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自助餐廳里那些守舊的人們說教室就是戰場，老師就是給那些該死的孩子帶來光明的勇士。這些孩子不想學習，只想坐著談電影、汽車、性，還有星期六晚上要幹些什麼。這個國家就是這樣，提供免費教育，可沒有人想要，不像尊師重教的歐洲。學生家長也不在乎，他們從來沒上過高中。他們太忙了，忙著抗擊經濟大蕭條，忙著打仗：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還有那些從來就不喜歡教學的政府機構，那些他媽的校長、校長助理和主任們。過去他們邁著小步儘快地逃離教室，現在卻將一生都用於騷擾教室里上課的老師。
鮑勃·伯格德在考勤鍾前。啊，邁考特先生，你想去喝點湯嗎？
湯？
他微微一笑。我知道他指的是別的東西。是的，邁考特先生，湯。
我們沿著街道走去，拐進了穆羅特酒吧。
湯，邁考特先生。你想來杯啤酒嗎？
我們在酒吧的凳子上安頓下來，一杯接一杯地喝著啤酒。今天是星期五，其他老師陸陸續續走了進來，談孩子、孩子、孩子和學校。我明白了每個學校都有兩個世界：教室里上課的老師的世界，以及行政人員和管理員的世界。這兩個世界永遠都是劍拔弩張，一有什麼過失，老師就是替罪羊。
鮑勃·伯格德對我說，不要擔心《你和你的世界》和期中考試，裝裝樣子罷了。發下試卷，看著孩子們潦草地寫些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東西，收回試卷，給孩子們及格分。這不是他們的錯，馬德小姐不理他們。家長們會心滿意足，主任和校長也不會糾纏我了。
我應該離開穆羅特酒吧，乘渡船到曼哈頓，和艾伯塔共進晚餐。可不斷有啤酒遞過來，很難對這樣慷慨的行為說不。當我離開酒吧的凳子給艾伯塔打電話的時候，她沖著我尖聲喊叫，說我是一個粗魯的愛爾蘭酒鬼。這是她最後一次等我，因為她和我已經玩兒完了。有很多想和她約會的男人，再見。
世界上所有的啤酒都不能緩解我的痛苦。我和五個班的學生鬥爭了一天，住在艾伯塔稱之為茅舍的公寓里，現在卻因為在穆羅特酒吧待了幾個小時而面臨失去她的危險。我對鮑勃說我得走了，快半夜了，我們已經在酒吧凳子上坐了九個小時。我的腦海里烏雲密布。他說：再來一杯，然後我們吃飯。你不能不吃飯就上渡船。吃這種可以防止早上不愉快的食物很重要。他在聖喬治小酒館點了魚和單煎一面的雞蛋、土豆煎餅、吐司和咖啡，說工作一天、喝了一晚上啤酒以後，魚和雞蛋的組合能創造奇蹟我又登上了渡船。那個來回尋找顧客的義大利擦鞋老人對我說，我的鞋子爛得更厲害了，跟他說付不起擦鞋錢沒用。半價，如果我到德蘭西大街他兄弟那兒買雙新鞋。
不，我沒有錢買鞋，沒有錢擦鞋。
啊，教授，教授，我免費給你擦鞋。擦鞋讓你感覺良好。到我兄弟那兒看看鞋吧。
他坐在箱子上，把我的腳拖到他的膝蓋上，抬起頭看了看我。我聞到了啤酒味，教授。老師回家很晚，嗯？可怕的鞋子，可怕的鞋子，但是我擦鞋。他輕輕拍了一下鞋油，用刷子在鞋子四周刷了幾下，又用擦鞋布在鞋尖噼啪幾下，敲敲我的膝蓋說擦好了。他把東西放冋箱子里，然後站起來，等著我提問題。但是我沒問，他知道那是什麼問題：另一隻鞋怎麼辦？
他聳了聳肩。你去見我的兄弟，我就給你擦另一隻鞋。
如果從你兄弟那兒買雙新鞋，我就不需要擦這鞋了。
他又聳了聳肩。你是教授。你頭腦，嗯，聰明？你教書，考慮擦鞋和不擦鞋的事。
然後，他扭著身子走了，一邊還哼著歌，沖著睡夢中的乘客喊：擦鞋，擦鞋。
我是一個擁有大學學位的老師，而這個英語說不了幾句的義大利老人卻戲弄了我，讓我穿著一隻擦乾淨的鞋，另一隻鞋留著雨雪和泥巴的痕迹就上了岸。如果我抓住他，要求他擦那隻臟鞋，他可能會大叫起來，讓工作人員來幫他的忙。我怎麼解釋他提議免費擦鞋，卻擦了一隻鞋是一個詭計呢？現在，我很清醒，清醒到知道不能強迫一個義大利老人去擦一隻臟鞋。我真笨，一開始就讓他抓住了腳。如果我向工作人員抗議，他可能會對他們說，他聞到了啤酒味，他們會笑著走開。
他扭著身子在過道里來回走動，不停地沖其他乘客說擦鞋。我很想抓住他和他的箱子，推到一邊去。下渡船的時候，我對他說：我永遠都不會到德蘭西大街你兄弟那兒買鞋子。
他聳了聳肩。我在德蘭西大街沒有什麼兄弟。擦鞋，擦鞋。
