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40年里，美國陸軍對其軍事思想至少做過4次重大修訂。第一次修訂完成於1958年，改編了作戰師的建制。在歐洲戰場上逐步形成的傳統編製為17460人，分為3個團（或旅），團又分為幾個營。每個師都配備大量的車輛（坦克和卡車）和自己的防空部隊。在這種建制下，一個師自己就能夠向敵軍發動集中而猛烈的攻擊。
新的建制稱為「五群制」師，較之前有很大變化。這種建制人數減少了（為13748人），分為5個作戰群，而不是3個團，不設營，減少了車輛數量，撤除了師屬防空部隊。新建制設置的獨立作戰單位有利於在分散的地區性防禦中獨立作戰。核武器在戰場上的應用導致舊的建制已不適應新的作戰形勢，是這次改編的基本理論根據和戰術思想；調用大規模軍事力量對一個特定區域進行防禦，很可能會成為核襲擊的目標。那些認為陸軍總要為決戰做準備的懷疑論者，都被15個師改編為新的五群制的速度弄得不知所措。
然而只過幾年，陸軍的主管人員對五群制也不滿意了。由於通信設備不足，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都難以指揮這種新建制的部隊，而要在實戰中進行指揮幾乎是不可能的。車輛減少了，又很難調遣作戰群。因此，20世紀60年代初出台了一種新的作戰思想，即重組實戰陸軍師。這種陸軍師恢複了從前對機械化裝備的強調，以及與「五群制」相對的「三旅建制」。
20世紀70年代初，陸軍再度改變其作戰思想。五群制師尚未解決的問題依然存在：一支部隊怎樣才能抵禦兵力比自己強得多、裝備也更加精良的敵軍？同時，新的問題也出現了。越南戰爭以及將軍們越來越多地乘直升機，對著下面在森林中步履蹣跚的步兵發號施令，導致許多軍官士氣低落。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顯示了反坦克導彈和地對空導彈等高精度殺傷武器的威力。新的作戰思想被稱為積極防禦，它試圖用改變思想而非改變建制的方式來解決上述問題。在這種新的作戰思想指導下，陸軍指揮官開始重視防禦（陸軍的傳統是以攻為主），並積極利用快速機動來保證部隊的攻擊力。此外，這一作戰思想還相當詳細地規定了各級指揮員應盡的職責。
與五群制一樣，積極防禦的思想也是有爭議的。這種新型的防禦戰略要求具備一定程度的協同行動，而且實踐證明，在訓練時這種協同行動很難做到，在實戰中也不可能實現。此外，軍隊內外許多持批評態度的人認為，這種作戰思想建立在對蘇聯戰略的不切實際的假設基礎之上。如果蘇聯不採用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的集中火力發動進攻的方法，而改用靈活的、向縱深推進的進攻方式，那麼在新的美軍作戰思想指導下，這種薄弱的運動式防禦就會被徹底打垮。於是第四次改革便呼之欲出了。
一種被稱為空地戰的新理論在這次改革中誕生了。20世紀80年代初頒布的新實戰指南曾推廣這一理論。空地戰主張美軍進行敵後反擊來展開攻勢，重新重視進攻戰術。這種深入敵後進攻的思想旨在破壞蘇軍第一波增援部隊的攻擊力量。要實施這一理念，陸軍必須具備發現並摧毀距前線數英里的敵軍坦克的能力，而這樣做本身又意味著陸軍必須配備極先進的雷達、計算機和導彈。在能夠生產這些武器裝備之前，這一作戰思想要求陸軍與空軍必須達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協同作戰水平。在這種形勢下，會出現更多的作戰思想和建制方面的變化。
從一個層面上看，自二戰以來美國陸軍的歷史很難為大家所普遍認為的，官僚機構是一成不變的這一觀點提供證據。在作戰思想以及一定程度的組織結構方面，可以說自1945年以來除了改革就幾乎沒幹過別的。這一點並不是僅在當今時代才有的。拉塞爾·韋格利（Russell Weigley）在其有關軍隊歷史的著作中就記敘了不少隨軍隊規模和任務的變化而改編的實例。
然而，深層次的改革卻不多。正如凱文·P.希恩（在其對陸軍四次作戰思想變革的一項研究中所闡明的那樣，陸軍把自身在戰略戰術上的變革局限在籌劃抵禦蘇聯對西歐的侵略上。每一次作戰思想和結構的改革都假想陸軍應準備參加一場發生在德國平原上的常規戰爭，但這期間並沒有發生類似的戰爭。而陸軍卻在朝鮮、越南、多明尼加以及格瑞那達打了幾仗，並且面臨還要在中東和中美洲打仗的危險。但是，對於這些實際的或可能爆發的戰爭，陸軍並未做出同樣的反思，對待可能發生在歐洲的戰爭可不是這樣的。 結果是，陸軍的改革主要局限於尋找某些方法，以充分利用它自身及其敵人在巴伐利亞可能使用的那種武器的新技術成果。
