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這樣一部影片是我由來已久的夢想，為了實現這個夢想，我們於8年前就已經起意要做這件事情。記得那是1994年，我和劉震雲一同參加北京青聯的會議期間，我對他說：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溫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電影。他對我說：現在時機還不成熟，我們對事物的認識仍然還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們的認識是需要時間的，這個過程是不能被省略的。2000年的春節，我接到劉震雲的電話，他在電話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時把一件新世紀的禮物交給了他的朋友。
他對我說：關於《溫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們可以開始上路了。
節後的一天晚上，劉震雲從他的故鄉回來，我們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猶未盡。
我問他：為什麼決定把這個禮物給我？在別人看來，我可能不是拍攝這樣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選。
他對我說：我們的確有幾個優秀的前鋒，但他們已經衝到了底線，要想進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傳給正從中場起動的隊員，我看到馮老師恰在此時從中路插上，球就傳給你吧。
我們開了一個座談會，請每個看了小說的人談改編的想法，幾乎每位與會者都認為，這是一部調查體的小說，改編成電影難以想像。會後，我們倆坐在樹蔭下沉默良久，劉震雲對我說：最好的方法其實就是最笨的方法。所有事後被認為是無用的努力，事前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正如，有一句他們常說的話：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所謂驀然回首，絕不是站在那裡不動，偶一回頭，必是在黑夜裡，在崎嶇的山路上，摸著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找了許久才驀然發現的。
我們決定從最基礎做起，去河南採訪，路上想。
這件事情我們得到了「華誼兄弟」的全力資助，組成了一個採訪小組，兩下河南，又先後赴陝西、重慶、山西、開羅尋根問底，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為此拍攝了幾十個小時的紀錄片，在計畫採訪的名單里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國時代周刊派往中國戰區的記者，正是他，把發生在1942年的災荒和親身的經歷寫成文章，發表在《時代周刊》上，讓世界了解了發生在中國河南的悲劇。遺憾的是，老人已於1995年在美國去世，讓我們失去很多有價值的線索。
採訪途中，我們經過河南鞏義的一個村莊，看到一座教堂，停車走進去，遇到一位年過90的老太太，名叫劉和平。和她攀談中，我們得知了一些1942年的災情。
劉和平曾目睹災民因絕望，一扁擔下去將自己餓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活活拍死。她還敘述了一件和吃有關的事情，那是她的同鄉在逃荒的路上，餓得實在沒有勁了，昏倒在路邊，忽然感到一陣劇痛，睜開眼，嚇了一跳，發現正有另一災民用鐮刀在他的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塊肉。同鄉忙喊：我還中！別吃我！割肉的災民卻說：你不中了，救救我吧。這種人吃人的事情，我們聽了觸目驚心，但劉和平老人卻表情漠然。她說：餓死的人太多了。在那次大饑荒里她的親人也餓死了，因此當時她流淚不止，後來被一座教堂收留，神父讓她把手放在《聖經》上，神父說一句她學一句。
神父說：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讓我不要再流淚。
她跟著重複了神父的話。
劉和平對我們說：從那以後，直到今天，我再也沒有流過淚。也是從那時起，她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我們問她：天堂是什麼樣子？
她說：玉石門面黃金街，喝口涼水都不餓。
由此可見，飢餓在她的心裡留下了多麼深重的傷痕。
最後劉和平老人給我們唱了一首頌歌，她的嗓音沙啞，音調平淡，但她的歌聲卻流進了我們的心裡。
她唱道：生命的河，喜悅的河，緩緩流進我的心窩，我要唱那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烏雲，心裡的憂傷，全都灑落……
