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不是說過這樣一句話嗎，「我是誰？在這個偉大的民族面前我將要扮演什麼角色？」我思索著那些已成過往的重大事件，以及那些正在進行著的更為重大的事件，並意識到一直以來我是那樣努力地去觸發某些事件的機關，推動某種進程的轉輪，而這些舉動已經引發並將繼續引發這樣的效應。每當想到這些，我心中便深懷敬畏之情，這種感受難以言表。
——約翰·亞當斯1776年5月17日寫給阿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 Adams）的信
到1776年春天為止，英國軍隊與北美殖民地軍隊慘烈地相互廝殺已整整一年。萊剋星頓 （Lexington）和康科德（cord）的戰事只是一些小規模的衝突，而邦克山戰場 卻成了一片血海，其中英軍傷亡尤其慘重，他們損失的一千多名將士幾乎佔去了進攻兵力的半數。北美軍隊的陣亡者總計有數百人，不過這一數字還應該更多，因為這一數字不包括那些被遺棄在戰場上的傷兵，他們死於英軍清場行刑隊的刺刀之下，這些英軍士兵由於眾多戰友的離去而怒火滿腔。在倫敦，人們曾聽一位退休軍官說，要是北美軍隊再有幾次這樣的勝利，英軍就要盡數覆滅了。
在隨後的九個月里，在一場被稱作「波士頓圍城」（the Boston Siege）的馬拉松式的會戰中，喬治·華盛頓將軍 指揮的那支由兩萬民兵部隊組成的聯軍成功牽制了威廉·豪指揮的7000名英國守軍。對峙局面在1776年5月結束，華盛頓憑藉安放在多徹斯特高地（Dorchester Heights）的大炮，迫使豪撤離該城，並由此獲得軍事主動權。阿比蓋爾·亞當斯目睹了英軍從佩恩山（Penn''s Hill）附近駛離北美的場面。「你可以看到有一百七十多艘船，」她記敘道，「它們看起來就像一片森林。」在那時，人員混雜的民兵已經被稱作大陸軍了，而華盛頓則早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戰爭英雄了。
除了這些戰事以外，還有英國海軍發動的幾次對新英格蘭沿岸城鎮的襲擊，以及由貝內迪克特·阿諾德（Be Arnold）領導的1000名美軍進行的一次不成功的遠征，這支部隊能夠於隆冬時節穿越緬因州的荒野開路行進，卻在試圖攻佔魁北克（Quebec）的英軍要塞時遭遇慘敗。儘管大多數軍事行動都只限於新英格蘭與魁北克境內，但是沒有人能夠有理由否認，爭取北美獨立的戰爭（當時還沒有被稱作美國革命）已經開始了。
但是如果你將鏡頭拉遠一些，將費城的大陸會議納入視野，那麼這幅爭取獨立的圖景就會變得模稜兩可，非常奇怪。因為儘管戰場上的廝殺在不斷升級，但是該會議的官方立場卻仍然是繼續保持對英國王室的忠誠。會議代表們雖然還不至於否認戰爭的爆發，但是他們卻擁護「喬治三世（Gee Ⅲ）並不知道這場戰爭」這種奇怪的說法。［他們認為］那些撤離波士頓的英國軍隊不是國王陛下的軍隊，而只是「內閣的部隊」，也就是說，英國政府內閣的人在採取行動時沒有讓國王知道。
大陸會議里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只是妄想般的捏造臆想，然而它卻也是非常重要的虛構說辭，它維持了殖民地與英國王室之間的聯繫，並開啟了和談的可能。毫無疑問，托馬斯·傑斐遜心裡隱藏著這樣的動機，因為他在幾個月後寫下了如下文字：「的確，出於謹慎的考慮，一個統治已久的政府不會因為轉瞬即逝的輕率理由而被改變；相應地，一切經驗都顯示，人類更易於在邪惡能夠被忍受的時候去忍受邪惡，而不會通過廢除他們已經適應的習慣來改進自身。」
也許有人會反駁道，北美軍隊中那些在邦克山戰場死於刺刀下的受傷的孩子已經遠不是轉瞬即逝的輕率理由了。華盛頓自己曾經透露，他一了解到戰場那種慘烈的情形，就對會議里的溫和派們失去了耐性，這些溫和派——這成了他最喜歡的說法之一——「仍然在想著用『和談』這道大餐來餵飽自己」。儘管華盛頓向部下們聲明了軍隊接受的命令是來自大陸會議——人民對軍隊的控制是會議不容置疑的信念之一——他卻不相信，除了北美獨立，還能有其他更為次要的事業可以讓他送這些勇敢的年輕人去為之獻身。對於他而言，對於軍隊而言，這就是「這項事業」的含義。雖然華盛頓在費城的上司們在愛國的道路上已經落後於他，但是他直言不諱地預測道，他們遲早會趕上來。
然而與此同時，在1775年最後幾個月里，北美獨立戰爭的軍事陣線和政治陣線並沒有結成一致的同盟。北美對於大英帝國的淫威的反抗實際上有兩種表現形式；對於英國議會對北美統治權的認定，北美人民的回應也由兩個中心所代表。由華盛頓統領的大陸軍已將北美的獨立視為必然結果，認為它只是對既成事實的合法化。而大陸會議則認為北美獨立是萬不得已的最後選項，由來自賓夕法尼亞的約翰·迪金森領導的溫和派們仍然認為，獨立是一種自殺行為，需要不惜一切代價來避免。
