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迪·吉利根叫我到更衣室去換便裝，因為凱里先生的辦公室來了個神甫，和我坐同一艘船來的美國，現在想帶我去吃午飯。他說：你怎麼臉紅了？不過是個神甫，而你有頓免費的午餐。
我想說，我不願為了一頓午餐而見這個神甫，但埃迪和凱里先生可能會有疑問。如果神甫說，來吃午飯吧，你就得去。酒店房間里發生了什麼並不重要，即使那並非我的錯。我決不能告訴埃迪和凱里先生那神甫如何對我進行性騷擾。他們絕不會相信。人們有時候說些關於神甫的事，例如他們很胖或者自命不凡或者很小氣，但沒有人相信神甫會在酒店房間里對你進行性騷擾，特別是像埃迪或凱里先生這種妻子有病、經常跑去懺悔以免在睡夢中死去的人。如果神甫能「水上行」，那些人是不會驚訝的。
為什麼那個神甫不回洛杉磯？為什麼要來打擾我？為什麼在應該外出探訪病人和將死之人的時候，卻來帶我去吃午飯？神甫就是做那些的呀。他到弗吉尼亞州的靜修院請求寬恕已經四個月了。現在，他還在大陸的這一邊，腦子裡除了午飯什麼也不想。
現在，埃迪來到更衣室我的身旁，告訴我那個神甫又有了個主意，要我到對面的麥克安餐廳去見他。
走進一家餐廳，然後在神甫對面坐下，而這個神甫正是四個月前對你進行性騷擾的傢伙。這真是很困難。當他直直地看著你，握著你的手，抓著你的胳膊，引你慢慢入座的時候，你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他說我氣色不錯，臉上有肉了，一定吃得很好。他說美國是個偉大的國家，如果給它一個機會。我想告訴他，他們如何不讓波多黎各人再給我殘羹剩飯，而我是如何厭倦香蕉。但我不想說太多，免得他認為我忘了紐約人酒店。我並沒有對他懷恨在心。他沒打人，也沒讓人挨餓。他的行為都是因為喝了酒，並不像逃離英格蘭、留下妻兒挨餓的我父親那樣糟糕。但他的行為是不光彩的，因為他是個神甫。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應該殺人或者對他人性騷擾。
他的行為讓我懷疑，是否還有其他週遊世界、在酒店房間里對人性騷擾的神甫。
在餐廳里，他用灰色的大眼睛盯著我，臉洗得很乾凈，油光發亮。他穿著黑色西服，白色的領子閃閃發亮。他對我說，在永遠回到洛杉磯之前，想在這兒停留一下。看得出在靜修院待了四個月後，他很高興能天恩眷顧，而我知道自己現在很難和這麼個天恩眷顧的人一起吃漢堡包。當他盯著我的時候，我不知道該拿自己的眼睛怎麼辦，好像我是那個在酒店房間里對別人性騷擾的人。我希望能回視他，但我對神甫的了解就是他們在祭台、講壇和黑暗的懺悔室里的樣子。他也許認為我犯了各種各樣的罪孽，而他是對的，但至少我不是神甫，也從來沒有騷擾過任何人。
他對服務生說：是的，漢堡包就行。不，不，上帝，不，他不能喝啤酒。喝水吧。他的嘴不能再沾任何有酒精的東西了。他沖我笑笑，好像我應該明白他在說什麼。服務生也笑了，好像是說，這難道不是一個聖徒般的神甫嗎？
他告訴我，他到弗吉尼亞州向一個主教懺悔。雖然得到了寬恕，而且花了四個月的時間學習和祈禱，但他覺得還不夠。他放棄了自己的堂區打算剩下的日子裡和洛杉磯貧困的墨西哥人和黑人在一起。他招手買單，跟我說不想再見到我。那太痛苦了，但是他會在彌撒中記起我。他說我應該留心那個愛爾蘭詛咒，還有酒。每當受到誘惑要犯罪時，應該像他那樣默念純潔的聖母馬利亞。祝你好運，上帝保佑你。去上夜校吧，然後他鑽進一輛開往愛德懷德機場的計程車。
有幾天，雨下得很大，我不得不花十美分坐地鐵。我看見和自己年齡相仿的人，手裡拿著書，背著印有「哥倫比亞大學」、「福德姆大學」、「紐約大學」、「城市學院」字樣的書包。我想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一名學生。
我不想常年在巴爾的摩酒店為各種宴會、會議作準備，也不想做在棕櫚庭打掃衛生的勤雜工，甚至不想成為可以拿到服務生小費的餐廳勤雜工。他們從那些喝著杜松子酒和奎寧水，談論海明威、應該到哪兒吃晩飯，以及是否參加瓦奈薩在薩頓宮舉辦的聚會（去年那個真是無聊極了）的有錢學生那兒得到小費。
我不想在人們看我就像看一面牆似的地方當勤雜工。
我在地鐵里見到大學生，夢想有朝一日也能像他們那樣，帶著自己的書本，聽教授們講課，戴著學位帽、穿著學位袍畢業，從事一份正經工作。我可以穿西服打領帶，拎著公文包，每天晚上坐地鐵回家，親吻妻子，吃晚飯，和孩子們玩耍、看書，和妻子一起做愛達到高潮，然後睡覺。這樣我就可以好好休息，第二天精神煥發。
