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看上去好像一場大雨就可以把它沖走似的。這座小城覆蓋著一層薄薄的黃色沙塵，城邊那些斑駁的山坡上滿布著半圓形的窯洞。在延安的郊區，人們仍舊居住在窯洞里，但很多穴居者還是喜歡顯山露水。有的窯洞已經用上了電視機、電冰箱、卡拉OK。在延安以北的村子裡，學校的校舍和政府的辦公室都修建在這樣乾燥的黃土坡上。在這片夏季酷熱難當、冬季寒冷難耐的土地上，這樣的生活方式簡樸而實際。
在中國的北方，在這樣的鄉間地區，到處一片荒蕪，生活十分艱辛，風景卻也出奇地美麗。在四川生活了一年之後，這樣的地方正是我所嚮往的，跟涪陵那些綠油油的梯狀稻田和渾濁的江河相比，這裡的一切都顯得迥然相異。延安的空氣十分乾燥，湛藍的天空下，延綿著塵土覆蓋的群山。
那個暑假，我很空閑。「美中友好志願者」出資讓我們到西安學習一個月的漢語，但要兩星期之後才開課，我於是溜達到了陝北地區。從幾個方面來說，這一地區都算得上是現代中國的核心——至少是政治的核心，因為1935年時萬里長征就是在這裡結束的。從一到達涪陵開始，我就聽說過長征和延安歲月，我因此知道，在中國共產黨抗擊日本人和國民黨統治者的過程中，陝北曾經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從歷史資料上我還了解到，這裡的土質脆弱只是個假象。這一地區的大小山巒見識過的何止是狂風暴雨，但它們至今依然挺立著。
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入口處有一條標語：「慶祝香港回歸，祝願祖國繁榮昌盛。」為了參觀博物館內的陳列品，我花了十元錢。毛澤東的坐騎被做成了充塞類展品，跟他用過的彎刀和鞍子陳列在一起。還有一首毛體特徵明顯的手書戰爭詩歌作品，幾幅關鍵的戰役地圖，以及在延安生活過的重要革命家們的一些照片。遊客不多見。那匹嵌著玻璃眼珠的坐騎名叫小青馬，它孤零零地站在那裡，顯得有點不在狀態。
看著這匹馬，我想起了毛澤東到延安時與之結婚的江青，而我也反應過來，有關她的照片，我一張都沒有看到。我又回到紀念館的入口處，一個檢票員正在織毛衣。
「毛主席不是在這裡認識江青的嗎？」我問道。
「是呀，」那位工作人員回答道。
「有沒有她的照片呢？」
「沒有『四人幫』的照片，」她乾脆地回答道，然後繼續織起毛衣來。
棗園公園同樣如此，這裡曾經是毛澤東和其他紅軍將領們的家。劉少奇住過的窯洞里掛著他和他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曾經居住的窯洞里也掛著他和他夫人的照片，但在毛澤東居住過的窯洞里，江青曾經生活過的蹤跡已經蕩然無存。江青的歷史錯綜複雜，所有有關她的記憶已經全都被抹掉了，窯洞里剩下的只有一些簡單的傢具：一張床、一個澡盆、一個書架，以及鋪地的石板。窯洞門前，遊客們可以穿上共產黨人在戰時穿著的那種灰布制服，拍下自己的照片。十幾歲的小女孩們跨上戰馬，揮舞著手槍，嘴裡發出咯咯的笑聲。
我認識了西安鐵路局一位四十多歲的機修工，他說他帶女兒來這裡了解一下革命。他的女兒八歲，梳著辮子，穿著印有香港回歸標誌的塑料涼鞋。「中國的這些年輕人啊，不了解革命，」她的父親說道，「我們那一代人很了解啊，所以我帶她來這兒了解了解中國的歷史。」
他問我，美國人怎麼看待這一段革命的歷史。我告訴他，大多數美國人對此一無所知，這是最安全的回答方式。如果某個外國人說他們對中國不甚了解，中國人聽了總會比較高興。我和這位機修工聊了一會兒。接著，為了很有禮節地表示我們的閑聊即將結束，他一本正經地說道：「我們兩個國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我們現在成了朋友。」
「對，」我回答道，「我們可以忘掉過去存在的問題和麻煩。」在涪陵和延安這樣的小地方，我總是以那樣的答語來結束我的即興閑談。人們好像老是覺得有必要對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做一番總結陳詞，似乎這樣才會使我們剛剛進行的閑談顯得根基牢固。一般而言，這樣的人是第一次跟一個美國人說話，這使得我們的交流帶上了歷史性時刻的意味。在中國的偏僻之地，能夠以這種方式打發時間，我非常喜歡——每一次即興閑談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的談興正濃，於是，我在公園的入口處找了個凳子坐下來。幾分鐘之後，一個老人看見了我，便急匆匆地走了過來。他告訴我，他是個退伍軍人，當過延安紅軍。當我告訴他我是個美國人的時候，他笑了笑。