形勢在當時就很明顯了，人們回過頭看也只會發現，它隨後也只是變得越來越明顯而已。英國政府內閣的策略顯然打算利用兩種立場之間的鴻溝，其方法是提議對大英帝國進行局部重組，給予北美殖民地一部分對自身內部事務的控制權，而作為回報，北美殖民地需要重新對國王宣誓忠誠。兩年以後，英國政府內閣也確實提出過這樣的方案，但到那時已經太晚了，有太多的人已經死去或將抱殘終生，有太多的婦女已經慘遭蹂躪，有太多人的生活已經被永遠地改變。除了北美徹底的獨立已別無他途。
事情為何會發展到如此地步？作為一份全面的歷史記錄，需要花費大量的篇幅來回顧在當時已經持續十多年的憲制爭端（stitutional arguments），那場爭端要從1765年的印花稅法案 （the Stamp Act）講起。而更為簡潔的政治歷史的解釋則會將這項憲制爭端的核心視為關於統治權問題的衝突。英國方面的基本論點由英國偉大法學家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清楚而有力地提出，在他的《英格蘭法律評論》（，1765）中，他以最權威的口吻堅定地聲稱，在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不可抗拒的、絕對的、不受控制的權威，該權威擁有主權權利（jura summi imperii），或者說是統治權權利」。在大英帝國，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威就是議會。一旦你接受了這個論點，按照其邏輯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議會擁有向北美殖民地徵稅以及為它制定法律的權力。
殖民地人民反駁了這種法律上的解釋，他們用那條半神聖的輝格黨 原則來審視自身的情況，該原則認為，在沒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況下，不得對任何英國公民徵稅或是要求他們服從法律。由於北美殖民地人民並未在議會取得代表席位，因此議會通過的法令對他們沒有效力，他們只需要遵守他們自己的殖民地議會通過的法律即可。
到18世紀70年代早期，這場爭端在邏輯上和法理上都已經陷入僵局，兩種關於大英帝國的對立觀點被迫持續共存：具有濃重大英帝國色彩一方的觀點認為，北美的統治權在英國議會手中；而支持北美的另一方的觀點則認為，當地人民的同意才是最根本的重點，統治權在各個地區自己手中，所謂共同的北美殖民地聯盟只是對於英國國王而言。英國模式的構建受到了過去的歐洲帝國（主要是羅馬帝國）的啟發。北美模式沒有任何過去的先例，但它卻預示了一個世紀以後的英邦聯（the British oh）。
在1774年，英國政府認為這種僵局已經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同時為了回應在波士頓港發生的被稱為「茶黨事件」 （the Tea Party）的惡意破壞行動，英國政府決定在馬薩諸塞實行軍事戒嚴。回想起來，這可是一項至關重要的決斷，因為它將憲制爭端轉變成了一場軍事衝突。這場衝突正好緩和了關於大英帝國的兩種對立觀點，即這個帝國的形成或是基於脅迫，或是基於共識。
但是在那個時候——1775年初——來自大西洋兩岸的聲音呼籲謹慎行事，雙方都充分意識到如果開戰他們將得不償失，並且他們都竭盡全力要不惜一切避免戰爭。
在英國這一方，關於改變路線的爭論來自議會中最傑出的兩名成員。在上議院 中，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William Pitt，Earl of Chatham）這位公認的為英國在法印戰爭 （the Frend Indian War）中贏得勝利的人物，當仁不讓地成為意見領袖，並挺身譴責將衝突軍事化的決定。他建議英國軍隊從波士頓全面撤離，認為這些軍隊只是火藥桶，將會引發導致戰爭的煽動性事件。英國政府應該通過談判謀求政治解決，以確保「他們的財產的神聖性不受侵犯，並且仍然處於他們的支配之下」。皮特認為，北美殖民地十分珍貴，萬萬不能失去，英國政府應該聽取忠告，給予北美殖民地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