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封信讓我去見英語系的指導教師馬克斯·博加德先生。他說我的成績不太令人滿意：教育史得了B-，文學概論得了C。如果我想繼續待在學校，試讀這一年應該保持平均分為B。他說，畢竟，在沒有高中文憑的情況下，主任讓你進來，是幫了你個忙。可是，現在你讓她失望了。
我得工作。
你得工作，這是什麼意思？每個人都得工作。
我晚上得在碼頭和倉庫工作，有時候是白天。
他說我得作出決定，工作還是上學。這一次，他給我個機會，讓我再試讀一年。明年六月，希望我拿到全B或更好的成績。
我從來沒想過大學意味著數宇、字母、分數和平均積點分，還有讓我試讀的人。我一直以為這是一個善良博學的男人和女人們熱情教學的地方。如果我不明白，他們會停下來解釋。我不知道要和幾十個，有時候上百個學生一起從一個教室跑到另一個，聽教授們講課，而他們甚至連看都不看你一眼。有些教授看著窗外或者天花板，有些將頭埋在筆記本里，照著年代久遠、破碎發黃的紙片念。如果學生們提問題，他們就會揮手阻止。在英國小說里，牛津和劍橋的學生總是在教授的房間里聚會，邊討論索福克勒斯邊抿著雪利酒。我也想討論索福克勒斯，但得先看他的作品。在商業冷藏公司上完夜班後，我就沒有時間了。
如果我想討論索福克勒斯 ，為存在主義和加繆自殺的問題而愁容滿面，就得放棄商業冷藏公司。如果晚上不工作，我就有可能坐在自助餐廳里和人們討論《皮埃爾》、《罪與罰》或者莎士比亞了。自助餐廳里有叫雷切爾和內奧米的女孩，正是克萊因夫人告訴我的那種很性感的猶太女孩。我希望自己有勇氣和她們說話，也許她們也像新教徒女孩那樣，因為空虛而絕望，沒有犯罪感，並作好了縱慾的準備。
一九五四年春，我成為紐約大學的一名全日制學生，只在業餘時間到碼頭和倉庫打工，或者只在人力資源公司給我臨時工作的時候才外出幹活兒。第一份工作在第七大道的一家帽子廠。廠主邁耶先生對我說那是一份很簡單的工作，只需要拿起那些顏色灰暗的女士帽子，把羽毛浸到不同的染缸里，將羽毛晾乾，以帽子為標準配色，將羽毛粘在帽子上。簡單，是吧？是的，你就是這麼想的，邁耶先生說，但波多黎各人干這活幾的時候，弄出來的顏色組合能把你的眼睛晃瞎。那些波多黎各人認為生活就是復活節遊行，但它不是。搭配羽毛和帽子，你得有品味。品味，我的朋友。布魯克林區的猶太小婦人們可不想在逾越節 的時候戴上一頂復活節遊行戴的帽子。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說我看上去足夠聰明，大學生，是吧？這麼簡單的活兒應該不成問題，如果成問題，就不應該上大學了。他要外出幾天，這樣除了在縫紉機和裁剪桌旁幹活兒的波多黎各女土們之外，就只有我一個人了。是的，他說，波多黎各女士們會照看你的，哈哈。
我想問他是不是有些顏色可以搭配，有些不可以，可他已經走了。我把羽毛浸到染缸里。當我把羽毛粘到帽子上的時候，波多黎各婦女和女孩們開始咯喀笑，然後大笑起來。我做完一批帽子之後，她們就把帽子拿到靠牆的架子上，然後又拿來一批。在此期間，她們努力忍著，但後來實在是忍不住了，我也忍不住臉紅了。我試著將羽毛浸到不同的染缸里，從而變換色彩設計，以達到彩虹的效果。我把一根羽毛當作畫筆，在其他羽毛上畫上小圓點、條紋、落日、盈缺的月亮、波浪起伏的河流（魚兒在裡面來回遊動）和棲息的鳥兒。女人們笑得都踩不了縫紉機了。我希望自己能和她們交談，問問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希望自己可以對她們說，我到這個世界上來不是為了給帽子粘羽毛的，我是個在德國訓過狗、在碼頭干過活兒的大學生。
三天後，邁耶先生回來了。當他看見帽子的時候，像個癱子似的靠在門邊，看了看女人們。她們搖搖頭，好像在說這世上有瘋子。他說：你都幹了些什麼？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說：上帝，你是波多黎各人嗎？
不是，先生。
愛爾蘭人，對吧？是的，那就是了。你也許是色盲，但我沒有問過你這個。我有沒有問過你是不是色盲？
沒有，先生。
如果你不是色盲，那我不知道你該怎麼解釋這些色彩組合。你讓波多黎各人黯然失色，你知道嗎？黯然失色。我猜這就是愛爾蘭人的東西，沒有色彩感，沒有藝術感，看在上帝的分上。有愛爾蘭畫家嗎？說出一個來。我說不上來。
