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說他厭倦了紐約，想去底特律。在那兒他認識人，可以在汽車廠當裝配工，掙很多錢。他說，我應該和他一起去。忘了大學吧，幾年內都拿不到學位，即使拿到了，也掙不到多少錢。在裝配線上，如果你手腳快，就會被提升為領班或督導，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呢，你就坐在辦公室里指揮別人了。你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坐在那兒，秘書坐在對面的椅子上搔首弄姿，問你想要些什麼，任何東西都可以。
我當然想跟湯姆一起去，想有錢買新車，載著一個金髮美女，一個沒有犯罪感的新教徒在底特律兜風。我會穿著光鮮的美國服裝回到利默里克，只是他們會打聽我在美國做什麼工作絕不能告訴他們我整天站在那兒，將裝配線傳送來的七零八碎的東西固定在別克車上。我情願告訴他們，我是紐約大學的學生，即便有人問：大學？你怎麼會上大學？十四歲輟學，從來沒有踏足過中學的你？他們可能會說，在利默里克我總是自命不凡，愛擺架子，驕傲自大。是上帝讓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在這兒操勞受苦，在利默里克的小巷裡生活了那麼多年，我以為自己是誰呀？
霍勒斯，那個和我一起幾乎死在煙熏室里的黑人對我說，如果我離開大學，就是個傻子。他工作就是為了讓兒子在加拿大上大學。在美國，這是唯一的出路，夥計。他的妻子在布羅德大街打掃辦公室，卻很開心，因為他們有一個優秀的兒子在加拿大。他們正在為他兩年後的畢業典禮攢錢，兒子蒂莫西想成為一名兒科醫生，這樣他將來就可以回牙買加治癒那些生病的孩子。
霍勒斯說，我應該感謝上帝自己是個白人，一個享受《美國軍人法案》、身體健康的年輕白人。眼睛可能有點小問題，但在這個國家，當一個眼睛有問題的白人要比眼睛沒問題的黑人強。如果他兒子對他說，想輟學去裝配線旁把點煙器裝到汽車裡，他就到加拿大打碎兒子的腦袋。
倉庫里有人嘲笑我，想知道午飯時間我和霍勒斯到底坐在那兒幹些什麼，和那個祖父母從樹上掉下來的傢伙有什麼好談的呢？如果我坐在平台上看上課用的書，他就會晃著雙手，問我是不是某個精靈。我想用拖鉤扎他們的腦袋，但埃迪·林奇叫他們住嘴了。別打擾那個孩子。他們是無知的粗人，祖父母還待在爛泥潭裡呢，即使屁股陷到爛泥里，也不會知道上樹。
那些人沒有理會埃迪，但卸貨的時候，突然放下箱子或柳條筐，我的胳膊猛地往下一沉，一陣疼痛傳來。他們以此報復我。而開叉車的人會將我擠到牆上，說：哎喲，沒看見你在這兒呀。午飯後，他們態度可能會友好些，問我覺得三明治怎麼樣。如果我說很好，他們就會說：操，你沒嘗出喬伊在火腿上抹的鴿子屎嗎？
我腦海里烏雲密布，想拿著拖鉤去追喬伊，但火腿湧上我的喉嚨。我在平台上吐了起來，而那些人靠在一起大笑。沒笑的只有喬伊和霍勒斯。喬伊坐在河邊的平台盡頭，看著天空，每個人都知道他頭腦不正常；霍勒斯坐在平台另一邊，就那麼看著，一句話也不說。
但是，當我吐完火腿，不再感到噁心時，就明白霍勒斯在想些什麼了。霍勒斯在想，如果這是他的兒子蒂莫西，就會叫他離開這裡。我知道我也該這麼做，於是走到埃迪·林奇面前，把拖鉤遞給他，而且是把拖鉤的手柄交到他手裡，以免他受到侮辱。他收下拖鉤，和我握了握手，說：好了，孩子，祝你好運，我們會把工資寄給你。埃迪只是一個平台領班，沒有接受過教育，靠著自己的努力一步步上來，但他知道自己的處境，知道我在想些什麼。我走到霍勒斯面前，和他握了握手，卻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我對他有種奇怪的愛意，這讓我難以啟齒。我希望他可以成為我的父親。他也是什麼話都沒說，拍了拍我的肩膀，沖我點了點頭。他知道有些時候，言語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我在港口倉庫聽到的最後一句話是埃迪·林奇的那一聲鹼：幹活兒去，你這群鬆鬆垮垮的蠢貨！