1930年以前的和平時期，美國海軍陸戰隊是一支小型部隊，只是擔負海軍艦艇以及美國大使館的警備任務；在戰爭期間，也只是充當佔領中美洲各國的臨時部隊，以來對付這些常被首府華盛頓的政治家們稱為「香蕉共和囯」的國家。海軍陸戰隊確實曾轉戰於蒙特袓馬的官邸和的黎波里沿岸，但這些不起眼的戰爭歷史，都不會促使局外人預料到海軍陸戰隊即將發生異乎尋常的變化。1940年，海軍陸戰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海軍常規步兵部隊變成了能對防守嚴密的太平洋島嶼發動水陸兩棲進攻的部隊。富勒（J. F. C. Fuller）後來寫道，這些水陸兩棲作戰行動是戰爭中「最具有深遠意義的戰術變化」。
要認識這一重要的改革，我們必須了解1912年佔領尼加拉瓜與1945年佔領硫黃島這兩次戰爭的不同之處。對於第一場戰爭，幾個海軍陸戰連乘艦艇從平時使用的碼頭登陸，在幾乎沒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就佔領了尼加拉瓜首府，升起了美國國旗。對於第二場戰爭，幾個師的海軍陸戰隊員向設防嚴密的海灘發起猛攻，空軍和炮兵協同作戰打擊戰壕中的日軍，並展開了長達幾個星期的肉搏戰。史蒂文·羅森在歷史著作中對這一軍隊的變化進行了深刻分析：不僅要在技術上，也要在精神上征服諸多困難；要創建一個組織，就要對該組織進行訓練並提供裝備，培養一批有能力並且願意在不可能偷襲和沒有隱蔽條件的情況下冒著猛烈炮火向敵人發動攻擊的士兵。 為了協助士兵，需要設計和配備專門的登陸艦艇，並建立一支海軍航空兵。很多海軍和海軍陸戰隊軍官不相信該計畫能夠實現，並且持反對態度。
其實早在1905年，就曾有人提議建立這樣的一支部隊並給出了充分理由：如果海軍要在太平洋作戰，就必須擁有前方基地。不能假設在戰爭期間可以輕而易舉地控制可供使用的基地，因此必須組建一支能夠強行佔領這些基地的部隊。但自1905年至20世紀30年代初，一直沒有發生促使海軍陸戰隊放棄原有任務而承擔不同的新任務的事件。考慮到人們常常談及的組織機構的惰性，有充分的理由預料，在對日宣戰之時，海軍陸戰隊對進行水陸兩棲戰爭可能是毫無準備的。回想起來，這種作戰方式對取得勝利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羅森對海軍陸戰隊發生的變化所做的解釋，並沒有為我們提供一種關於改革的全面理論。但這些解釋也有優點，那就是記錄了客觀事實。海軍陸戰隊內部領導層中的一些有識之士是改革的倡導者。他們得到了關鍵的指揮官——海軍陸戰隊司令約翰·拉塞爾（John Russell）的支持。這位司令為新使命的倡導者創造了兩個重要的有利條件——某種程度上的行政自主權（新組建艦隊的形式）以及一系列激勵措施（新晉陞機會的形式）。充滿活力的年輕軍官有了一位高層指揮官的保護並受到誘人前途的激勵，事情便開始發生變化——擬定了訓練計畫，舉行了軍事演習並研製了武器裝備。1933～1934年，海軍陸戰隊開始走上改革的道路。至1941年戰爭爆發時，這支部隊已經做好準備把新的作戰理論應用到實踐中去了。
改革與任務
公共機構會抵制改革，對於這一點，我們不應該感到意外。機構本來就是與改革相抵觸的。因為，設立機構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用穩定的組織慣例替代自發行為中的不確定預期和無序活動。標準作業程序並不是機構的敵人，而是機構組織的精髓。 在一些易於按公正原則（至少是表面上的公正）要求辦事的政府部門，保持穩定和慣例特別重要。正如美國國內的情況那樣，案件B的處理方式不同於案件A，選區的一些人通常要求解釋為什麼採用與先前不同的處理方案，因此，人們就十分自然地竭力避免造成任何有可能違反先例的行為。人所共知的一句官僚界格言就是：「千萬別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如果組織機構的工作人員具有強烈的使命感，那些向此機構提供撥款的政治領導人就會全力支持，這時候，改革的阻力也就更加強大。
需要聲明的是，我所說的改革並不是出現新的計畫或技術，而是出現新的方法，這些方法與新任務的實施或者完成現有任務有關。如果改革有助於按照現存的管理體制執行現有任務，各個部門都會欣然接受（至少不會強烈抵制）。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