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條約》 （the Treaty of Paris，1783）上的墨跡才幹，華盛頓就預言說，關於美國不可能的勝利的真相將永遠不會寫進歷史書里：
如果歷史編纂者能夠有魄力在史書中記錄下在這場戰鬥過程中以不對等的軍力（就美國一方而言）獲取的優勝，並試圖把它們與其過程中所面臨的令人沮喪的環境聯繫起來，後人多半會將他們的工作戲謔地稱作虛構；因為人們不會相信，大英帝國動用了這樣一支軍隊，在這個國家征戰八年，他們居然會失敗……而且將他們打敗的軍隊在人數上少得多，它的士兵總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沒有報酬又缺乏經驗，時不時還要經歷人性所能承受的各種悲痛。
華盛頓在呼籲人們對大陸軍的堅韌不拔精神的關注——漫長的8年中他們一直是「這項事業」的代表——他們是使美國獲得最終勝利的根本因素。正如亨利·柯林頓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而豪氏兄弟卻沒有）的那樣，這場叛亂的戰略中心不是一個地方——不是紐約，不是費城，也不是哈德遜走廊——而是大陸軍本身。
在這種敘事框架中，1776年紐約的行動顯得十分關鍵，因為這是最為危機萬分的時刻，此時的大陸軍差點就要不復存在。的確，懷著「存活就是成功的關鍵」這種觀點所寫下的戰爭史會特別重視1776年8月那場橫渡伊斯特河的近乎奇蹟的逃離，以及1777年冬天大陸軍在福吉谷面對的持久考驗，它們甚至比薩拉托加和約克鎮戲劇性的勝利更像是這場戰爭中的決定性事件。
華盛頓自己對於這場對抗的認識體現出了一種天定論的特點，而這正是基於對1776年夏天的回憶。因為他比大多數人更加能夠意識到，守衛紐約的決定是一個巨大的失誤，僅僅是靠著純粹的運氣以及豪氏兄弟令人費解的剋制才沒有淪為一場大災難。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將美國的勝利描述為「標準的奇蹟」，這個奇蹟是因為「一系列因素的連鎖反應才會出現，而這樣的反應無論何時何地都不可能再次出現了」。儘管華盛頓並非篤信宗教的人，但是這場戰爭的頭幾個月讓他深深地相信了天意，這也就是說，在某些情況下，上天掌控著事態的發展。
他在這場戰爭剩下的日子裡都十分相信的是，紐約是一個上天選定的地方，他將回來補救之前所犯過的錯誤，並且發起一場決定性的進攻，以結束英國在北美的一切跋扈行徑。他十分沉迷於將紐約視為將會有重大戰役發生的地方這一想法。因為紐約是曾經讓「這項事業」幾近毀滅的地方，所以有理由相信，此地也應該成為它最終勝利的地方。讓他完全大吃一驚的是，所謂命運，以及法國艦隊，選擇的地點卻是泰德沃特半島上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他對大陸軍的描述——「經常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沒有報酬」——是意在讚揚這支歷經艱辛挺過整個戰爭的隊伍。但這也是對於在1776年夏天最初成形、在隨後的戰爭歲月里其前途卻一再變得嚴峻和渺茫的政治模式的刻薄評論：那就是，大陸軍勉強能夠生存，並且從來沒能得到過華盛頓所要求的財力和人力的支援，即使打造一支更大的、裝備更精良的軍隊的資源已經具備。
正如我們所見，各州從一開始想的就是滿足自己的民兵需求，而不是提供大陸會議為補充大陸軍而提議的配額。這主要是因為各地和各州內部的聯盟關係遠甚於任何集體的或國家的情感。戰爭就這樣一直拖下去，而這種離心力只會日益加劇，每一次對於財力和人力支持的要求都只會讓各州議會更加憎惡。這也並非僅僅事關對本州的忠誠與對國家的忠誠。建立一支強大的大陸軍，這種想法被普遍認為是建立一支美國版的英軍，它像一頭家養的龐然大物一樣有著令人不寒而慄的外表，它威脅著這場戰爭聲稱要為之而戰的共和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華盛頓對於美國勝利的理解中，他所主要關注的是一個在大多數美國人看來多少有些尷尬的組織所具備的那種堅忍不拔的精神。
隨著《巴黎條約》簽署後養老金問題開始出現，對於將大陸軍從愛國主義的願景中抹除的呼聲日益高漲。在戰爭期間，主要出於對徵兵這一目的的考慮，政府做出過包括為軍官提供終身半薪養老金在內的相關承諾。變得日益明顯的是，這一承諾將不會得到履行，因為各州拒絕徵收專門用於此事的稅款。此時一個叫作「補償方案」的替代選項又被提了出來，根據這一方案，退休軍官將得到連續5年的全薪養老金。
