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在中國有兩個地方給我家的感覺。一個是三岔，北京北邊的一個村莊，我從2001年起一直在那裡有套房子住。另一個是涪陵，長江邊的小城，我曾在1996年至1998年間以「和平隊」志願者的身份生活於此。有時候，我稱涪陵是我在中國的「老家」——我想，這其中固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更多時候我是認真的。涪陵是我開始認識中國的地方，也是讓我成為一個作家的地方。在那裡的兩年生活經歷是一種重生：它把我變成了一個全新的人。
去涪陵之前，我曾經寫過一些文章，大多是為美國報紙寫的旅行隨筆，但從未發表過長篇的，更沒寫過書。我也從未當過新聞記者。當時，我確定自己想要成為一名作家，但並不清楚我要寫小說還是非虛構類題材。事實上，剛到涪陵時我仍然認為自己更有可能寫小說。在那裡的頭幾個月，我寫了一個短篇，故事設定在我從小長大的密蘇里州。我覺得那是我二十幾歲時寫得比較好的作品之一，但我發覺還是有點差強人意。文章寫完後，我就想：既然我此刻正生活在長江邊這個叫人嘖嘖稱奇的地方，為什麼還要去寫有關密蘇里的虛構故事？於是，我一下子就意識到，我未來寫作的很大一部分應該就在中國。
當時，我計畫在涪陵盡量多學一點東西，等在「和平隊」的服務期結束之後，我想到美國某家報紙或者雜誌找一份駐中國記者的活。我並沒有想過要寫書。我覺得自己太年輕，對中國又知之甚少——在一個地方生活這麼點時間就想勉強用文字來描述實在顯得有點自大和冒失。不過，我在涪陵生活和教書期間，做了大量翔實的筆記。這段經歷相當充實，也相當具有挑戰性。我常感覺應接不暇、不知所措，而寫日記則大有裨益。到了晚上，我常常會一坐下來就寫上好幾個小時，力圖把我身邊發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我從學生的作業里摘抄出一個個片段，把城裡發生的種種事件記錄下來。我還記下了學習漢語的整個經歷。總共算起來，我做了好幾百頁的筆記——我無事可干，寫這麼多東西倒也輕鬆。那個時候，在涪陵這樣的地方上不了互聯網，因此我跟美國那邊也沒有多少聯繫。我當時的薪水是每個月一千多塊，所以也很少到各地旅遊。那期間，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我一處都沒有去過。我也打不起越洋電話——當時貴得不得了啊。兩年時間，我跟父母通電話可能不到十次。除了亞當·梅耶，我也很少看到外國人。那段時間，涪陵就是我全部生活的重心。
當然，那座城市一直都在變化——在那些日子裡，全中國上下都在快速發展著。我在涪陵生活十八個月之後，終於有互聯網可以使用了。這一下子就讓我跟美國的朋友們恢複了聯繫，其中就有我大學時的寫作老師約翰·麥克菲。我給他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說我想當一名駐華記者，他隨即給我回了一封長信。在信裡面，他這樣寫道：
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書。我覺得你應該定下心來寫一本書，刻不容緩，要麼從這個暑假開始，要麼等你的兩年服務期一結束就開始，就寫你自己的故事……只需以書信形式寫上六七萬字，就會是一本有意思的書。
那是我第一次鄭重其事地考慮寫一本有關涪陵的書。我差不多同時也想到了它的題目——我覺得應該就叫做「江城」——接著便開始思考這本書可能採用的寫作結構。我規劃好各個章節後，覺得應該利用我在涪陵剩下的六個月時間儘可能多地做一些研究考察。我在春節期間有一次長假，我原本計畫好要出去旅遊的，但後來還是選擇待在涪陵，為的就是調研和做筆記。假期過後，我一邊教書，一邊繼續考慮寫書的事情。在涪陵的最後那一段時間是我一生最愜意的時光之一，我將隨時銘記於心。在城裡我感覺就像回到了家；經過開頭艱難的適應期之後，我已經學會了足夠多的漢語，可以跟人們進行交流了；我也交上了知心朋友。我十分樂意跟我的學生、漢語輔導老師，以及姓黃的一大家人一起打發時間。黃家開了一家小麵館，我總是去他們的店裡吃飯。我大體上是這樣打算的：就寫這個特定的地點和特定的時刻。我漸漸相信，這個時刻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我也堅信，像涪陵這樣的小地方其實意味著更多。那個時候，外國人一般對中國的內陸地區視而不見，而記者對來自鄉下的人們也總是視若無睹——老以為這些人頭腦簡單，兜里沒錢。不過，我認識的所有人——我的學生們、我的同事們、經營餐館的朋友們，以及我的一個漢語輔導教師——幾乎都有那種農村背景。這些人的生活複雜多樣，豐富多彩，我因此覺得，他們長期被外界忽視，是一個錯誤。
