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了八年的斯塔滕島渡船。從布魯克林區坐地鐵到曼哈頓的白廳大街，步行到渡船碼頭，往旋轉門的投幣口裡投入一個五美分銀幣，買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和一個甜甜圈，拿份刊登著昨日災難的報紙坐在板凳上等待。
瓊斯先生在麥基高中教音樂，可你在渡船上見到他的時候，也許會認為他是一個大學教授或律師事務所的主管。雖然他曾經是黑奴，後來變成黑人，幾年後又變成非洲裔美國人，但你還是會這麼認為。他每天穿不同的三件套西服，戴與之相配的帽子，穿有領子的襯衫，或者用金制的裝飾別針固定住襯衫。他的手錶和戒指也是金制的，很精美。義大利老擦鞋匠們很喜歡他，因為他每天都坐渡船，給小費也很大方。他們把他的鞋擦得鋥亮。每天早上，他都看《時代周刊》，用戴著手套的手拿著。小巧的皮手套蓋住手腕以下直到指節。當對我說起頭天晚上欣賞的音樂會和歌劇，或者夏天到歐洲特別是米蘭和薩爾斯堡旅行的時候，他笑了，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說，我必須在去世前到斯卡拉歌劇院聽場歌劇。一天早上，另一個老師開玩笑說，麥基職高的孩子一定會對他的衣著打扮印象深刻，那麼精緻優雅。你知道的，瓊斯先生說，我是為自己的職業穿衣打扮。那位老師搖了搖頭，可瓊斯先生又回過頭去看《時代周刊》了。那一天在回家的渡船上，其他老師告訴我，瓊斯先生根本不認為自己是黑人，會叫黑人孩子不要在大廳里打架。而黑人孩子不知道該拿那麼優雅的瓊斯先生怎麼辦，不論他們喜歡什麼樣的音樂，瓊斯先生總是談起莫扎特。他在留聲機上播放莫扎特的音樂，要不就在鋼琴邊解釋音樂段落。聖誕集會的時候，他總會叫男生和女生登台像天使一般地唱聖誕頌歌。
每天早上，我坐渡船經過自由女神像和埃利斯島，都會想起來到這個國家的我的父親和母親。當他們坐船進入紐約港的時候，是不是很激動，就像我在十月第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到達紐約港時那樣激動？前往麥基高中和其他學校的老師坐在渡船上，看著自由女神像和埃利斯島，他們一定也想到了來到這個地方的父親和母親，還有祖父母，可能還會想到上百個被遣送回去的人。看到埃利斯島被人忽視、岌岌可危的樣子，他們一定也像我那樣傷心難過載著移民從埃利斯島到曼哈頓島的渡船停靠在碼頭的淺水區，如果他們使勁看，就會看到那些渴望上岸的靈魂。
媽媽和阿非一起搬到西區的一個公寓。後來，阿非搬到布朗克斯區和自己人住在一起，媽媽則搬到布魯克林區靠近軍隊廣場的弗萊布希大道。她住的那棟樓很破舊，但是她覺得很舒服，因為有了自己的住所，不受任何人的恩惠。她可以步行去玩賓果遊戲。她心滿意足。謝謝你。
在麥基職高任教的前幾年，我報名學習布魯克林大學英語專業碩士學位的課程。從暑期課程開始，接著又上下午和晚上的課程，一直持續了一個學年。我從斯塔滕島坐渡船到曼哈頓，步行到博林格林地鐵站，地鐵弗萊布希線的終點就在布魯克林大學附近。在渡船上和地鐵里，我不是看自己正在學的教材，就是批改麥基職高我的學生的作業。