大眾對於這個補償方案的反應主要散見於新英格蘭新聞界的通信和評論。它們幾乎清一色地對此持否定態度，其行文言辭激烈，幾近污言穢語。身經百戰的軍官們被描繪成懶惰的無用之人，他們帶著自視甚高的態度，在公眾那裡騙吃騙喝，就像「貪婪的鳥身女妖（harpy） 一樣，長著磨得鋥亮的喙，瞪著凶神惡煞的眼」。如果他們真如自己所稱是有道德的人，那麼用道德作為對他們的唯一報酬就可以了。一位康涅狄格的退休軍官抱怨說，那些關於他的養老金的報道讓他成了鄰里眼中的卑賤之人：「對於大眾而言，我已經變得卑鄙不堪……當我得了什麼重病的時候，他們曾希望我可以死掉。一個聒噪的人曾對我說，他希望我可以死掉，這樣他就可以剝下我的皮做鼓皮，用做成的鼓將其他軍官趕出這個地方。」
這種反老兵的情緒後來集中促成了一個叫作「辛辛那提協會」（the Society of the ati）的退休軍官互助組織的成立，它似乎代表了所有普通美國人所憎惡的價值觀念。亨利·諾克斯曾是保護這個「兄弟連」的主要倡導者，因為裡面的人們曾歷經磨難、犧牲自我、共同努力贏來了美國的獨立。但是一旦人們了解到，協會裡的成員是根據家庭中男方的血緣關係世代相傳，此時它就被貶斥為一個威脅著共和價值觀的貴族組織。對於辛辛那提協會的廣泛敵意令華盛頓深感震驚。他認為，這個組織的成立，是對於為實現美國獨立而犧牲的無數個體的永久紀念。但是正如事實所證明，大陸軍的重要角色正是大多數美國人最不希望去紀念的東西。
對此的第一手回憶記錄曾一度幾近蒸發，直到約瑟夫·普拉姆·馬丁在1830年終於得以出版了他的回憶錄。馬丁在自己緬因州的農場上以70高齡寫出了這本回憶錄。在書中他回憶了在長島和曼哈頓所經歷的最早的戰鬥，當時他還是一個滿懷愛國熱情的15歲小夥子，沒有任何戰鬥經驗，是這支業餘部隊里的童子軍。這本書的主題呼應了華盛頓所強調的十足的堅忍不拔精神，那就是他和大陸軍在面對後人無法理解也想要忘卻的那種艱難困苦時的生存能力。
馬丁所記敘的事情毫無榮耀可言，他關注的是日復一日平淡無奇的生存挑戰，這種挑戰最常見的形式就是找東西吃。他無意去評判長島和曼哈頓的戰鬥所蘊含的更為宏大的意義，因為他的觀察位置就像基普灣的淺陋戰壕一樣，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全景視角。但是馬丁以自己這樣的謙遜方式，提供了一種我們可以將其稱為托爾斯泰式的戰爭觀的東西，它意味著對普通士兵真實情感經歷的還原。在書的結尾，他給出的信息簡單而深刻：他和大陸軍都成了倖存者，這就是戰爭如何被贏得，或者說未被輸掉的方式。
到他真正下筆寫作的時候，人為造成的對於大陸軍重要角色的遺忘早已作為明智之舉被廣泛認可，而馬丁所說的「民兵的神話」也已經在民間傳說中廣為流傳，以用來解釋看似不可能的美國的勝利。這場勝利據稱是由「臨時民兵」而非像馬丁這樣的正規軍所贏得。作為大陸軍為數不多的健在老兵之一，他覺得有特別的義務去挑戰這種錯誤的歷史觀：
有人曾經說過……這支革命軍是毫無必要的；他們說民兵足以應對這場危機所提出的所有挑戰。……但是我仍然堅信，他們的回答不及正規軍戰士的有分量，當我們慶幸自己不用面臨戰爭的磨難時，這些戰士仍然活著，並且有義務活著，他們還不能離開。
美國人需要相信，他們擁有的是一種單純的想法，即他們不依靠正式士兵組成的常備軍就建立了獨立的北美共和國。馬丁的回憶錄是與他一樣的正式士兵的痛心疾呼，他們因為與共和國所宣揚的「市民/士兵」的典型不相符而被從愛國主義者的文字中清除了出去。華盛頓從一開始就警告說，美國獨立戰爭的故事也許有著虛構的外表，但是他無法知道的是，這個虛構的版本將民兵描繪成了這個故事裡的明星。
與解釋勝利的原因相比，解釋戰敗的原因總是一項更為困難的事情。但是《巴黎條約》的出台給英國造成了難以解決的兩難困境，因為其中的條款表明的是，英國永久性地失去了在北美的領土。所有的流血犧牲和財力消耗——4萬人的傷亡和5000萬英鎊的軍費——都打了水漂。隨著這次令人難以置信的、徹底的失敗被人了解，一種集體的沉默像烏雲一樣籠罩著這個話題，就好像它是晚餐聚會上一位不受歡迎的來客，如果不去管他，他最終會離開。約翰·亞當斯在1785年曾不幸擔任了美國第一位拜訪聖詹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