我在涪陵期間做了詳細的筆記，規划了書的結構，但在離開中國之前並沒有動筆。我回到了密蘇里我父母的家，我已經多年沒在那裡生活過，如今卻坐在了我讀高中時曾經用過的那張桌子邊上。那個房間的裝飾跟我小時候也一模一樣。感覺有些怪怪的——我已年滿二十九歲，懷揣兩張大學文憑，但既沒有結婚也沒有工作。實際上，除了在「和平隊」當過老師，我一直沒有干過什麼正式的工作。我的錢也不多。在美國，一個人二十多歲跟父母住在一起，尤其還沒有工作，會被認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很慶幸，我一直跟家人十分親密，並且對自己的寫作計畫信心十足——儘管如此，我對於何去何從還是有些擔心。好不容易拋開這些顧慮之後，我才得以坐下來開始寫作。
不過，一旦開始動筆寫起涪陵，哪怕剛剛才寫第一頁，我就已經明白，有些東西變得不一樣了。文字汩汩湧出，一切都在我腦中活靈活現地冒了出來；當我回過頭重讀那些段落章節時，它們宛如珠璣一般叮噹作響。我意識到，我的寫作意欲已經完全改變，調子變得更深沉了；增添了一種新的信心，其中的描述和幽默信手拈來、十分自然。部分原因是我收集寫作素材時的認真，但也反映了一種新的成熟。我方才明白，在涪陵所面對的那些挑戰迫使我成長，而這種新的成熟讓我的寫作有了新的深度。
就這樣，我的寫作速度快了起來，每天都能夠寫上五六頁。那一段時間，我幾乎沒幹過別的。我一般上午寫作，中午的時候出去跑上十英里或者更遠的距離。下午和晚上我會繼續寫作。夜裡，我會夢到涪陵，有時甚至醒來後發現眼裡滿含淚水，因為我太想念那裡了。
我在四個月內寫出了《江城》的初稿。期間，我也向美國的各大報紙和雜誌寄去求職信。我依舊懷揣這樣的夢想——先從給美國的出版物幹活兒開始，不論遲早，他們總會派我擔任駐華記者。但很快我就明白，沒人對我感興趣。實際上，他們甚至都沒有給我親筆回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費城問訊者報》、《芝加哥論壇報》、《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給我寄來的都是格式化的回絕函。只有《洛杉磯時報》給我寄來了親筆回信。那位編輯說，他很喜歡我寫的東西，對我的中國經歷也很感興趣；可我缺乏正式的從業經驗，他們不可能聘用這樣的人。他還建議我先從美國的小報干起。如果我以此為起點，通過幾年的時間來證明自己，最終有望在大報找到活兒干。然後，我得通過苦幹來再次證明自己，也許在幾年後將擔任駐華記者。那樣的話，至少需要六年我才能回到中國。
《江城》快要封筆的時候，我收到了最後一封回絕函。這時，我感到身心俱疲，因為我寫得太快了。寫最後一章的時候，我盡量不去理會那些回絕函，強迫自己聚焦於「涪陵」。寫完最後一個字，一切都猶如崩潰了似的。我陷入了可怕的沮喪之中——我霎時明白，我二十九了，找不到未來，找不到回中國當記者的路子。至於《江城》，我也覺得糟糕透頂。這本書似乎一文不值——不過小孩子的寫作水平而已。我完全無所適從，也想不起我在書里表達了什麼樣的觀點。後來我才知道，很多作家在完成了高強度的寫作之後，都有過類似的崩潰體驗，就好似十月懷胎的媽媽們一朝分娩，接著遭受產後抑鬱的折磨。
差不多有一個月，我抑鬱不已，寢食難安。書稿依舊擺在那裡——我無力把它們郵寄出去。還好，我終於恢複了，把書稿寄給了各大經紀人。幾乎所有人都回絕了。只有年輕的經紀人威廉·克拉克告訴我，他很喜歡。他把書稿發給各大出版社之後，有些出版社給出了積極的回應，但他們心懷疑慮，擔心美國讀者對中國不感興趣。其中一家出版社說：「書是好書，可我們認為沒有美國人想讀有關中國的書。」現在看來，這令人難以置信，但1999年早期的圖書市場就是這樣——美國人還未意識到，中國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變得多麼令人目眩神迷。
不過，威廉還是找到了三家願意出價購買書稿的出版商，我選擇跟哈珀柯林斯簽訂了出版合同。稿酬不多，但足以讓我償清讀大學時的助學貸款。這也令我對自己的寫作產生了新的信心。我頓時意識到，所有的報刊編輯全都犯了大錯。他們不理解我寫作所具有的價值，也不明白選派具有中國閱歷的人擔任駐華記者的重要性。還好，他們並不代表全部，我的生活也不會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