一個星期六的早上，我和湯姆坐地鐵來到曼哈頓汽車站。他要去底特律，而我拎著軍用行李袋準備前往華盛頓高地的一家家庭旅館。湯姆買了票，把袋子塞到行李箱里，上了汽車。他說：你肯定？你不想去底特律？你可以過上好日子的。
我可以很輕鬆地登上那輛汽車。我所有的東西都在那個行李袋裡，可以把它扔過去，和湯姆的袋子放在一起，買張票，踏上偉大的冒險之旅。那兒有金錢、金髮美女，還有可以給我所有東西、任何東西的秘書。但在汽車關門之前我沖湯姆搖了搖頭。他微笑著揮了揮手，朝他的座位走去。
坐A線地鐵前往華盛頓高地的路上，我一直在湯姆和霍勒斯、底特律和紐約大學之間掙扎著。為什麼我就不能在工廠里找一份工作，朝八晚五，有一小時午飯時間，每年休假兩個星期？我可以晚上回家，洗個澡，和女孩約會，想看書的時候看看書。我不用擔心頭一個星期嘲笑我、下一個星期表揚我的教授，不用擔心論文、厚厚的閱讀作業和考試。我就自由了。
但如果那樣，我在底特律坐火車和汽車外出，可能還會見到手裡拿著書的學生，就會明白，為了到裝配線上掙錢而放棄紐約大學，是多麼的傻呀。如果沒有大學學位、總是想著自己失去了什麼，我就永遠都不會心滿意足。
每天，我都認識到自己是多麼無知，特別是在紐約大學自助餐廳要一杯咖啡或一份烤乳酪三明治的時候。總是有成群結隊的學生把書扔在地上，除了談論功課外，他們似乎無所事事。他們抱怨教授，因為分數給低了而咒罵教授；吹噓如何用同一篇論文來應付不止一門功課；要不就笑著說可以用從百科全書或其他書上抄來的論文戲弄教授。大多數班級都很大，教授們只能略讀一下論文，如果有助教，他們更是什麼也不知道。學生們就是這麼說的。對他們來說，上大學似乎是個遊戲。
每個人都在說話，沒有人聽，我明白這是為什麼。我也想成為一名談笑著抱怨一切的普通學生，但不能聽到人們談論那個叫平均積點分的東西。他們談論平均積點分，因為它能讓你到好的研究生院讀書，那是讓父母發愁的東西。
不談平均積點分的時候，學生們就爭辯一切事物的意義：人生、上帝的存在，還有可怕的世界局勢。你從來都不會知道，什麼時候某個人會扔下一個讓大家表情極為嚴肅的詞：存在主義。他們可能談論自己如何想當醫生和律師，直到有人舉起手來，宣稱一切都亳無意義。世上唯一明智的人就是阿爾貝·加繆 。他曾經說過，你每天最重要的舉動就是決定不去自殺。
想到和這麼一群人坐在一起，把書扔在地上，想著一切都那麼虛無，就情緒低落，我得查查什麼是存在主義，阿爾貝·加繆是誰。我正打算這麼做呢，學生們開始談論起不同的學院。我發現自己正待在一個受人鄙視的學院——教育學院。能在商學院或者華盛頓廣場文理學院讀書是好事。但如果是在教育學院，你就排在末尾了，你將成為一名老師。又有誰想當老師呢？一些學生的母親就是老師，可她們屁也沒得到，操。為一群不欣賞你的孩子操碎了心，又得到什麼了呢？山羊便便，那就是你得到的。
從他們說話的神情，我就知道山羊便便不是個好詞。這是除了存在主義以外，另一個我得查字典的詞。坐在自助餐廳里，聽著身邊這些歡快的談話，知道自己永遠也趕不上其他學生，我感到很鬱悶。他們都有高中文憑，父母為了送他們上紐約大學以便將來成為醫生和律師而不停地工作。但他們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兒子或女兒在自助餐廳里花了多少時間不停談論存在主義和自殺嗎？我在這兒，二十三歲，沒有高中文憑，眼睛不好，牙齒不好，什麼都不好。我到底在這兒做什麼呢？我覺得自己有幸沒有和這些想自殺的聰明孩子坐在一起。如果讓他們發現我想當老師，我就會成為這群人的笑柄。或許，我應該在自助餐廳另外找個位置，和教育學院未來的老師們坐在一起，儘管那等於向全世界表明我和那些不能上好學院的失敗者是一夥的。
唯一能做的就是喝完咖啡，吃完烤乳酪三明治，到圖書館查査存在主義，找出是什麼東西讓加繆那麼傷心，僅僅是為了以防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