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迪·吉利根和他弟弟喬伊一起在十九層上班。我們的工作就是為重大聚會、客房會議、舞廳宴會和婚禮作準備。喬伊沒多大用處，因為他的手和手指像機器人一樣笨拙。他一隻手握著把長柄掃帚，另一隻手夾著根香煙，四處溜達，假裝很忙碌的樣子，但大多數時間都待在廁所里，或者和地毯工迪格·姆恩一起抽煙。迪格·姆恩聲稱自己是黑腳族印第安人，鋪地毯比任何一個美國人都快，都牢固，除非心情不好。那時候就要當心了，因為他不會忘記族人的苦難。說起族人的苦難，他唯一的傾訴對象就是喬伊·吉利根，因為喬伊正遭受著關節炎的折磨。迪格說喬伊能理解他。當關節炎帶來巨大的痛苦，讓你幾乎不能擦屁股時，你就會理解各種苦難了。迪格就是這麼說的。不用一層一層鋪地毯或者撤地毯時，他就盤腿坐在地毯間的地上，和喬伊一起受苦。一個忍受過去的苦難，另一個忍受關節炎之苦。沒有人會打攪迪格和喬伊，巴爾的摩酒店的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們的痛苦。白天，他們可以待在地毯間里或者到街對面的麥克安酒吧放鬆下。凱里先生的胃不好。上午和下午巡視時，他得忍受妻子做的早飯和午飯的折磨。他對埃迪說他妻子是個漂亮女人，是自己唯一愛著的女人，但她正在慢慢地謀害他。她的腿因為風濕而腫脹，身材也不好了。埃迪對凱里先生說，他自己的妻子在四次流產後身材也不好了，現在還患上了讓醫生擔憂的血液感染。我們為「美國——愛爾蘭歷史協會」年會作準備的那個早上，埃迪和凱里先生站在十九層舞廳的入口。埃迪抽著煙。凱里先生穿著雙排扣西服，褶襇打得很巧妙，讓人以為他沒什麼肚子。他拍打著肚子以減輕痛苦。埃迪對凱里先生說，他從來都不抽煙，直到在奧馬哈海灘 挨了一槍。一些可惡的傢伙，對不起，凱里先生，說髒話了，趁他躺在那兒等急救員的時候往他嘴裡塞了根煙。他抽了一口，這大大減輕了腸子流到奧馬哈海灘上的痛苦，從那以後，他就抽上了煙，再也無法戒掉。試過，上帝知道，但是戒不掉。這時，迪格·姆恩肩膀上扛了塊巨大的地毯溜達過來，對埃迪說該對他的弟弟喬伊做些什麼了。那個狗娘養的可憐傢伙受的難比七個印第安部落受的還多。在該死的太平洋當步兵期間，迪格被日本佬扔的各種東西（瘧疾等等）擊中。自那以後，他就對苦難有所了解了。埃迪說：是的，是的，他了解喬伊。他很抱歉，喬伊畢竟是他弟弟，但他也有自己的苦惱：妻子、她的流產和血液感染，還有他自己因為沒放回原位而變得一團糟的腸子。喬伊將酒和各種止痛片混在一起喝的做法，很讓他擔心。凱里先生打了個嗝，哼了一聲。迪格說：你還在吃屎哪？迪格不怕凱里先生，也不怕其他人。當你是個偉大的地毯工時，事情就是這樣了。可以和任何人說想說的話，如果他們把你解僱，康莫德酒店、羅斯福酒店，上帝，是的，甚至華道夫一阿斯多里亞酒店總有份工作等著你。這些酒店一直想將迪格挖走。有些日子，他受不了族人遭受的苦難，拒絕鋪任何地毯。而凱里先生沒有解僱他，他說：好吧，沒了我們印第安人，白人就沒法過日子。白人需要易洛魁人 在摩天大樓的六十層上沿著鋼樑跳舞。白人需要黑腳族人鋪好地毯。每次迪格聽到凱里先生打嗝，就叫他不要吃屎了，好好地喝頓啤酒，因為啤酒從來不會讓人傷腦筋。是凱里夫人的三明治讓凱里先生難受的。迪格對凱里先生說，他有一套關於女人的理論，她們就像交配後咬掉雄蜘蛛該死的腦袋的黑寡婦蜘蛛。女人不關心男人，一旦她們過了生育年齡，男人就一無是處了，除非她們騎在馬上攻擊另一個部落。埃迪·吉利根說，你騎著馬沿麥迪遜大道攻擊另一個部落，看上去真他媽的傻。迪格說他就是這個意思，一個人來到世上就是為了在臉上塗上顏料、騎馬、投梭鏢、殺死另一個部落的人。埃迪說：呀，胡說。迪格說：呀，胡說，信你才怪呢，你在幹嗎，埃迪？一輩子在這裡準備晚飯和婚禮嗎？這是男人的生存方式嗎？埃迪聳了聳肩，一口接一口地抽煙。迪格突然轉身走開，撞到地毯邊上的埃迪和凱里先生，將他倆撞出五英尺遠，撞到了舞廳。
這是個意外，沒有人說什麼，但我還是很欽佩迪格的處世方式，像我在利默里克的帕特舅舅一樣，對什麼都不在乎，僅僅因為沒有人能像他那樣鋪地毯。我希望自己能像迪格那樣，但不是鋪地毯。我痛恨地毯。
