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我的女兒瑪吉出生在布魯克林區貝德福德-斯圖弗遜社區的聯合醫院。她似乎是保育室里唯一的白人，所以將正確的要兒抱回家不成問題。
艾伯塔想要採取拉瑪澤自然分娩法，但是聯合醫院的醫生和護土對中產階級婦女及其怪癖沒有耐心。他們沒那麼多時間給這名婦女還有她的呼吸練習，而給她打了麻醉劑加快分娩，但反而減慢了宮縮的頻率，於是急躁的醫生用產鉗夾住瑪吉的頭，把她從母親的子宮裡用力拉了出來。我真想給他一拳頭，他把瑪吉的腦袋夾扁了。
護士把孩子拿到一個角落裡，把她洗乾淨，擦乾淨。弄好之後，她向我招招手。現在，我可以看我的女兒了。她有一張令人驚訝的紅臉和一雙黑腳。
她的腳後跟是黑色的。
上帝啊，你把什麼樣的胎記強加給了我的孩子！我不能對護土說什麼，因為她是黑人，如果說我覺得女兒的黑腳不好看，可能冒犯她。我想到了孩子長大後懶洋洋地躺在海灘上，穿著泳衣的樣子很可愛，卻被迫穿著襪子掩蓋她的缺陷。
護士問孩子是不是要母乳餵養。不，艾伯塔曾經說過，她重新工作後沒有時間喂孩子。醫生採取了回奶措施，想知道孩子的名字。雖然艾伯塔曾開玩笑說用米歇爾這個名字，但她還處在麻醉劑的作用之下，渾身無力。我告訴護士：瑪格麗特·安。這是為了紀念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還有我那出生二十一天就天折在布魯克林區的妹妹。
艾伯塔被推回病房。我給馬拉奇打電話，告訴他這個好消息。孩子已經生了，但是她有一雙黑腳。他在我的耳邊大笑起來，說我是個笨蛋，護士或許采了孩子的腳印，而不是手印。他說他會在獅頭酒吧見我。在那兒，每個人都向我敬酒。我喝得爛醉，馬拉奇只好用計程車把我拖回去。坐車讓我覺得很噁心，沿著百老匯大街，一路吐了過去。司機叫我出二十五美元來清洗計程車。這是個不合理的要求，我們決定不給他小費。司機威脅說要叫警察。你打算怎麼對他們說？馬拉奇說，你跟他們說，你是個走之字形的司機，從百老匯的一頭開到另一頭，讓每個人都感到噁心。你就這麼對他們說嗎？司機氣得要下車和馬拉奇理論，但是當我那身材魁梧的紅鬍子弟弟扶著我站在人行道上，很有禮貌地問司機，在他見上帝之前還有沒有別的話要說時，他改變了主意，說了些猥褻的話罵我們和愛爾蘭人。他闖過紅燈，沖著窗戶揮了揮左臂，中指衝天。
馬拉奇給我拿來了阿司匹林和維生素，對我說，第二天早上，我的身體就會恢複如初，好得就像雨一樣。我搞不懂那是什麼意思，好得就像雨一樣，但是這個問題很快就被擱置一邊了，我滿腦子都是瑪吉和她那被產鉗夾扁了的腦袋。我真想從床上跳下來一路窮追，抓獲那個該死的不讓我女兒在自己的好時辰出生的醫生，但是雙腿不答應我的請求。我睡著了。
馬拉奇說得沒錯。沒有宿醉，只有高興。布魯克林區有個小孩姓我的姓。我將用一生的時間看著她長大。當我給艾伯塔打電話的時候，哽咽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她笑了，引用了我母親的話：你的眼睛快趕上尿泡了。
同一年，艾伯塔和我買下了那棟我們曾經租過起居室的赤褐色砂石房，因為朋友鮑比和瑪麗·安·巴倫借給我們錢，而且維吉爾·弗蘭克去世了，留給我們八千美元。
我們居住在布魯克林高地柯林頓大街三十號的時候，維吉爾住在比我們低兩層的公寓里。他七十多歲，瘦骨嶙峋，滿頭銀髮向後梳攏，鼻子堅挺，牙齒完好。我經常去看他，因為和他一起待上一個小時比看電影、電視和絕大多數的書要好。
他的公寓是一居室，帶一間小廚房和一間浴室。床就是一張靠牆擺放的行軍床。床那邊是桌子和裝了個空調的窗戶。床對面的書架上擺滿了關於花鳥樹木的書。他說等他買了老花鏡後，總有一天會看完這些書。買老花鏡可要小心，你走進一家商店問：你們怎麼檢測呀？商店裡的售貨員說：哦，沒問題，它們很結實。但是你怎麼能區分呢？他們不讓你戴著眼鏡去富爾頓大街四處看看，以防你戴著跑了。那想法真愚蠢，我都七十歲了，怎麼能戴著老花鏡就跑了呢？他還希望能在他家的窗外看到鳥。但是從這個公寓往外看，只能看到在他空調上私通、叫他滾蛋的鴿子。
