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我的學生安妮那裡聽到了鄧小平去世的消息。我當時剛剛度假歸來，時值旱季，烏江的水位很低。孩子們在岸邊放風箏，春節過後，中國到處都有孩子這麼做。
2月20日，我發現教學樓頂上的中國國旗降了半旗。但我沒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裡取回我的備用鑰匙。她住在樓下，假期替我照看屋子。
「你聽到剛發生的事情了嗎？」她問道。
「學校嗎？」
「不是，在北京，」她說道，「鄧小平去世了。」
我說，我感到很遺憾。然後我問她，鄧小平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昨天。今天上午的電視上報道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很想哭。」
她說這話的時候笑了笑，但這是一種中國式的微笑，它彷彿是一個面具，掩藏了更深沉的情感。那些微笑可以掩藏很多情感——尷尬、憤怒、悲傷。當人們這樣微笑時，彷彿有一種情感正在被緊緊地扭曲著、轉移著。有時候，只需要瞥一下他們的眼睛、嘴角，甚或是額頭上一絲凄慘的皺紋，你就能發現這一點。安妮的顴骨很高，酒窩很深。在那一天，我想我看見了她臉上時隱時現的憂傷。
「星期二舉行追悼會，」她說，「學校會停課。」
「哦，」我說道，「其實他很長壽。」
「九十三歲。我想今天每個中國人都會感到傷心。尤其在我們四川——你知道，鄧小平是四川人。」
她又笑了一下，這一下，她酒窩裡的憂傷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自豪。我取了鑰匙，向她道了謝，然後上樓回到了我的房間。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親，那個「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四川一個煤礦上工作了八年時間的數學教授，而我也知道，鄧小平遭受的磨難跟這差不多。他兩次被打倒，他的兒子在紅衛兵的一次拷問中從高樓莫名跌下而致殘。然而，鄧小平挺了過來，帶領中國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為像安妮的父親這樣的人們主持平反工作。
在現代中國，沒有哪一個領導人像鄧小平那樣。他其貌不揚，身材矮小，年輕時不如周恩來和毛澤東那麼英俊瀟洒。他出生在重慶東北邊上的一個小山村，養成了農民的品位和習慣。他的吐痰非常出名，至少在海外如此——幾乎所有國外描述鄧小平的文章中都會提到他在出席重要會議時大聲吐痰。但是，正如中國人所說，他能「吃苦」，而且頭腦冷靜，極為務實，因此才能夠把中國從計畫經濟的災難中拯救出來。從鄧小平身上，能同時看到四川人所具有的許多優點和缺點。
我有很多學生來自鄧小平的生長之地——廣安。第一學期，我讓讀大三的安妮所在的班級寫下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個學生選擇了自己的家人之外，其他學生的選擇如下：
七人寫毛澤東。
四人寫鄧小平。
四人寫周恩來。
三人選拿破崙，因為他「打破了歐洲的封建制度」。
一人選孔繁森——一位死於西藏的革命烈士。
一人選喬治·華盛頓。
一人選內森·黑爾——一位「美國革命家」。
一人選穆罕默德·阿里。
他們對參加過革命的英雄情有獨鍾。即便阿里也是某種類型的革命人物，他置自己的生計於不顧，堅決反對越南戰爭。我本人非常崇敬阿里，但那麼多學生選擇毛澤東作為偶像卻讓我有些迷惑。班上最聰明的學生之一，溫迪，這樣寫道：
儘管（毛）對「文化大革命」負有責任，但我們不能否認他的功績。人所共知，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因此，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問題。他是救星，他是中國的紅太陽，他也是我心中的英雄。
瑟斯同樣寫道：
當然，他犯過一些錯誤，但瑕不掩瑜。中國人民依然崇敬他。他的身軀和中華大地融為一體。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的革命將大打折扣。因此，我覺得毛澤東在世界歷史上完全應該佔有一席之地，恐怕只有列寧和丘吉爾能夠與他相提並論。
在涪陵從事的教學工作迫使我跟中國已故的領導人拉近關係，這多少有些生疏，因為在之前的二十七年生活中，我對他們沒有任何概念。可是，我現在到哪裡都會碰見他們——學校圖書館的門口有一幅毛澤東書法仿製品，佔了一面牆，我上課的教學樓里也掛著他的畫像。計程車駕駛員會把鄧小平的照片懸掛在後視鏡上。學生們隨時隨地都在談論他們國家的政治家，他們的作文里充斥著毛澤東的話語，他們經常地提到鄧小平和周恩來。對涪陵的人們來說，這些人已經遠不只是他們的政治領袖，結果，我發現自己也對他們產生了一種分外強烈的感情。我彷彿生活在一片全新的土地上，與他們所崇敬的諸神直面相對。
