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秋天最美的一天，濕潤透徹，整座城市如痴如醉。讓我想起那些芳華已逝的美女，雖然頹了卻仍然繾綣在她們的賞味期。
重慶有些古鎮雖勉強保留下來，但那不是重慶的氣派。我1980年第一次到重慶時，朝天門碼頭的梯坎，那叫一個壯觀！怎麼就拆了呢？就那麼容不下它的存在嗎？什麼叫沒文化？這就是。
少年時，每逢周末，禮堂的前廳里常常舉行交誼舞會。我父親愛跳舞，我母親很反感，但有時也帶著我和姐姐一起去。現在想起來，可能是為了看著我父親，其作用相當於警察。可想而知，有我和姐姐在腿間穿來跑去，又有母親端坐在場邊，我父親就是想有所作為，恐怕也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前廳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寬敞華麗，但長大以後故地重遊時才發現，實際的空間非常狹小樸素。令我對兒時的所有記憶都產生懷疑。我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拍一部反映兒時生活的影片，我應該按印象中的環境拍攝，還是應該還原其本來面目？孩子的視線看禮堂的門把，又大又高，成人卻不然，究竟哪一種視線更真實呢？思考的結果是，應該按照孩子的視線拍攝，那才是童年。
「舉重若輕」是一句好評，但也害了不少被評論家牽著鼻子走的「表演藝術家」。刻意不動聲色，爹死了都不哭，弄得跟白眼狼似的表演才高級？國立說了一句正確的話，表演就應該是準確。該重則重，當輕則輕。拿來和各位想成為表演藝術家和導演藝術家的野心家分享，斷不能上了「舉重若輕」的當。那叫不盡責。
和白岩松在新浪聊《一九四二》，岩松說，以往是應邀參加，今天他是硬要參加。因為他看了電影后感觸很多，想為電影做些事情。節目中他應允送給提問網友100張票，節目後一些朋友來信要替岩松買單，岩松謝絕，堅持要自己買票送觀眾。他說，做這件事心裡舒服。我為此賭上之前十二部影片積累的人氣，我相信我對觀眾的判斷。我也做好了心理準備，即使輸得精光也無憾。拍《一九四二》就得把腦袋上的天線全拔了，聾子不怕雷。
過度解讀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姜文，他的劇本再送審就得拿放大鏡找，生怕中了埋伏，其實他很單純，就是想拍一不寒磣的片子。要真是那麼處心積慮一陰謀家還當導演幹嗎？早就戴鐐長街行或者成立一黨競選台灣偽總統去了，誰還跟電影費這瞎勁。
一大早打開電視聽到兩則新聞，一則是警方繳獲一批可以亂真的上海車展假票，一則是不法商人研製出一種添加劑，用其腌制半小時豬肉可變牛肉的顏色和味道。咱能人真多，不僅勤勞而且智慧有想像力。由此想到可以拍一喜劇，一幫騙子弄一假國務院任命，一批假大使迎來送往出賣主權，大方得連帝國主義都不好意思了。
關於公平，我想說：機會應該公平，但不能要求結果均等。我沒上過電影學院，也沒念過大學。以往不是學院畢業的想當導演那就是句醉話。幸而適逢改革，電影界破除門檻，予我機遇執掌導筒。這就是機會的公平。但我絕不會妄想結果也拉平。倆木匠，誰的活細誰有飯吃。沒手藝的和有手藝的、勤快的和懶的平分一塊餅，那才叫不公平。
昨兒出差，下榻一偽五星酒店。想喝冰箱里的瓶啤，遂電招客服開瓶。俄頃，人到，昂首步入一位穿得跟北洋軍閥似的少爺，眼神一掃，抓起茶几上的兩瓶酒，問：都開嗎？我點頭。少爺挺直腰板用槽牙「咔哧咔哧」咬下兩個瓶蓋，咬得倍兒痛苦，吐出瓶蓋，把酒瓶恭敬奉上。我目瞪口呆，問：起子呢？少爺羞澀答：忘帶了。當時劉震雲也在，也蒙了。那少爺瓶子蓋咬得並不順遂但很執著，咬第二瓶時我的心都要碎了。少爺咬完蓋，扛著兩肩章，頂著類似摩納哥騎兵式的平頂帽，亦步亦趨退出去時，老劉張著嘴難以置信的目光與我交匯，問我：什麼情況？我感動得都快哭了，我不容置疑地答：情況就是這麼一情況！
在夏天我會想上天堂，因為那裡沒有蚊子還涼爽；在冬天我會想下地獄，因為印象中那裡永遠火光熊熊，暖和。傳說中地獄裡所有的酷刑看上去都是對人肉體的懲罰，人死了有沒有靈魂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肉體是帶不走的。沒有肉體的靈魂下了地獄，下油鍋等等所有刑罰都是虛設了。而且從描繪上看，也沒有找到懲罰靈魂的刑具。所以我由此得出結論，地獄裡的種種恐怖折磨都是瞎話，目的是把人騙進天堂。對肉體的懲罰帶來的恐懼和痛感是人格的反應，肉體滅亡則人格隨之消失，人格不是靈魂。既然死後不能帶走肉體，沒有人格的靈魂下了地獄，懲罰如何落到實處？懲罰通過什麼形態反射給靈魂？靈魂通過什麼形式感知痛苦？請下過地獄的高人指點迷津。另外，千萬不要把人格等同於靈魂，人格必須依附於肉體而存在，但靈魂可以脫離肉體，如果有靈魂的話。
終於可以一覺睡到自然醒了，舒服。這一年幹了11億，累死我了。歇！從今天開始我要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想不幹嘛就不幹嘛，就虛度光陰醉生夢死，一直歇到噁心了再幹活。在此，我要弱弱地說一句：感謝觀眾給了我遊手好閒不幹正事的資本，我能說，我愛你們嗎？植入一句廣告：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