他看著它們。哦，是的，他看著它們，用蒼蠅拍重重地拍打窗戶，對它們說：滾開，該死的鴿子，到別人家的空調上私通去。他對我說，它們就是長著翅膀的老鼠，只會吃東西和私通，私通完了，就一個接一個地在空調上下蛋，就像鳥拉屎似的。鳥，我是說鳥，媽的。我又在說布魯克林區了。在你賣冷水機的時候，那可不是件好事。就像南美洲山上到處都是的那種鳥屎。那是什麼來著？海鳥糞。是的。那東西對作物生長很有好處，但對空調沒好處。
除了戶外生活的書籍外，他還有一套三冊的《聖托馬斯·阿奎那神學大全》。我翻開其中一冊，他說：我不知道你喜歡那東西。你不是更喜歡鳥嗎？我對他說，弄到關於鳥的書很容易，但是他的《神學大全》就很少見。他說我可以拿去，只是要等到他死後。但是，別擔心，弗蘭克，我會把它寫在遺囑里的。
他還承諾把他收集的領帶留給我。每次他打開衣櫥門的時候，那些領帶都讓我眼花繚亂。那是我見過的最鮮艷、顏色最豐富的領帶。
你喜歡它們，嗯？有些領帶要迫溯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男人們知道如何打領帶。他們不像那些穿灰色法蘭絨西服、害怕顏色的人那樣踮著腳尖走路。我總是說，不要捨不得花錢買領帶和帽子，因為在你賣冷水機的時侯，得穿得不錯才行。我賣了四十五年的冷水機。我走進一間辦公室，說：什麼？什麼？你還在用那些舊茶杯和玻璃杯喝自來水嗎？你知道那對身體造成的危害嗎？
然後，維吉爾站在床和書架之間，像牧師一樣搖晃著身子，發表了關於冷水機的推銷演講。
是的，先生。我賣冷水機。我想告訴你，你可以對水做五件事情。你可以清潔它；你可以污染它；你可以把它加熱；你可以將它冷卻；哈哈，你可以賣它。你知道的，而我也沒必要告訴你，辦公室經理先生，你可以喝它，可以在水裡面游泳，儘管在普通的美國辦公室里，沒有太多人需要游泳的水。我想對你說，我們公司對喝我們水的辦公室和不喝我們水的辦公室作了一項研究。你說得沒錯，你說得沒錯，辦公室經理先生，喝我們水的人要更健康，更多產。我們的水驅逐流感，促進消化。我們不是說，不，辦公室經理先生，我們不是說，我們的水只為巨大的生產力和美國的繁榮負責，而是說我們的研究表明，沒有喝我們的水的辦公室幾乎堅持不下去了。他們絕望了，但又搞不懂是為什麼。簽署年度合同後，你就可以得到一份我們的研究報告。不用額外收費。我們將調查你們的員工，估計下你們的水消耗量。我很高興地看到你們沒有空調，那意味著你需要為你的好員工們提供更多的水。我們知道，辦公室經理先生，我們的冷水機將人們集中在一起。一紙杯水就解決問題了。四目相觸，浪漫故事開始。每個人都開心，每個人每天都急於工作，生產力提高。我們沒有接到投訴，切順利。一份給你，一份給我，我們在做買賣。
敲門聲打斷了他。
誰呀？
一個虛弱而蒼老的聲音：維吉爾，我是哈里。
現在不能和你說話，哈里。我這兒來了個醫生。我沒穿衣服，正檢查身體呢。
好吧，維吉爾。我待會兒再來。
明天，哈里，明天。
好吧，維吉爾。
他對我說，那是哈里·鮑爾，八十五歲了，年紀大得隔著晒衣繩都聽不到他的聲音。維吉爾的停車問題把他逼瘋了。他有一輛大車，一輛已經不再生產的赫德森牌汽車。我沒說錯吧，不再還是再？你是英語老師。我不懂，七年級之後就沒再上過學。從聖約瑟夫孤兒院的嬤嬤那兒逃走，我在遺囑里給她們留錢了。無論如何，哈里有了這輛車。但是有了車，他還是哪兒也去不了，因為那輛車太舊了，沒法通過布魯克林大橋。那輛該死的赫德森牌汽車就是他的命根子。他把它從街的一邊搬到另一邊，來來回回，反反覆復。有時候，他拿來一把鋁製的小沙灘椅，坐在車子旁邊，尋找第二天空出來的停車位。要不然，他就在周圍走來走去，尋找停車位。如果他找到了，就會很興奮，以心臟病突發般的速度沖向自己的汽車，開到新的停車位。可是等他開到的時候，車位已經被人佔了。他的下場就是這樣：沒有車位，開著車四處轉，嘴裡罵著政府。我有一次和他一起坐車，他幾乎撞倒一個拉比和兩個老婦人。我說：上帝啊，哈里，讓我下去。可是他不讓，我在第一個紅燈時從車裡跳了出去。他在我身後大喊，說我就是那個打開手電筒讓日本佬找到珍珠港的傢伙。我說他是個愚蠢的雜種，竟然不知道珍珠港是在大白天被轟炸的。他坐在車裡反駁我。這時紅燈變成了綠燈，人們按著汽車喇叭喊：誰在乎什麼珍珠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