我對毛澤東不太欣賞。對外國人而言，這算不上與眾不同。我尤其不喜歡毛關於「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學生們喜歡的故事之一。這個寓言很簡單：一名老者因為居住的地方有一座山而頗感不便，於是，他竭力勸說村民們跟他一起把那座大山搬走。自然而然，大家都對他嗤之以鼻，怎麼搬得走一座山呢！但老者十分倔強，而且恆心十足，每天都到那座山上挖石運土。最終，他一個人搬走了整座大山，村民們因此意識到自己錯了。
也許，這故事對小孩子有點用，但毛澤東把這樣的寓言作為經濟政策的基礎，影響了億萬人的生活。1958年至1961年間的大躍進就是愚公移山式的故事：為了讓中國的工業產量超英趕美，農民們要在自己的後院大鍊鋼鐵，結果釀成了大規模的林木砍伐以及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大饑荒。然而，時隔四十年之後，我的學生們仍在作文中描寫自己受到了「愚公移山」怎樣的鼓舞。每當我讀到學生作文的結尾處，心裡就一陣陣發緊。當然，我剋制住了，一如得小心翼翼地不讓學生們看出我不喜歡毛澤東。
周恩來也讓我有些犯難——在中國人所崇敬的領導人之中，他最為洋派。他也是最受崇敬的；全國範圍的民調顯示，他是年輕一代心目中最偉大的英雄人物。他們之所以崇敬他，因為他是個偉大的外交家，因為他減輕了「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的破壞。這些看法都是對的——毫無疑問，他的外交技巧給他會見過的每一個外國政要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來在幾個關鍵時刻約束了紅衛兵，他們會給中國造成更大的破壞。但跟鄧小平不同，周恩來從來沒有旗幟鮮明地反對過這樣的破壞行為。甚至在狂熱年代的巔峰時刻，我們可以看見他出現在遊行的人群中，跟其他狂熱者一樣揮動著手中的紅寶書。
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在整個「文革」過程中一直穩居高位。對中國人來說，他們更有可能把周恩來這樣的政治家當成奧斯卡·辛德勒 來看待——他認識到整個體系的錯誤，但只能從體系內部發力來降低負面影響。在這樣的人物身上，有一種務實的英雄氣概，而中國人從來都是實用主義者，這一點遠勝於西方人。
不過，我對鄧小平式的實用主義更具同情。他有他的缺點——在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發起反右運動，鄧小平在其中的作用非常突出。但他至少敢於背離當時的路線，這種態度在「文革」期間得到了證明，跟周恩來不一樣，他退而遠之，並對那場運動提出了批評。結果，鄧小平被打倒，他的家庭跟著遭殃，他的兒子被人扔出了窗外。他的批評沒有太多的政治意味，他也不是那種純粹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他僥倖躲過一劫——雖然跟周恩來逃過劫難的方式大相徑庭。我喜歡他這一點，尤其是我最為敬佩的四川人的品質在他身上都得到了體現——堅韌不拔，絕不造作。最後，在中國人所崇敬的諸神之中，我只讀懂了他。因為他的去世，我感到了一絲悲傷。
鄧小平去世後的星期二上午，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全國的各大單位都需要集中觀看。所有國旗都降下了半旗。十點整，追悼儀式開始，全國範圍內的工廠、輪船、軍艦、小汽車、大卡車、火車統統鳴笛三分鐘，以示哀悼。在中國，這樣的哀悼方式比默哀更容易組織。
我們上午的課被取消了，英語系的全體師生都集中在一間會議室觀看追悼儀式。老師們坐在前排，亞當和我坐在了後面，因為我們對相關的禮儀拿不太准，也不想引起太多的關注。大家都莊重肅穆地站立著，一陣汽笛聲從烏江上傳了過來。
張書記引導著會議室的儀式。他遵循著電視上直播的哀悼儀式，嚴格地要求著老師和學生們：人民大會堂的政要們起立，我們就起立，他們敬禮，我們就敬禮。我們慢慢地彎下腰，行了三個鞠躬禮。然後，張書記讓我們坐下，繼續觀看哀悼致辭。
江澤民講了五十分鐘。一開始，他就哽咽了，他一邊擦拭臉上的淚水，一邊不停地抽泣。我看見，幾個學生跟著哭了起來。後排坐了幾個低年級學生，忍不住要笑出聲來。但他們保持著安靜，大部分人都很嚴肅。十分鐘之後，大家都有些不耐煩了。從我公寓樓的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