你聽說過梵高，對吧？倫勃朗？畢加索呢？
聽說過。
那就是我的意思。你們愛爾蘭人是不錯的民族，出了偉大的歌唱家約翰·麥科馬克、偉大的警察、政客、神甫。有很多愛爾蘭神甫，但沒有藝術家。你什麼時候見過在牆上畫畫的愛爾蘭人？墨菲？賴利？魯尼？不是的，孩子我想那是因為你們的民族只知道一種顏色，那就是綠色，對吧？所以，我建議你遠離任何與顏色有關的東西。去當警察吧，競選職務，拿著你的工資條，過不錯的日子。不要懷恨在心。
人力辦公室里的人搖搖頭，以為對我這麼一個大學生來說，這是一份完美的工作，是吧？往帽子上粘羽毛有那麼難嗎？邁耶先生給他們打電話說：不要再給我派愛爾蘭大學生了。他們是色盲。給我派個懂顏色、不會把我的帽子弄得一團糟的笨點的人來。
他們說如果我會打字，就可以派給我各種活兒。我告訴他們我會打字，在部隊里學的，而且打得很棒。
他們派我到曼哈頓的各個辦公室。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五點，我坐在辦公桌旁打各種名單、發票、信封上的地址、提貨單。主管告訴我應該做些什麼，只在出錯時才對我說話。其他的辦公室員工不理我，因為我只是臨時的，他們口中的臨時工。也許明天我就不在這兒了。他們甚至看不見我。我或許會死在辦公桌旁，而他們從我身邊經過，談論著昨晚看的電視節目，還有想快點在星期五下午前往的新澤西海灘。他們派人去買咖啡和糕點，但不會問我臉上是不是有張嘴。無論發生了什麼異常，都是聚會的借口。聚會上有為獲得提升、懷孕、訂婚或結婚的人準備的禮物。他們會全體站在辦公室的一邊，喝著葡萄酒，吃著餅乾和乳酪，玩上一小時，然後回家。女人們會帶上新生兒，其他女人衝過去逗孩子，說：她真漂亮！遺傳了你的眼睛，米蘭達，真的是遺傳了你的眼睛。男人們則會說：嘿，米蘭達，看上去氣色很好。不錯的孩子。他們只會這麼說，因為男人不應該對新生兒感興趣或者激動不已。我沒有被邀請參加聚會。我的打字機噼噼啪啪地響著，而所有的人都玩得很開心。我覺得很怪異。如果主管要說幾句話，而我還在打字，他們就會在辦公室的那邊喊道：抱歉，那邊的你，停一分鐘，好不好？都聽不見我們的觀點了。
我不明白，他們怎麼能在這些辦公室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工作。我忍不住看看鐘表，有時候都想起身離開，就像在藍十字會保險公司那樣。辦公室里的人似乎並不在意。他們走到冷水機前喝水，上廁所，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前聊天，打電話給另一張桌子旁的人，稱讚對方的衣服、髮式、化妝，稱讚某個因節食而減了幾磅的人。如果有人對一個女人說她體重減輕了，她就會笑上一個小時，不停地用手捂著嘴。辦公室里的人吹噓他們的孩子、妻子、丈夫，盼望著為期兩個星期的假日。
我被派到第四大道的一家進出口公司。他們給了我一堆有關進口日本玩具的文件。我應該將這個文件上的內容謄到那個文件上。辦公室的鐘顯示現在是上午九點三十分。我看了看窗外，陽光明媚，一對男女在馬路對面的一家咖啡館門口接吻。辦公室的鐘顯示現在是上午九點三十三分。那個男人和那個女人分開，朝相反的方向走了，然後又轉過身，朝對方跑去，再次接吻。辦公室的鐘顯示現在是上午九點三十六分。我拿起椅背上的西服，快速地穿上。辦公室經理站在他那間屋子的門口說：嘿，怎麼了？我沒有回答。人們都在等電梯，而我朝樓梯走去，盡己所能地快速跑下七段樓梯。接吻的那對人已經不見了，我很難過，想再看他們一次，希望他們不要到辦公室去。在那兒，他不是打日本玩具的單子，就是告訴大家他們訂婚了。這樣，辦公室經理就會給他們一個小時，喝酒吃餅乾吃乳酪。
靠著在空軍服役的弟弟馬拉奇每月寄來的生活費，我母親在利默里克生活得很舒適，有了帶前後花園的房子，如果喜歡，還可以在花園裡種花種洋蔥。她有足夠的錢買衣服和烈酒，到基爾奇海濱旅遊。阿非在天主教平信徒社團學校接受中等教育，得到各種機會。有了舒適的新房子，新床床單、毯子和枕頭，他不用擔心整晚和跳蚤作戰。那兒有殺蟲劑。他不用每天早上費勁生爐子。那兒有煤氣灶。如果喜歡，他甚至可以每天吃一個雞蛋，不用像我們那樣渴望雞蛋。他有體面的衣服和鞋子，不論外面的天氣多麼糟糕，總是很溫暖很舒適。
是時候派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