我要求學生們作業乾淨整潔，筆記清楚，但他們交上來的卻是在公交車和地鐵里、購物課上趁老師不注意時，或者在自助餐廳里匆忙胡亂寫出來的東西。作業上沾滿了咖啡、可樂、冰激凌、番茄醬、鼻涕，還有女孩們抹口紅時留下的香味。這麼一堆作業讓我很是惱火，結果我把它們扔出了渡船外。我心滿意足地看著它們沉到水裡，成為一片隻字全無的馬尾藻。
當他們向我要作業時，我對他們說，他們的作業糟糕透了，如果發回給他們，每份作業都會是零分。他們更願意要零分，不願意要什麼也沒有嗎？
他們不能確定要哪個。我想到這事的時候，自己也不能確定。零分或什麼也沒有？我們為此討論了整整一節課，最後決定成績單上什麼也沒有要比零分好，因為你不能用任何數來除以什麼也沒有。如果用數學方法來計算，可以使用零，因為零是某個數，而什麼也沒有就是什麼也沒有。沒有人會對此有異議。另外，如果你的父母看見成績單上有零分，他們會很難過。他們關心這個。但是如果他們看見什麼也沒有，就不知道該想些什麼了。不知道該想些什麼的父母總比看到零分、沖你的腦袋一頓猛揍的父母要好。
在布魯克林大學上完課後，我有時候在伯根大街下車，去看母親。如果她知道我要來，就會做蘇打麵包。那麵包既新鮮又好吃，就像她抹在上面的黃油那樣入口即化。她用茶壺泡茶，情不自禁對袋泡荼嗤之以鼻。我對她說，對於生活忙碌的人來說，袋泡茶就是方便。她說，沒有人會忙得沒有時間來泡一杯像樣的茶。如果你那麼忙，為了那麼忙的生活，就不應該喝一杯像樣的茶嗎？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是為了忙碌，還是為了喝杯好茶聊聊天呢？
我的弟弟邁克爾在馬拉奇位於第九十三西大街的公寓里娶了來自加州的黛安娜。媽媽為此買了一件新衣服，但是你能看出她不贊成這個結婚儀式。她可愛的兒子邁克爾要結婚了，可現場沒有神甫的蹤影。起居室里只有一個讓人以為是雜貨店老闆或穿戴整齊、不當班警察的新教牧師。邁克爾租了兩打摺疊椅。我們各就各位的時候，我注意到媽媽不在了。她正在廚房裡抽煙。我對她說婚禮就要開始了。她卻說她得抽完煙。媽媽，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兒子要結婚了。她說那是他的事，她得抽完她的煙。我對她說，她讓大家都在那兒等的時候，她的臉綳了起來，鼻子上了天。她在煙灰缸里把煙掐滅，不緊不慢地向起居室走去。路上，她小聲地說，她得去上廁所。我噓了她一下，對她說，等會兒再去。她坐到椅子上，眼睛盯著那個新教牧師的頭。不論他說了些什麼，不論這兒充滿什麼樣的溫柔或甜蜜，她都沒有參與，都沒有退讓。當新郎新娘親吻擁抱的時候，媽媽徑直看著前方，膝蓋上放著錢包。全世界都能明白她其實什麼也沒看見，特別是她可愛的兒子邁克爾投入新教徒及其牧師的懷抱。
我到佛萊布希大道看望媽媽，一起喝茶，她說這麼多年後，又回到了這個地方，這個她生育了五個孩子的地方，儘管其中的三個死掉了：小女兒死在布魯克林區，兩個雙胞胎兒子死在愛爾蘭。難道這不是很特別嗎？小女兒出生二十一天後就死在離這兒不遠的地方。這對她來說太痛苦了，甚至都不能去想那個孩子。她知道如果沿著弗萊布希大道往南，到與大西洋大道交匯的地方，依舊會看到我父親曾經盡情享樂過的酒吧。他把工資花在那兒，忘了自己的孩子。不，她也不會談那些事。當我問她在布魯克林區的生活時，她只說了一點就閉口不談了。有什麼用呢？過去就過去了，回去是很危險的。
她自己一個人住在那個公寓里，一定做過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