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賦予夏天以更為寬泛的定義，那麼1776年的夏天可以說正是美國歷史即將展開的時刻。在那一年5月到10月這段時間裡，人們達成了對於北美 獨立的一致意見並正式宣布了這一決定。他們首次提出關於美利堅共和國的藍圖設想，直面並巧妙應對了足以影響這個國家未來的那些難題。而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海上艦隊也不遠千里跨越大西洋來到這個地方，打算將北美的叛亂扼殺在搖籃中，它們後來差那麼一點點就成功了。
這個故事有著兩條相互交織的敘事線索，它們通常因為各自不同的進展而被當作獨立的記錄講述。第一條線索是政治方面的，它講述了北美十三個殖民地是如何聯合到了一起，並達成了脫離大英帝國的一致決定。這個故事的中心場景是大陸會議 （the tial gress），而主要演員（至少在我的故事版本里）有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約翰·迪金森（John Dison）、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和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第二條敘事線索是軍事方面的，它講述的是長島和曼哈頓的戰事。在這兩個地方，英國海陸兩軍給由業餘人員組成的北美軍隊帶來一系列毀滅性的重創，然而卻錯失了所有給這一切畫上句號的機會。這個故事的焦點所在是大陸軍 （the tial Army），而主要演員有喬治·華盛頓（Gee Washington）、納瑟內爾·格林（Nathanael Greene），以及一對來自英國的兄弟，理查德·豪與威廉·豪（Richard and William Howe）。
我接下來要提出的論點是，政治和軍事這兩條線索是這個故事的兩面，只有放在一起講述，我們才能理解它們。它們都發生在同一時間，一條線索中的事件會影響另一條的走向，大部分現代學者單獨地看待這一事件的不同方面，但事件的當事者卻經歷著它的全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推動6月到7月之間在政治上達成關於北美獨立的一致意見的，是對英國即將在紐約展開的入侵行動的廣泛憎惡。英國軍隊與北美軍隊雙方的指揮者在多個場合都做出了開戰決定，而他們做出這些決定的原因是意識到了它們將對輿論產生的政治影響。發生在長島和曼哈頓的那些戰鬥，更多的是爭奪民心的政治競賽，而並非只是爭奪領土的軍事行動。
由於已經知道了美國革命（the Ameri Revolution）的結果，我們也因此忽視了這個緊張時刻的複雜特點。在這個時候，一切都處於均衡狀態，歷史正在以一種不斷加快的速度向前推進，英國與北美雙方——尤其是北美一方——都徘徊在巨大災難的邊緣。大陸會議的代表們和大陸軍的軍官們，在難以預料後果的情況下，被迫做出了一連串十分緊急的決策。正如亞當斯所說的那樣，在這個狀況不斷變化的時刻，他們活在「革命之中」。從定義來看，這差不多意味著，他們在前進的途中正在醞釀著這樣一場革命。
有兩種信念此時也產生了衝突。第一種信念是，英國的陸軍和海軍是不可戰勝的。而結果證明，這是真的。第二種信念認為，北美獨立之事業［通常被當作某種半神聖魔咒一樣的「這項事業」（The Cause）］是不可避免的。結果證明，這一點更是真理。要作為歷史學家還原這個緊張時刻的面貌，那麼就必然以當時北美與英國雙方的那些決策被當事者所提出時的情境來審視它們。而如何評價這些決策，則是由我們身處21世紀的優勢地位所自然而然具備的功能。
例如，大陸會議曾做出了一項特別的決策以避免任何對奴隸制問題的考慮，即使大部分代表都充分意識到奴隸制違背了他們為之奮鬥的那些原則。在這一點上，亞當斯表露得最明顯，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表示，要暫緩美國革命的全面承諾，以確保在獨立問題上堅定的一致意見。我們不可避免地要問這樣一個問題：這究竟是一項令人欽佩的、伯克意義上的務實的決議，還是在「推遲正義就是否定正義」這一模式中的道德失敗？儘管我們已經知道下一個世紀的美國歷史會發生什麼。