我想成為地鐵里的一名大學生，從手裡的書上，就可以看出他們頭腦里一定裝著各種各樣的知識。他們可以和你坐在一起，長時間討論莎土比亞、塞繆爾·約翰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我能上大學，保證一定也坐地鐵，讓人們看見我的書。這樣，他們就會羨慕我，就會希望自己也能上大學。我會舉起書本，顯示我正在看費奧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的《罪與罰》。當一名學生、聽教授們講課、在圖書館看書、坐在校園的樹下、討論學習內容，除此之外什麼也不做，這一定很愉快。知道自己即將獲得一個得以出人頭地的學位，將要和一個有學位的女孩結婚，可以在餘生坐在床上盡興地閑聊重大事件，這一定很開心。
但是我不知道怎樣才能獲得大學學位。沒有高中文憑，兩隻眼睛就像在雪地里撒尿衝出來的洞，像大家說的那樣，我不知道如何在這世上出人頭地。一些愛爾蘭老人告訴我，努力工作沒有錯。很多人憑藉自己腦門上的汗水和強壯的後背在美國獲得了成功。清楚自己的社會階層而不自高自大是件好事，他們告訴我，這就是為什麼上帝將驕傲列在七大罪的首位。那樣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就不會懷揣偉大理想下船來了。對於那些希望通過自己的雙手和腦門上的汗水賺取正當收入卻不自高自大的人來說，這個國家有很多工作。
第三大道那家小飯館裡的希臘人問我，替他打掃衛生的波多黎各人辭職了，我是否願意每天早上來干一小時的活：六點鐘到，掃地，拖地，洗廁所。我可以得到一個雞蛋、一個小圓麵包、一杯咖啡和兩美元。這也許會變成一份永久性的工作，誰知道呢？他說他喜歡愛爾蘭人，他們和希臘人一樣，很久以前就是從希臘遷過去的，這是享特學院的一位教授告訴他的。但是，當我在酒店和埃迪·吉利根說起這件事時，他說那個希臘人和教授都是傻瓜。愛爾蘭人一直生活在他們的小島上。希臘人知道個啥呀？如果什麼都知道，他們就不會在餐廳里當廚子，用那誰也聽不懂的語言嘮叨個沒完了。
希臘人每天早上給我飯吃，付給我兩美元。這樣加起來，我一星期就有十美元了。五美元給母親和她的鞋子，五美元給自己，就能給自己買件像樣的衣服了，不會看上去像剛下船的愛爾蘭人。有了這些，我才不關心愛爾蘭人是從哪兒來的呢。
湯姆·克利福德敲響我在奧斯丁夫人家的房門、說了句「我們離開這兒吧」之後，我有幸一星期能有幾美元的額外收入。他說第三大道和第八十六大街交匯處，過了哈里帽店，有一間一個公寓那麼大的大屋子出租。如果我們平攤房租，還是每星期付六美元，但不會有奧斯丁夫人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還可以帶進來任何喜歡的東西：食物、水、女孩。
是的，湯姆說，女孩。
新屋子有一個前門和一個後門，正對第三大道，正好可以看見高架鐵從前面經過。我們沖乘客揮手，發現他們在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不介意向我們揮手，但早上很少有人這麼做，因為去上班的時候心情不好。
湯姆在一個公寓大樓里值夜班，就留我一個人在屋子裡。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擁有自由的感覺：沒有老闆，沒有奧斯丁夫人叫我關燈。我可以在附近走走，看看德國商店、咖啡館和第三大道上的愛爾蘭酒吧。在一些酒吧里有愛爾蘭舞會，蓬卡車、無尾禮服、利特里姆屋、斯萊戈小屋。湯姆不參加愛爾蘭舞會，想和德國女孩約會，因為他在德國度過了三年幸福時光，會說德語。他說愛爾蘭人只配親他的屁股。我不理解，每次聽到愛爾蘭音樂，我都要流淚，想站在香農河畔看天鵝。湯姆心情好的時候很容易和德國女孩或愛爾蘭女孩說上話，但我很難和任何人說上話，因為我知道他們在注視我的眼睛。
湯姆在愛爾蘭接受的教育比我好，如果願意，他是可以上大學的。他說他更願意賺錢，這就是他來美國的原因。他說我本來可以四處看看找一份收入體面的工作，卻在巴爾的摩酒店幹得累死累活，真是個傻瓜。
他說得沒錯。我痛恨在巴爾的摩酒店幹活，痛恨毎天早上替希臘人打掃衛生。當我清洗馬桶時，我對自己很生氣，那讓我想起了自己曾經為了幾便士，為了借表舅拉曼·格里芬的自行車而不得不替他倒便盆。我搞不懂為什麼自己對馬桶那麼挑剔，本來可以用拖把刷一下就行，卻要把它們擦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