「感謝你們美國人在抗日戰爭中幫助過我們，」他說道。因為自己的國家在二戰中扮演的角色而得到別人的感謝，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重慶的計程車司機尤其喜歡錶達他們的感激之情，對著這位老人，我把曾經用來回答計程車司機的答語又重複了一遍。
「沒關係，」我回答道。
此時，幾個人圍攏過來，因為看見我這個外國人，大家的臉上都充滿了好奇的表情。我跟西安交通大學的一個學生交談起來，她告訴我，她來這裡參觀的原因，是她對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頗感興趣。我問她，如果革命失敗了，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那今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她回答道。
「那又會怎麼樣呢？」
「中國會是另一種模樣。」
「怎麼講？」
「可能就像台灣，」她說道，「就像美國。」
「那兩個地方怎麼樣？」
「經濟很發達，但——」一下子，她從說中文轉而說起結結巴巴的英語來，因為她的記憶里有一個曾經學到過的句子——「但富者更富，窮者更窮。」
「新的經濟政策怎麼樣？你支持改革開放政策嗎？」
「當然了，大家都支持嘛。」
「有沒有想過貧富差距？會不會越來越大呢？」
「有些人會富裕起來，」她回答道，「比如，科學家和商人。但為了發展經濟，這是必需的，儘管其他人可能會改善得慢一些，但他們總是會得到改善的。」
我們又交流了幾分鐘。她問我，大多數美國人是不是真不了解中國，我給了她一個肯定的答案。在當做神龕一樣供奉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曾經居住過的窯洞門前，竟然可以聽到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垂滴說」 ，要了解這樣的國家到底會面臨怎樣的挑戰，我隻字未提。走出紀念館的路上，我看到了一排排的紀念品攤點，出售的有毛澤東掛像、共產黨的歷史書籍、仿冒玉石、衣飾掛件、項鏈、雕像、手鐲、郵票、鼓鑼鐃鈸、美食小吃。一套香港回歸紀念幣售價三百二十元。我往外走的時候，小攤小販們沖我叫賣起來。
那天晚上，幾個警察在午夜之後闖入了我的房間。那家廉價旅館靠近火車站，就在我快要睡著的時候，幾個警察闖了進來。
事先沒有任何提示。我從裡面反鎖了房門，但警察從服務員那裡取來了一把鑰匙，一進入房間就打開了電燈。等我坐起身來的時候，床邊已經圍了五個警察，這著實讓我吃驚不小。
「有什麼事兒嗎？有事兒嗎？」我反覆地這樣追問著，可他們只是用眼睛瞪著我。「有什麼事兒嗎？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他們就這樣充耳不聞，只是拿眼睛盯著我。末了，其中一個警察終於開了口。
「我們想看看你的護照，」他說道。
我戰戰兢兢地取下裝錢的腰帶，取出護照遞給了他。他翻開護照，對著首頁上我那張照片看了看。然後，他又慢慢地翻到第二頁端詳了一陣。那一頁上面，除了照片紙張特有的彩色水印，什麼東西也沒有，但其他幾個警察也湊了過來想一看究竟。那個警察又翻到了第三頁，那是個空白的彩色頁面，可他還是對著它端詳了一小會兒。
我的頭腦終於清醒過來了，這時我才看清楚，他們幾個顯得那麼稚嫩——幾個精瘦的小夥子穿著松垮垮的制服。他們略顯羞澀地看著我。我翻到簽有中國簽證的那一頁指給他們看，這倒有些中他們的意，因為那一頁是他們看得懂的。他們翻了翻其餘的頁面，隨後微笑著把護照還給了我。
「沒問題了吧？」我問道。
「沒問題，」其中一個人回答道。可他們仍舊直視著坐在床上的我。沉默了好一陣子。
「那麼，」我說道，「我感覺有點累了，我該睡覺了。再見。」
「再見，」他們立刻接過了話頭。他們又盯著我看了一眼，終於走了出去。我鎖上房門，繼續睡覺。
我實在沒有恰當的理由去榆林，還花了我十個小時。出行指南對此隻字未提，只說外國人僅限在兩家昂貴的賓館下榻。榆林是一個很小的城市，位於陝西省的最北端，跟內蒙古交界。正是沖著這一點，我決定去那裡看看。
出了延安往北，充滿綠意的鄉村點綴在狹小的溝谷中，修建著窯洞民居，顯得更加荒涼。順著道路流淌的一條小溪幾近乾涸，在驕陽的炙烤之下，所有的生活都集中在了這條苟延殘喘的溪水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