讓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最近在東南亞和中東的經歷，使得我們能夠理解遠在異國他鄉的佔領軍所面臨的困境，他們面對的是當地有著革命計畫的敵人。豪氏兄弟運氣不佳，他們在現代歷史中首次遭遇這樣的境地，因此他們認為自己在軍事上的優勢將會是決定性的，因為他們沒有理由去相信其他的可能性。從傳統的軍事觀點來看，至少在戰術上，他們在紐約戰役中的表現堪稱海陸聯合作戰的教科書式的典範。但是我們認為，是一種多少有點受到抑制的帝國主義的力量，改變了核心問題。問題不是「英國怎麼可能會輸？」而是「他們在事實上是否曾有過能贏得戰爭的機會？」
如果這樣的機會的確存在過，它就應該是在1776年的夏天，當時豪氏兄弟屢次錯失在長島和曼哈頓一舉殲滅大陸軍的大好時機。機會、運氣，甚至天氣的風雲變幻，都與豪氏兄弟的戰略和戰術決策一樣，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兄弟倆的這些決策在戰後飽受批評，在事後看來，他們所制定的略顯謹慎而局限的目標源自對所面臨挑戰的根本性的錯誤理解。如果大陸軍不復存在，這次反叛的命運會怎樣？關於這一點，當時北美方面內部有過不一致的意見。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答案，因為儘管當時大陸軍確實陷入過九死一生的險境，但全軍覆沒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後來的歷史的確也讓我們知道，一旦豪氏兄弟在戰爭初期錯失了摧毀大陸軍的良機，它便永遠不會再來。
所以這裡要講述的是美國革命誕生的故事，是那些伴隨著整個革命進程的苦難憂患，是政治和軍事領域裡的那些影響了最終結果的大大小小的決策。它被當作一個故事講述，這意味著敘事將被設定為最重要的分析方法，而還原這個故事在當事者眼中的本來面目，則必須優先於任何由我們當下的智慧所賦予的觀念。
在我們開始打開探索過去的地圖之前，有兩個看起來很奇特的特徵值得一提，因為它們與我們心中所抱有的期待並不相符，因此需要提前在這張地圖上被標註出來。
第一個特徵是一種獨特的榮譽感，那是一種中世紀世界的殘餘，它仍然存活著，並且無所不在，特別是在18世紀的軍事文化中。這種半騎士風格的準則的核心概念就是名聲（character）；它認為，一系列被明確界定的原則會一直支配著紳士的行為，特別是在具有高度壓力或者危及生命的情境中。被這種貴族的榮譽感所驅使的人將會以某些在我們看來很奇怪的方式行動，比如在槍林彈雨中傲然挺立，而不是卧倒或尋找掩護。將軍們在戰場上討論戰略戰術選擇時，也會遵循類似的獨特邏輯，因為他們認為撤退是可恥的，會讓他們的名聲受損。在我們的故事裡，華盛頓就是最明顯的受榮譽感驅使的角色，如果不用這種18世紀的觀點來看待，他在紐約戰役（the Battle of New York）中的指揮表現就會顯得難以理解。
我們需要在這張地圖上標註出的第二個地方，實際上是一片空白之地。因為我們知道，美國革命最終創立了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這個國家後來又成為世界強國，因此人們不可抗拒地要將後來的發展放入這個故事裡解讀。但實際上，在1776年還不存在共同的美利堅民族意識，即使大陸會議和大陸軍可以被視為這種民族意識的萌芽。殖民地以及後來的各個州之間的所有聯盟關係，都被認為是權宜的、臨時的安排，廣泛分散的北美人口所懷有的忠誠，就其著眼的範圍而言，仍然只是地方性的，或者至多只是區域性的。對此外其他情形的設想，就意味著將某種程度的政治統一性強加於更為散亂的現實之上，這也低估了議會和軍隊的領導者所真正面臨的困境。他們正精心計畫著以北美人民（他們還沒有成為美利堅民族）的名義對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種種挑戰做出一次集體的回應。就這一點而言，「美國革命」（Ameri Revolution）這一術語是具有誤導性的。
隨著這些警示性標誌的出現，讓我們回到1776年的暮春時節。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已經進行了一年多，一支龐大的英國艦隊正準備跨越大西洋並送上致命一擊，以求將北美的叛亂扼殺在搖籃之中。而與此同時，大陸會議還沒有宣布北美的獨立，因為溫和派的代表們認為與大英帝國開戰是自殺行為，而且人們也看不到殖民地人民對北美的忠誠。一支眾所周知的箭已然離弦，很明顯它將會降落在紐約，那裡是英國入侵的明顯目標。人們越來越不清楚是否能夠達成關於北美獨立的一致意見，儘管約翰·亞當斯宣稱他知道歷史將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