我要是有錢，就會買個手電筒，看書看到天亮。在美國，手電筒不叫torch而叫flashlight；餅乾不叫biscuit，而叫cookie，；小圓麵包不叫bun，而叫roll甜食不叫feery，而叫pastry；肉末不叫minced meat，而叫ground；男人穿的褲子叫pants，而不是trousers。他們甚至說這條褲腿要比另一條褲腿短，這太傻了。當我聽到他們說「褲腿」的時候，感覺呼吸在加快。電梯叫elevator，而不是lit。如果想上廁所，不說WC或者lavatory，得說bathroom，即便那兒沒有浴室的標記。在美國，沒有人死亡，他們去世或者過世。死了以後，稱為遺骸的遺體被送到殯儀館，而人們只是站在四周看著遺體，沒有人唱歌或講故事或喝酒，然後遺體被裝進棺材運走下葬。他們不喜歡稱棺材為coffin，而叫casket；也不喜歡將下葬說成buried，而用inferred這個詞。他們說墓地不用graveyard， cemetery聽上去就好多了。
我要是有錢，就會買頂帽子再出門。我不能光著腦袋在曼哈頓大街上溜達，人們可能會以為是一副骨瘦如柴的肩膀頂著一個雪球。一星期後，當頭髮染黑頭皮，我就能再次出門了。對此，奧斯丁夫人也無能為力。躺在床上想著那些沒人能干涉的事兒，我很是開心。這就是奧哈洛倫校長曾在利默里克的學校對我們講過的：大腦是你們的寶庫，世界上沒有人能干涉得了它。
紐約是我夢想的城市，但是現在我身在紐約，夢想卻已消失，這根本就不是我期望的。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在酒店大堂里跟在人們後面打掃衛生，在廁所里刷馬桶。我怎麼能寫信告訴母親或利默里克的任何人，我在這個富裕國度的生活方式呢？兩美元過一個星期，光頭，眼睛疼，還有一個不讓我開燈的女房東。我怎麼能告訴他們，酒店擔心波多黎各人可能感染上我的新幾內亞病而不讓我靠近廚房拿殘羹剩飯，我不得不每天吃香蕉這種世界上最便宜的食物呢？他們不會相信我，會說別傻了，會大笑，因為他們只會看看電影，了解美國人如何富裕：美國人會胡亂扒拉食物，盤子上還剩些東西就推到一邊。他們甚至很難為電影《憤怒的葡萄》里貧窮的美國人感到難過，所有的莊稼都旱死了，他們不得不搬到加州去，可至少他們是乾爽溫暖的。我姨父帕·基廷曾經說過：如果愛爾蘭有個加州，全國的人都會蜂擁而去。他們吃掉很多橘子，還整天游泳。在愛爾蘭，很難相信美國有窮人，因為人們見過愛爾蘭人從美國回來時的樣子。他們被稱為歸國的美國佬，穿著緊繃繃的褲子，褲子的顏色是你在愛爾蘭從未見過的：藍色、粉色、淺綠色，甚至是暗紅色。他們肥肥的屁股在奧康納大街上來回晃動，你在一英里之外就能發現。他們顯出很有錢的樣子，帶著鼻音談論他們的冰箱和汽車。如果走進酒館，他們就會點沒人聽說過的美國酒——雞尾酒，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可要在利默里克的酒館點這個，酒保就會煞煞他的氣焰，提醒他是怎麼光著屁股到美國去的。別在這兒擺架子，愛爾蘭人，在你的鼻涕掛到膝蓋上的時候，我就認識你了。人們也總能發現真正的美國佬：身穿淺色服裝，大屁股；微笑著觀光遊覽，還給衣衫襤褸的孩子幾個便士。真正的美國佬不擺架子，他們來自一個什麼都不缺的國家，用不著擺架子。
即使奧斯丁夫人不讓開燈，我依舊可以坐在床上或者躺下，也可以決定待在屋裡還是出去。今晚，因為光頭，我不會出去。我也不介意在屋子裡待著，我可以待在這兒將自己的想法變成一部關於利默里克的電影。這是我躺在屋子裡的偉大發現：如果因為眼睛或者奧斯丁夫人抱怨開燈而無法看書，我可以在腦海里放映各種電影。如果這裡是午夜，利默里克就是早上五點。我可以想像母親和弟弟們還在睡覺，那條叫幸運的狗正沖著世界狂吠，我舅舅帕特·西恩頭天晚上喝了酒，在床上打呼嚕，因為吃了太多的魚和薯片在不停地放屁。
我可以在利默里克城中到處遊盪，看著人們拖著沉重的腳步穿過街道，去參加首個周日彌撒。我可以進出教堂、商店、酒館、墓地，看著人們入睡或在城市之家的醫院裡痛苦呻吟。在腦海中回到利默里克是件奇妙的事兒，儘管這讓我淚流滿面。經過貧民區的小巷，查看他們的屋子，聽到嬰兒啼哭，看到女人們試圖生火用水壺燒水、準備早飯的茶和麵包，這叫人難以忍受。孩子們不得不起床上學或參加彌撒時渾身顫抖的樣子，讓人不忍心看下去。屋子裡沒有暖氣，不像我們在紐約，早上六點暖氣管就嘩嘩作響。我想把利默里克的街巷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