毎天早上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坐地鐵就容易多了。《紐約時報》幫了大忙，有了它人們就不會認為我是那種看《每日新聞》或《鏡報》的漫畫的鄉巴佬了，而會認為這是個穿西服、能用大辭彙的人，正要去保險公司辦公室做一份重要的工作。
我也許正穿著西服，看著《紐約時報》，招來羨慕的目光，但每天還是情不自禁要犯一樁大罪：忌妒。我看見大學生。他們手裡拿的書皮上寫著哥倫比亞大學、福德姆大學、紐約大學、城市學院。想到自己永遠也不能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我心裡就空落落的。我想走進一家書店，買些可以在地鐵上炫耀的大學書皮，只是知道自己會被人發現，讓人笑話。
帕格里奧先生給我們介紹藍十字會不同的健康險單：家庭險、個人險、公司險、寡婦險、孤兒險、老兵險、傷殘險。他上課的時日候很興奮，對我們講：人們只要上了藍十字會的保險，即使生病也不用擔心，晚上睡覺也是一件開心的事。在夏日午後，我們坐在一間小屋子裡，沒有窗戶，煙霧騰騰，身邊還有因保險費而激動不已的帕格里奧先生，我們很難頭腦清醒。每個星期五，他都要考我們一下。星期一令人極為痛苦，那時，他會表揚得高分的學員，而對我這樣的低分學員皺眉頭。我的分數低是因為我對保險不上心。我不知道埃默是不是精神失常了，和一個保險推銷員訂婚。她其實可以和一個曾在歐洲司令部工作、訓練過德國牧羊犬、晨報打字速度最快的人在一起。我想給她打電話，告訴她我已經加入了保險行業。我都要瘋了。這麼待我，她開心嗎？如果她沒有傷透我的心，我可以依舊在港口倉庫幹活，享受著肝泥香腸和啤酒。我想給她打電話，但害怕她會很冷淡，而那會逼得我到布蘭夫尼酒吧尋求解脫。
湯姆在布蘭夫尼酒吧。他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喝杯酒，讓傷口癒合。你從哪兒弄來這麼件難看的西服？受藍十宇會和埃默的折磨已經夠糟糕了，西服還被人嗤笑。我叫湯姆滾蛋。他笑著對我說，我不會死。他正要從家庭旅館搬出來，搬到昆斯區伍德塞德的一個小公寓。如果我願意同住，租金是每星期十美元，伙食自理。
我又一次想給埃默打電話，告訴她我在藍十字會的重要工作，還有我即將在昆斯區擁有的公寓。但是她的臉龐正在從我的記憶里消退，腦海里有個地方告訴我，我很高興自己在紐約還是個單身。
如果埃默不要我，從事保險行業又有什麼用？每天待在一個沒有新鮮空氣的屋子裡，我都快要窒息了，每次打瞌睡的時候，帕格里奧先生都很不友善。當他對我們說，一個已婚男子的首要責任就是訓練自己的妻子成為一名寡婦時，我真的無法再坐在那兒了。我幻想著帕格里奧夫人聽到這場寡婦演說時的反應，帕格里奧先生是在餐桌旁給她發表這場演說呢，還是坐在床上？
最重要的是，穿著西服在那兒坐了一整天，我已經沒有胃口了。買根肝泥香腸的話，我會把大部分都扔給麥迪遜公園裡的鴿子。
我坐在那公園裡，聽穿白襯衫打領帶的人談論他們的工作：股市、保險業。我不知道，如果明白了這就是一直要干到頭髮花白的工作，他們是不是還這樣心滿意足。他們互相說著如何數落老闆；他如何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嘴就像這樣，你知道，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總有一天，他們也會成為老闆，讓人來數落他們。他們怎麼會喜歡這樣？有些時候，我願意放棄一切，沿著香農河畔或者穆爾卡河散散步，甚至到倫格里斯後面的山上爬爬山。
一個在藍十字會接受培訓的人在去辦公室的路上從我身邊經過。
唷，邁考特。兩點了。你來嗎？
他說唷，是因為他曾在朝鮮的一個騎兵部隊開過坦克。那部隊還有馬匹的時候，他們就這麼說話。他說唷，是因為那聲音表明他不是一名普通步兵。
我們朝保險公司大樓走去。我知道自己不能邁過那個「教堂大門」，自已不是做保險的料。
唷，邁考特，快點，要遲到了。帕格里奧會他媽發火的。
我不進去了。
什麼？
不進去了。
我沿著第四大道走了。
唷，邁考特，你瘋了嗎，夥計？你會被解僱的。操，我得走了。
