到了聖安舍莫修道院。1931年3月1日，我的外公在日記里用黑筆工整地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今早，我們一群美國人登門拜訪了西爾維斯特·黑里神甫，跟他做了一番有關中國的長談，尤其討論了北京天主教大學。黑里神甫今早在教堂學院發表了莊重演講。他似乎對天主教大學的未來很是樂觀，已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這份工作中去。
那天之後，日記的內容發生了變化。對羅馬的描述減少了，對中國的描述增加了。他對中國的迷戀與日俱增，直到「中國」這個詞語用上了大寫字母，還加上了下劃線，儼然成了一個神聖的字眼：
1931年3月18日：今天，北京天主教大學校長弗朗西斯·克勞蓋提神甫在回中國的路上抵達此處。他是個愛爾蘭人，身材高大魁梧。
1931年3月22日：克勞蓋提神甫今早做了一場非正式的「家庭佈道」，我們一行十五個人去了他家。當然，可以抽煙，很有意氣相投的氣氛。聽克勞蓋提神甫說話真有趣。據他所言，天主教大學現在已經有了堅實的基礎，多位能力很強的教職人員——既有本篤會的，也有其他的——已經向他允諾，會前往中國任教。
1931年3月23日：目前，美國人之間的閑聊全跟中國有關。
1931年3月25日：我一回來就找拉夫和唐納德談論了中國問題。克勞蓋提神甫今天忙了一天，但還是前來唐納德的房間，跟唐納德、休、愛德華和我做了一番鼓舞人心的交談。我們興奮不已。克勞蓋提神甫十二點鐘走了之後，唐納德、休和我繼續交談，直至凌晨三點鐘。我覺得，這是我生命中的轉折點。我要報名去中國。上帝與我們同在。
1931年3月26日：中國！由於昨晚的交談，今早起得很晚。又到唐納德的房間談論了大半天的中國。克勞蓋提神甫帶了幾幅他昨晚提到的圖片給我們看。從聖安舍莫修道院前往天主教大學的美國人好像不會太多。願主蒙恩，讓我成為其中的一員吧。
1931年3月27日：現在，什麼事情都跟中國有關。我的呼吸、我的一日三餐、我的睡眠，無不跟中國有關。我覺得，我們「中國小組」的幾個成員莫不如此。
就在我的外公即將宣誓成為一名神甫的時候，他的上級通知他，他將會被遣返回阿肯色州。我的外公寫了一封長信，說他在內心深處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喚，需要他前往中國。但他的上級予以了反駁，說上帝有時候就是這樣——他有時候會向年輕人發出虛假的召喚，只是為了試煉他對塵世間的上級是否忠心耿耿。有時候你真心誠意地覺得應該到中國去，但實際上你應該去阿肯色州。
就這樣，我外公與生命中的轉折點失之交臂。他不想回到阿肯色州做神甫，而本篤會又不想讓他到中國做一名神甫。於是，他離開教會，回到了美國。他賣起了保險。他結了婚。他有了孩子，他的孩子也有了孩子。他退休，玩起了高爾夫，到各地旅遊。星期天，他總會去做彌撒。他一直沒去過中國。他很少談起他做修士的這段時間，我也是在讀研究生期間，看到他寫下的日記之後，才知道他對中國曾經有這麼濃厚的興趣。但那是他去世之後好多年的事情了。他在1987年去世，我那一年十七歲——跟他到羅馬當修士的年齡大致相仿。跟他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