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吉出生前，我夢想著成為一名「柯達爸爸」，擺弄著照相機，組裝了一本記錄重大事件的相冊：瑪吉出生後的瞬間；瑪吉第一天上幼兒園；瑪吉從幼兒園、小學、高中乃至大學畢業。
瑪吉不會上一個懶散的都市大學，例如紐約大學、福德姆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不，我可愛的女兒會在新英格蘭地區一所優美的大學度過四年。那學校是那麼高雅，常春藤聯盟與之相比都顯得低俗。她一頭金髮，皮膚被太陽曬得黝黑，和一名信仰新教聖公會教義的長柄曲棍球明星兼波士頓婆羅門家族後裔一起在草坪上散步。他叫道格，擁有一雙明亮的藍眼睛、寬大有力的肩膀和真誠直率的目光。他會叫我先生，用他那誠實而富有男子漢氣概的方式用力握我的手。他和瑪吉會在校園裡的新教聖公會教堂舉行婚禮，在飛揚的五彩碎紙中走過由長柄曲棍球球棒搭成的拱形門。長柄曲棍球是較高階層的人們的運動項目。
我這個驕傲的柯達爸爸會到場，等待著我的第一個外孫或外孫女誕生。那孩子具有一半愛爾蘭天主教徒血統，一半波土頓婆羅門新教聖公會教徒血統。將會舉辦一個洗禮儀式和一個花園招待會。我會舉著柯達相機快速地拍照：白色的帳篷、戴帽子的婦女、神情柔和的來賓，還有懷抱孩子，擁有舒適生活、社會地位和安全感的瑪吉。
當我拿著瑪吉的奶瓶，給她換尿布，在廚房的水池裡為她洗澡，錄下她喀咯的笑聲時，就是這麼想的。她出生後的頭三年，我把她固定在一個小籃子里，騎著自行車沿布魯克林高地四處遊玩。她開始蹣跚學步後，我帶著她去操場。她發現沙子和其他孩子後，我就偷聽周圍母親們的談話。她們談論孩子、丈夫，還有如何迫切地想重返真實世界的工作崗位。她們會壓低聲音，小聲地說些事。我不知道該不該換個地方。不，她們已經懷疑我了。這個在真正的男人都上班的夏日早晨和母親們坐在一起的傢伙是誰？
她們不知道我出生在較低的階層中，利用女兒和妻子讓自己輕鬆進入她們的世界。她們擔心幼兒園、學前班之前會發生的事。我學會了讓孩子忙起來。在沙坑裡瘋玩幾分鐘是可以的，但應該安排和監督她的遊戲。你不可能光有足夠的安排。如果孩子具有攻擊性，就要擔心了。安靜呢？同樣擔心。這些都是反社會的行為。孩子們必須學會適應，否則……
我想送瑪吉上公立小學，要不就上街南面的天主教學校。但艾伯塔堅持送孩子去一座曾經是新教聖公會女子學校、爬滿常青藤的樓。我沒有心情爭吵。在那兒只會更加受人尊重，我們還會見到些較高階層的人。
哦，我們真的見到了。有股票經紀人、投資銀行家、工程師、古老財產的繼承人、教授和產科醫生。在聚會上，他們說：你是做什麼的？當我說我是個老師時，他們就轉過臉去了。我們在科布爾山的赤褐色砂石樓房有按揭；我們展示我們的好心腸與笑容，還有我們自己，以跟上已經中產階級化的人們的腳步。但是這些都不重要。
我受不了了，不知道如何當一個丈夫、父親、兩個房客的房主和中產階級的合格成員；不知道如何做事，如何穿著，如何在聚會上聊股市，如何打壁球和高爾夫球，如何給人一個讓人產生性衝動的握手並看著對方的雙眼說：很高興見到您，先生。
艾伯塔說她想要一些不錯的東西，可我從來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也許是我不在乎。她想沿著大西洋大道看古董，而我想到薩姆·科爾頓位於蒙塔古街的書店和他聊聊天，或者是到巧言玫瑰酒吧和揚克·克林喝杯啤酒。艾伯塔談論安妮女王時期的桌子、攝政時期的餐具櫃、維多利亞時期的大口水罐，可我一點也不在意。她的朋友們談論著品位。當我說品位就是想像力消亡時突然冒出來的東西時，她們突然沖著我發起火來。空氣里密布著品位，我感覺快要窒息了。
婚姻變成了一場持續不斷的爭吵，瑪吉陷在中間。每天放學後，她不得不遵循羅得島北方佬外曾祖母傳下來的生活慣例：換衣服、喝牛奶、吃餅乾、做作業。做完這些後，才能出門，你就應該這麼做。你母親小時候就是這麼做的。晚飯前，你可以和克萊爾玩；吃晚飯時，你得和父母坐在起。只是因為你，他們才有禮貌。
清晨解救了夜晚。瑪吉從蹣跚學步到學會走路再到學會說話後，她會做夢似的來到廚房，像做夢似的說，她要和克萊爾一起飛過四鄰，降落到外面的街道上。四月，她透過廚房的窗戶看著遠處盛開的木蘭花，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能永遠擁有那種顏色。為什麼綠色的樹葉要趕走可愛的粉色？我告訴她所有的顏色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節日，那似乎讓她滿意了。
和瑪吉一起度過的清晨就像我和父親在利默里克度過的那樣，是金色的、粉色的或者是綠色的。我獨自擁有他，直到他離去。我擁有瑪吉，直到一切都土崩瓦解。
平日里，我步行送瑪吉上學，然後坐地鐵去斯特伊弗桑特高中上課。我那些十來歲的學生與荷爾蒙作鬥爭，或者與家庭問題、離婚、監護權大戰、金錢、毒品、信仰的毀滅作鬥爭。我為他們和他們的父母感到難過。我有一個完美的小女兒，永遠不會有他們的問題。
但是我有同樣的問題，瑪吉也有。婚姻破裂了。貧民窟里長大的愛爾蘭天主教徒和新英格蘭地區的好女孩沒有共同之處她們在卧室窗戶上掛小窗帘，戴齊肘的白手套，和好男孩們去參加舞會，跟法國嬤嬤們學習禮節。她們被告知：女孩們，你們的節操就像是一個跌落的花瓶，你可以修復裂痕，但是裂痕會永遠存在。貧民窟里長大的愛爾蘭天主教徒可能會回想起他父親說過的話：填飽肚子後，一切才會有詩意。
那個愛爾蘭老人曾經對我說過，我母親也曾經警告過我：和自己人待在一起。和自己人結婚。熟悉的魔鬼比不熟悉的魔鬼好。
瑪吉五歲的時候，我搬了出去，和朋友住在一起。但那沒有持續太長時間，我想要和女兒一起度過清晨，想坐在火爐前的地板上，給她講故事，聽「佩伯軍士的孤心俱樂部樂隊」。當然，經歷了這麼多年，我可以維持這個婚姻，可以打領帶，陪瑪吉到布魯克林高地四處參加生日聚會，取悅女人們，打壁球，假裝對古董感興趣。
我步行送瑪吉上學，拎著她的書包。她背著她的芭比午餐盒。快八歲時，她宣布：爸爸，我想和朋友們一起上學。當然，她正在離我而去，開始有主見，開始自救。她一定知道自己的家庭已經分裂，她的父親很快就會永遠離開，就像他的父親很久以前那樣。在她八歲生日到來的前一個星期，我永遠地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