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0日，格爾德·馮·倫德施泰特（Gerd von Ru）將軍麾下的A集團軍群從德國駐地出發，越過毫無抵抗的盧森堡，以及只有輕微抵抗的比利時，直擊法國。至5月13日，埃爾溫·隆美爾（Erwin Rommel）將軍率領的第七裝甲師已在比利時迪南（Dinant）附近渡過默茲河，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將軍部下的第十九裝甲軍團的部分人馬也已在法國色當附近渡過默茲河。5月14日，古德里安派遣兩個裝甲師全速西進。至5月19日，他們已越過法國北部的索姆河（the Somme），並於當日黃昏時候抵達阿布維爾（Abbeville），與英吉利海峽已相去不遠。5月底前，英軍從敦刻爾克撤退。6月22日，法國投降。僅用六周的時間，德軍便擊潰了英國、法國和比利時聯軍。在很多人眼中，這場戰役堪稱當代最偉大的軍事勝利。
德國的這一勝利成為「閃電戰」（blitzkrieg）的典範。這個名詞變得如此熟悉以至於我們將它誤以為是一個註解。事實上，軍官和歷史學者了解其間的差別，但公眾可能（會）認為，德軍勝利的關鍵，蘊涵在我們腦子裡關於「閃電戰」的概念之中：全民動員、毫無預警的突襲、憑藉人數優勢和大量先進的坦克及飛機征服了隱藏在馬奇諾防線堡壘之中的法軍。公眾的這種觀點認為，在戰略、資源以及由意識形態教化和中央集權所點燃的戰爭狂熱等方面，德國均勝過法國。
事實上，公眾的這一觀點所涉及的諸方面要麼違背事實，要麼具有嚴重的誤導性。事實上，德國已經向法國和英國暴露足夠的信息——戰爭即將來臨：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法英兩國隨即進行戰爭動員；同盟國軍隊移師前方防地進入前沿陣地，對德軍的進攻嚴陣以待。有一點我們可以確認，在長達8個月的「靜坐戰」（Phony War）期間，英法盟軍普遍無所事事，士氣逐漸低落。但在波蘭（以及後來的挪威）淪陷之後，有大量預兆可揭示德國的戰略企圖。1940年3月，法國情報機關截獲了一份相當準確的情報，即德軍正在色當對面集結；法國駐瑞士武官報告稱，德國已在萊茵河上修築了八座軍用橋樑，該報告甚至非常準確地做出了預測，即德國將於5月8日至10日襲擊色當。 遺憾的是，法國幾乎完全沒有空中偵察能力；而當一名法國轟炸機飛行員報告說有一列長達60英里的德軍車隊正日夜兼程地朝阿登（Ardennes）方向挺進時，竟無人相信他的報告。但事實上有很多線索可循。
德國陸軍規模不及法軍 ，坦克的數量也少於法軍。1939年，法國陸軍擁有超過2342輛坦克（德國陸軍只有2171輛），跟德軍最好的坦克相比，法軍最優良的坦克體積更大、火力更猛。 （不過，跟德軍不同，法軍的坦克缺乏無線電系統，因此難於操控，不適合協同作戰。）法國空軍稍弱於德軍，但如果加上英國和比利時的空軍，那麼納粹空軍可能就不強於（甚至還會弱於）其對手了。 德國用於最初進攻的裝甲軍團機動化程度頗高，但並非整個德國陸軍都是如此。由坦克編隊發起的閃電襲擊總會出現在我們模糊的記憶中，但我們往往忘記的一點是：1940年，大部分德國陸軍還依靠步行行軍，而且其大部分補給也還由馬拉貨車拖運。（直至1943年，一個標準的德國步兵師配有942輛機動車輛、1133輛馬拉車輛，所需補給的乾草和燕麥的噸數為燃油和汽油的兩倍。 ）
此外，默茲河前線的關鍵之戰並非由坦克或飛機，而是由步兵完成的。這些步兵劃著橡皮筏渡河，然後攀上陡峭的河堤，或者在敵人的炮火下躲閃著穿越開闊地帶。雖然有大炮、飛機和坦克提供掩護，但這些交戰獲勝的關鍵在於步兵。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士兵並沒有以高漲的愛國熱情來響應戰爭動員令。徵兵站外沒有出現擁擠的景象。歷史學家阿里斯泰爾·霍恩（Alistair Horne）後來寫道：「人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仍記憶猶新，此時的口號……已變成『讓我們交差了事』。」 但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德國人就會蜂擁而至他們的徵兵站。畢竟，1914～1918年一戰期間，雙方都損失慘重。德國的政治領導集團極力向其重建的軍隊灌輸納粹意識形態，這一努力在軍官層級似乎獲得了成功；確信無疑的是，納粹黨衛軍（SS）已經接受了這種意識形態。學者們曾一致認為，意識形態並沒有在德軍的戰鬥凝聚力方面起到任何作用。而如今，新的研究正向這一觀點發起挑戰。但是，無論納粹在動員德國士兵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我們並不清楚普通士兵的動力是否來源於對納粹的狂熱。 1940年，德國士兵打得很艱苦（堪比1944年他們在面對強大得多的盟軍部隊撤退時的情形），但我們並無理由認為政治狂熱和戰鬥力形成之間有緊密聯繫。正如任何國家、任何時候一樣，參與戰鬥的德國士兵們心存恐懼，但也懷著不辜負（或至少表面不辜負）同班或同排夥伴之期望的心理。