對擦鞋人說我沒有錢的時候，我沒有撒謊。我甚至連坐地鐵的十五美分都沒有。我的錢都用來喝啤酒了。在聖喬治小酒館的時候，我讓鮑勃伯格德替我付魚和雞蛋的錢，下個星期還他。一路走回家對我沒有任何害處：沿著百老匯大街向北，經過三一教堂和葬著羅伯特·埃默的弟弟托馬斯的聖保羅教堂，經過市政廳，向北到哈德遜大街，穿過哈德遜大街到我位於唐寧街的冷水公寓。
這是凌晨兩點鐘，街上幾乎沒有人，偶爾有輛車經過。在銀行工作時待過的布羅德大街就在右前方，不知道安迪·彼得斯和曾經是布里德的布里吉德怎麼樣了。我邊走邊回憶自己到紐約後的這八年半：在巴爾的摩酒店、部隊、紐約大學的日子；在倉庫、碼頭、銀行干過的工作。我想到了埃默和湯姆·克利福德，不知道拉帕波特和在軍隊認識的人都怎麼樣了。我做夢都沒有想過自己能拿到大學學位，並成為老師。可是現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在一所職業高中里倖存下來。經過的辦公大樓都黑漆漆的，但我知道在白天，人們坐在桌子旁研究股票市場，賺上百萬的錢。他們西裝革履，拿著公文包，上教堂，談論錢、錢、錢。他們和信仰新教聖公會教義的長腿妻子一起住在康涅狄格州，懶洋洋地靠在巴爾的摩酒店的沙發上時，我可能正在為他們打掃衛生。他們飯前喝馬提尼酒，在鄉村俱樂部打高爾夫球。他們私通，但是沒有人在乎。
我原本可以那麼做，花時間和斯坦利·加伯待在一起，去掉我的口音。但他對我說過我是個傻瓜，想沒有口音。他說愛爾蘭口音很迷人，是敲門磚，讓人們想起巴里·菲茨傑拉德。我對他說，我不想讓人們想起巴里菲茨傑拉德。可他說：你願意有猶太口音，讓人們想起莫利·戈德堡 嗎？我問他莫利·戈德堡是誰。他說你連莫利·戈德堡是誰都不知道，和你說了也白搭。
為什麼我就不能像我弟弟馬拉奇和邁克爾那樣，在城外的酒吧里給漂亮女人倒酒，和常春藤聯合會的畢業生們說笑，過著無憂無慮的美好生活呢？我賺的錢會比正式代課老師一年這四千五百美元多，還會有很多小費。我可以盡情吃美味佳肴，晚上在信奉新教聖公會教義的女繼承人的床上作樂，用少許詩歌和點滴妙語讓她們傾倒。我會睡到很晚才起來，在一家浪漫的餐廳吃午飯，沿著曼哈頓的街道散步。沒有表格要填，沒有作業要改，看書全為自己高興，永遠不用擔心那些鬱鬱寡歡的十來歲高中生。
如果再遇到霍勒斯，我該說些什麼呢？我能告訴他「我上大學了。幾星期前成了一名老師。但生活太難了，所以我要當酒保，這樣就可以在上東區遇到更高階層的人」嗎？我知道他會搖搖頭，也許還會感謝上帝我不是他的兒子。
我想到咖啡館裡那個為了讓兒子上聖約翰大學、當老師而工作多年的碼頭工人。我會對他說些什麼呢？
如果我告訴艾伯塔自己打算離開教學崗位，投身激動人心的酒吧世界，她一定會跑掉，嫁給一個律師或美式橄欖球運動員。
所以，我不會放棄教學，不是因為霍勒斯或那個碼頭工人或艾伯塔，而是因為在結束一天倒酒、取悅顧客的工作之後，我可能會指責自己選擇了輕鬆的生活方式，而這都是因為我被那些抵制《你和你的世界》和《地球上的巨人》的男孩女孩們打敗了。
他們不想看書，也不想寫。啊，邁考特先生，所有英語老師都想讓我們寫暑假計畫或人生故事這樣愚蠢的主題。無聊。從一年級開始，我們每年都在寫人生故事，而老師只是給我們打個勾，說，很好。
在英語班上，他們受到期中考試的威脅：拼寫、辭彙、語法和閱讀理解的多重選擇題。當我發放經濟公民權試卷的時候，教室里傳來竊竊私語聲，還有對馬德小姐的激憤之詞：她的船該撞到岩石上，她應該成為魚食。我對他們說：盡你們所能答題，我會在成績單上合理地給出成績。但是教室里只有冷漠和憎恨，好像我把這考試強加給他們，就是背叛了他們。
馬德小姐救了我。班上的學生進行期中考試的時候，我檢查了教室後面的柜子，發現裡面都是舊的語法書、報紙、雷金氏考試 單和上百頁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二年的沒有改過的學生作文我剛要把所有東西都扔進垃圾桶，這時，我看到了老作文。那時候的男孩們渴望打仗，渴望為死去的兄弟、朋友和鄰居報仇。其中一個寫道：日本人每殺一個我的鄰居，我就要殺五個日本人。另一個寫道：如果他們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