在赴重慶採訪的時候，我們在蔣介石的「黃山別墅」看到一幅歷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架木頭做的紡車。通過說明，我們得知這架紡車是蔣委員長出訪印度時，甘地先生送給蔣夫人的。後來在史料中劉震雲了解到，蔣介石曾對當時的外交部長陳布雷說，他最羨慕兩個人，一個是甘地，一個是毛澤東。他說：他們兩人都可以成為一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而我卻不能。
「黃山別墅」非常簡陋，和我們對國家領袖居所的想像大相徑庭。我對劉震雲說：看起來，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都很簡陋。
他說：委員長也是災民。
拍了三個多月，每天風裡土裡，咬不完的牙著不完的急，漸漸度日如年。對電影的愛越來越淡，對這樣的生活也開始感到厭惡，也許真的到了要和它說分手的時候了。想想還有近兩個月才能收工，想想合約里還有四部影片要拍，怎麼挨過去？拍電影如果沒了企圖心，就像沒有慾望還要做愛，就剩受罪了。
開機宴全組聚齊，工作人員五六百號，光司機就百十來人。震雲兄感慨，人力物力耗費如此之大，如果編劇不盡責，劇本蒼白沒有撼動人心的力量，那真是無地自容啊。我說，許多編劇攀比片酬，卻要求在合約里註明只寫一稿。雲曰：他們都是聰明人呀，我是個笨人，原與兄長共進退。
拍轟炸的戲，埋了一公里的炸點，動用上千群演，請來國內航拍公司，結果搞砸。連基本的懸停保持直飛的動作都不能完成。這件事給我一個教訓，想抬舉國內的公司，但他真不給你長臉，還得掉頭請老外。技術不好可以練，最可怕的就是什麼都敢應，事到臨頭掉鏈子。得，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吧。再不敢相信了。
比利時航拍公司的遙控技師沒有辜負人民幣的邀請，按照我們的要求出色完成了上午的航拍內容。組裡土法架設的「飛貓」俗稱「過江龍」，試來試去以撞壞雲台宣告失敗，早知如此也應該請國外的飛貓公司來。我們的電影工業太落後了。在預算允許的範圍里儘可能給觀眾交足功課，要不怎麼好意思說誠意奉獻呢。
在山西老宅里拍夜戲，從裡屋到堂屋兩次頭撞在門楣上，尤以第二回撞得最狠，脖子都快戳進去了，直接撞回裡屋。我不算高個，走路還駝背，難道百十年前的大戶人家身高都是一米五幾嗎？
組裡演員為靠近災民角色連日偽絕食，所謂偽絕食就是到不進飯堂怕扛不住食物的誘惑，躲屋裡悄默聲煮些米湯嚼口菜葉充饑。今晚排練，演員多，臨時安排在主創的餐廳對詞。每分鐘都在吃的慾望中掙扎，走路都打晃的「災民」們嗅著紅燒肉的余香喉嚨咽著口水對詞，國立含淚說：「在餐廳對詞，你們太缺德了。」
我拍了這麼多電影，沒有一部像拍攝《一九四二》這麼困難。有一次，拍轟炸的戲，正趕上張少華老師發高燒。炸點兒都埋好了，不拍就得炸，拍了，硝煙粉末老太太又怎麼受得了？我當時特別矛盾，其實我不是那種只要把戲弄好了，什麼都可以犧牲的人，所以很多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挺不是東西的。
拍布勞迪和羅賓斯的戲，期待兩位影帝聯袂奉上精彩演技。問二位為何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拍這樣一部艱苦的電影，布勞迪說：他看劇本時被一種深深的無力感籠罩，而他母親曾經也是難民，13歲時因為飢餓從匈牙利逃亡。羅賓斯說：寫人性的黑暗並不難，最難的是在黑暗中寫出希望。肖申克就是兩個字「希望」。
不少朋友驚訝布勞迪和羅賓斯加盟《一九四二》，難以預計我們要花去多少銀子。說老實話，他們兩位不是用錢能砸得動的，我們也沒有那麼大的預算。他們決定出演皆因被劇本打動。他們對電影的這種誠意是對我們多年執意堅持拍攝此片的一個回報。何平、國富知道，當初邀唐納德、薩瑟蘭拍《大腕》也不是用錢砸來的。
兩千群演的概念是：40部大巴運輸，兩千人餐食，群演勞務費，發放兩千人的服裝道具至少需要七八十個工作人員。拍攝一次的費用大約35萬元（不含服裝道具製作費）。《一九四二》全片故事發生在逃荒路上，150個拍攝日中「前不見頭後不見尾」的場面大約30次，僅群演一項費用就達1150萬元。用電腦特效則更貴，多麼恐怖。這還只是災民這一塊，還有軍隊哪。震雲是這樣描寫的：軍隊浩浩蕩蕩，逆著逃荒的人流，坦克、炮車、卡車、吉普車擁擠在路上，前不見頭後不見尾。日軍的轟炸機群批次出現，炸彈次第落下——製片主任放下劇本，徹底頹了。我在組裡宣布，出於人道的考慮誰也不許當著製片說「前不見頭後不見尾」。
讀劇本時最令製片心碎的句子就是：逃荒的隊伍前不見頭後不見尾。因為「前不見頭後不見尾」這八個字意味著少說也得兩千人，按每部大客車乘50人算，運送這些群眾演員需要40部大客車。令人痛心的是，這八個字在震雲的劇本里反覆出現。製片求震雲改劇本時手下留情別老寫這句話了。雲爽應，遂以「漫山遍野」取而代之。
因為拍電影走了不少地方，統一的印象是：暴土揚煙，雜亂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