我在七月明媚的陽光下走著，一直走到聯合廣場，在那兒坐下，搞不懂自己到底做了什麼。他們說，如果你辭去了大公司的工作或被大公司解僱，其他公司都會得到消息，就業的大門會永遠對你緊閉。藍十字會是個大公司，我不如放棄到大公司找份好工作的念頭。但與其等到申請表上的謊言被揭穿，現在就辭職還是好事。帕格里奧先生對我們說過，那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說謊不僅會被解僱，還會被要求償還培訓課程中得到的工資。最重要的是，名字會被寄到其他大公司，信的上方有面警告他們的小紅旗。這面小紅旗，帕格里奧先生：說，意味著你將永遠不會被美國公司僱用，還不如搬到俄羅斯去。
帕格里奧先生喜歡那樣說話。我很高興自己離開了他，離開聯合廣場，沿著百老匯和似乎無所事事的紐約人一起閑逛。很容易就能看出有些人的名字上貼著小紅旗：留著鬍子帶著首飾的男人和披著長發穿著拖鞋的女人，他們是永遠被美國公司拒之門外的人。
那天，我第一次見到了紐約的一些場所：市政廳、遠處的布魯克林大橋、一座新教教堂、聖保羅大教堂，那裡有為愛爾蘭而被絞死的羅伯特的弟弟——托馬斯·阿迪斯·埃默特 的墓，沿著百老匯向前，還有正對著華爾街的三一教堂。
再往前，在斯塔滕島停靠渡船的地方有一家酒吧——豌豆罐酒吧。在那兒，我摘掉領帶，把西服掛在椅背上，美美地吃了一整根肝泥香腸，喝了一杯啤酒。帶著貼有小紅旗的名字逃離，我感到心裡一陣輕鬆。吃肝泥香腸時，有個聲音對我說，我永遠失去埃默了。如果她聽說了我和美國公司之間的麻煩事，也許會為我流下同情的眼淚。但從長遠角度看，她很慶幸自己和那個布朗克斯區的保險推銷員確定了關係。她會沒有顧慮的，知道自己什麼都保了險，每一步都保了險。
坐斯塔滕島渡船需要五美分。自由女神像和埃利斯島提醒我一九四九年十月的一個清晨，我乘坐「愛爾蘭橡樹」號駛入紐約，沿著河流穿過城市，當晚在波基普西市停靠，第二天從奧爾巴尼，坐火車到紐約。
那是大約四年前的事了。現在，我坐在斯塔滕島的渡船上，領帶塞在披在肩上的西服口袋裡。我沒有工作，女朋友走了，名字上還飄著小紅旗。我可以回到巴爾的摩酒店，重新開始自己以前的活兒：打掃大廳、擦馬桶鋪地毯。但是，不，一個當過下士的人不能再次跌到那麼低的地位。
看著埃利斯島和那艘在兩棟樓之間慢慢腐爛的木質老渡船，我不禁想起那些在我之前、在我父親和母親之前來過這裡的人，那些逃離愛爾蘭饑荒的人；從歐洲各地而來的人。他們提心弔膽，擔心可能染上疾病被遣送回去。想到這些，彷彿一聲巨大的呻吟從埃利斯島周圍的水域穿過。不知道那些被遣送回去的人是否會帶著孩子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那樣的地方。那樣被遣送回去的人是歷史上最痛苦的人，比我這樣眼睛不好、有小紅旗，但有美國護照仍然安心的人，處境糟多了。
渡船入港後，就不能待在那裡了。得花上五美分，進去，等下一班渡船。在那裡等渡船，還不如到碼頭酒吧喝杯啤酒呢。我不停地想著二十五年前駛入這個港口的父親和母親。來來回回坐了六次渡船，每次停靠都喝上杯啤酒。我不停地想著那些因為疾病而被遣送回去的人，這讓我傷心得離開了渡船，給在港口倉庫的湯姆·克利福德打了個電話，叫他到豌豆罐酒吧接我。這樣，我就知道該怎麼回到昆斯區的小公寓了。
他到豌豆罐酒吧接我。我對他說這兒的肝泥香腸三明治很好吃，他說他已經不吃肝泥香腸了。他要向前看。然後他笑了笑，對我說，我一定吃了不少，說肝泥香腸這個單詞時，舌頭都有問題了。我對他說，不，這一天我經歷了帕格里奧、藍十字會、沒有新鮮空氣的屋子、小紅旗、那些被遣送回家的人、那些最痛苦的人。
他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對我說，我的兩隻眼睛都要撞到一起了，穿上衣服，回昆斯區的家，然後上床睡覺。
坎貝爾·格羅爾先生把我帶回了港口倉庫。我很高興又能拿到體面的工資了：每星期七十五美元，開兩天叉車最高能拿七十七美元。常規的平台工作就是站在卡車上往托盤上裝滿是水果和辣椒的箱子、柳條箱和袋子。開叉車就簡單多了。叉起裝了貨的托盤，堆到倉庫里，再等下一批貨。沒有人關心你在等待的時候是否看報紙，但如果你看《紐約時報》，他們會大笑著說：看看那個叉車上的大知識分子。
我的一項工作就是把從聯合水果公司船隻上卸下的成袋辣椒儲存到煙熏室里。活兒不多的時候，那是個帶瓶啤酒、看報紙、打個盹兒的好地方。沒有人在意。甚至從辦公室出來的坎貝爾·格羅爾先生也只往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