有人可能認為德軍傑出的戰略足以彌補它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局限。因為它奏效了，德軍的戰略確實很了不起，但實際上這一戰略也極其冒險，而且也很可能以失敗告終。另外，戰略本身對戰爭是否具有決定作用，對於這一點我們也並不清楚。
起初，希特勒希望德軍穿越荷蘭和比利時，沿英吉利海峽的海岸進攻法國。1939年10月，埃里希·馮·曼施坦因（Erianstein）將軍獲得了這項作戰計畫的材料，並得出了這一計畫行不通的結論：它缺乏明確的戰略目標，不能創造出摧毀法軍的機會（德國認為法軍大部會駐紮在德國攻擊區域的南面）。另外，一名身攜絕密文件的德國軍官由於乘坐的飛機墜毀而落入比利時人手中；從這些文件可清晰地解讀出德國將進攻比利時，相應地部分法軍會移師北上。
但是，如果不取道比利時發起襲擊，還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曼施坦因建議取道比利時和盧森堡最南端的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這條路線具有它的優勢，德軍可以經此路線直逼巴黎，一路平坦開闊——當然德軍首先需要穿越阿登森林和索姆河。但是，這些坦克、卡車以及數以萬計的軍隊怎樣才能穿越森林、渡過河流呢？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它的風險：通過鐵路運輸一個裝甲師至少需要80列55節車廂的火車。一旦這支裝甲縱隊下了火車，開上一條平坦的道路之後，他們就會拉長為一支延伸70英里的隊伍，行進的速度跟步行相差無幾。 在發起行動的幾天之前，法國偵察機就可能偵察到這一行動並立即洞悉德軍進攻的方向。如果這支裝甲縱隊開到一條狹窄而蜿蜒曲折的道路上——一路上峽谷中岩石密布，丘陵中草木叢生——一旦領頭的坦克發生故障，緊隨其後的成百上千輛坦克和卡車便動彈不得，入侵行動將只能作罷。
退一步說，即使他們不會遭到空襲，也不會出現難以解決的故障，當匯聚在一起的坦克縱隊鑽出森林，然後渡過一條寬達一兩百碼的河流，爬上陡峭的對岸後，還必須避免因彼此干擾而陷入混亂。再退一步說，假設這些困難都被設法克服了，最終他們抵達一個敞開大門的國家，可一路碾平，直指巴黎和英吉利海峽。但當部隊掉轉方向由南改而往西，整個縱隊的南翼都將暴露在法軍面前。德國陸軍元帥費多爾·馮·博克（Fedor von Bock）認為，如果這個計畫能成功，它必須得「超越理智的界限」。「我們的南翼需要保持與馬奇諾防線10英里遠的距離隱蔽潛行，但願法軍作壁上觀，無所作為！……當200英里長的南翼暴露在法國大軍的主力面前時，我們接著需要祈禱可以一路行軍直至海岸。」
儘管法國馬奇諾防線在當代頗受嘲諷，但它實際上對德軍的作戰計畫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個防禦工事系統，從盧森堡南部的西南角延伸至與瑞士交界的東南部，曾被認為堅不可摧，歷史會永遠告訴我們是如此，我們也必須認為事實確實如此。除了一個小堡壘之外，整條防線在法國投降前一直在抵抗著德軍。 德軍傾向於不對其發動攻擊，他們擔心攻擊會導致法軍對德國側翼進行反擊，從而對德軍造成嚴重威脅。
博克的主張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在德軍發起進攻的三個月前，希特勒批准了曼施坦因的計畫。這一計畫最終獲得了成功。
當小約翰·J.迪伊烏里奧教授走進得克薩斯州亨茨維爾（Huntsville）最高安全等級監獄時，這裡井然有序的氛圍使他大為吃驚。囚犯們身著統一的白色囚服，走動時不聲不響，禮貌地與看守人員講話，稱呼他們為「長官」或「上司」。很少有囚犯走過來與迪伊烏里奧或其他參觀者搭話。囚室簡陋但很乾凈。走廊整潔，窗戶玻璃完好無損。餐廳的食物乾淨且種類豐富，很多都直接採摘自監獄農場。教室里的教學活動有條不紊，教師顯然控制著局面，課程計畫得到實施，犯人的吵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