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來了封信，說家裡的日子不好過，知道我的薪水不豐厚，每星期能有十美元，她已經很感激了，但能不能再省個幾美元為邁克爾和阿非買雙鞋子？她找了份照看老人的活兒，原以為可以撐到新年，這樣就有幾先令可以買鞋子和聖誕晚餐（火腿或者其他體面一點的東西）了，可那老人卻出人意料地死了，真是讓人失望之極。她說病人不應該在明知自己遭受病痛折磨時僱人來照看自己，給人工作的幻想。現在除了我寄去的錢，家裡已經沒有進項了。看來，可憐的邁克爾在明年滿十四歲時就得輟學去找工作了。真丟人哪！她想知道，半數的愛爾蘭兒童衣不蔽體地在街道、田野和小巷裡遊盪，我們和英國人打仗難道就是為了這個嗎？
我在巴爾的摩酒店掙了三十二美元。扣除社會保險金和個人所得稅後，我的收入才二十六美元多點兒。交完房租，還剩二十美元。我已經從中拿出十美元寄給了母親，自己留了十美元當伙食費和下雨時的地鐵費。其他時間，我都步行上班，節省幾個錢。我會時不時地瘋狂一把，到第十八大街劇場看場電影，帶一塊好時巧克力或兩根香蕉（世界上最便宜的食物）偷偷溜進去。有時候，在我剝香蕉的時候，那些住在派克大街、嗅覺靈敏的人們會吸吸鼻子，交頭接耳：我聞到的是香蕉嗎？接下來，他們就會威脅向管理人員投訴。
但是，我已經不再關心這個，即使他們向引座員投訴，我也不會再躲在男廁所里偷偷模摸地吃香蕉。我會去位於巴爾的摩酒店的民主黨總部，對他們說我是個有愛爾蘭口音的美國公民，為什麼在看加里·庫珀的電影時因為吃了根香蕉就受折磨？
愛爾蘭的冬天也許就要來了，但這兒更冷。我從愛爾蘭帶來的衣服不足以抵擋紐約的冬天。埃迪·吉利根說如果我只有這些衣服穿著上街，那就活不到二十歲。如果我不是那麼好面子，就可以到西區那個救世軍大倉庫去，花幾個美元能弄到所有的冬裝。一定要弄些讓我看上去像美國人的衣服，而不像種捲心菜的農夫、來自沼澤地區的愛爾蘭人的東西。
但是，我還不能到救世軍那兒去，我得給母親寄十五美元的海外匯票。我還擔心，如果巴爾的摩酒店廚房裡的波多黎各人發現我的眼病，我就不能從他們那兒得到殘羹剩菜了。
埃迪·吉利根聽說了一些關於我眼睛的閑話，被叫到人事部，因為他是商店服務員。他們對他說，邁考特絕不能再靠近廚房，以免接觸到毛巾什麼的，別讓波多黎各洗碗工和義大利廚師傳染上結膜炎或者我的其他毛病而變成半瞎。我還能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上，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是民主黨派來的。他們花了很多錢在酒店租了大辦公室。埃迪說，凱里先生或許是個固執而難對付的老闆，但他為自己人說話。他對！人事部講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他們，只要一解僱那個眼睛不好的孩子，民主黨就會知道，而巴爾的摩酒店的末日也就到了。他們會看到一場由該死的酒店工會發動的罷工。不再有客房服務，不再有電梯。埃迪說：胖雜種們就得自個兒走上樓梯了，女服務員們也不會在浴室里擺放衛生紙。想像一下：又老又胖的雜種困在廁所里，沒東西擦屁股，而這都是因為你的眼睛不好，孩子。
我們要上街，埃迪說，整個該死的工會。我們要關閉這座城市的每一家酒店。但是我告訴你，他們給了我一個住在萊剋星頓大道的眼科醫生的名字。你到他那兒看看，一星期後回來彙報。
醫生的辦公室在一幢老樓里，要往上爬四段樓梯。孩子們在哭泣，收音機里放著：
男孩和女孩在一起
我和瑪米·奧羅克
我們暢遊燈的奇異世界
就在紐約的人行道上
醫生對我說：進來，坐到這把椅子上。你的眼睛怎麼啦？來這兒配眼鏡嗎？
我有點感染，醫生。
上帝，是的，是有些感染。這樣有多長時間了？
九年了，醫生。我十一歲時去過愛爾蘭的眼科醫院。
他用一根小木條撥弄我的眼睛，又用棉簽擦了擦。棉簽粘到眼瞼上，搞得我不停地眨眼睛。他叫我不要眨。如果我坐在那兒像個瘋子似的眨眼睛，那能指望他怎麼檢查呢？但我忍不住要眨眼睛。他越是撥弄，越是用棉簽擦，我越是眨得厲害。他氣得將棉簽扔出了窗外，然後拉開桌子的抽屜，罵罵咧咧的，又使勁關上。他找到一小瓶威士忌和一根雪茄。那些東西讓他心情大好，坐在桌旁笑了起來。
還眨眼睛呢，嗯？好吧，孩子。我看了三十七年的眼睛，還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兒。你是哪兒的人，墨西哥還是什麼地方？
不，我是愛爾蘭人，醫生。
愛爾蘭沒有你這種病。這不是結膜炎。我知道結膜炎。這是一種別的病。我可以告訴你，你還能保住眼睛真是萬幸。我在從太平洋、新幾內亞等地方回來的人身上見過你這種病。你到過新幾內亞嗎？
沒有，醫生。
現在你要把頭髮剃光。和從新幾內亞來的人一樣，你的頭上有種有傳染性的頭皮屑。這種頭皮屑掉到你的眼睛裡了。頭髮得剃光，而且每天得用藥皂擦洗頭皮，直到頭皮發亮，有刺痛感，然後回來見我。一共十美元，孩子。
藥皂是兩美元。第三大道的義大利理髮師又收了我兩美元，外加剪頭髮和刮頭皮的小費。他對我說，將一頭漂亮的頭髮剃掉是讓人傷心的奇恥大辱。如果他有那麼一頭漂亮頭髮，他們得把他的頭砍了才能這麼辦。除了「擦又亮」牌鞋油外，那些醫生啥也不懂。但如果這就是我想要的，他又能向誰抗議呢？
他舉起一面鏡子，讓我看自己那光禿禿的後腦勺。我為自己的光腦袋、紅眼睛、粉刺、壞牙齒而深感羞愧，渾身無力。如果有人在萊剋星頓大道看我一眼，我就會把他推到車流中，我後悔來到美國。由於我的眼睛，美國威脅要解僱我，還讓我光著腦袋走在紐約的大街上。
當然，他們在大街上盯著我看。我想用威脅的日光回敬，但眼睛上沾滿黃眼屎，還夾雜著棉花絮。我幾乎成了個瞎子，沒法盯著他們看，只得前後尋找行人最少的小路，在城市裡曲折前行。最好的街道是第三大道：高架鐵在頭頂上哐啷哐啷地行進，到處都是人；酒吧里人們各懷心事，無暇他顧，也不盯著過往的紅眼睛看。從銀行和服裝店裡出來的人總是盯著人看，而酒吧里的人只關心他們的酒，根本不在意你走在大街上是否雙目失明。
當然，奧斯丁夫人從地下室的窗戶獃獃地往外張望。我一到前門，她就衝上樓梯問我的頭是怎麼回事兒。出事故了嗎？遭火災了，還是別的什麼？我想沖她怒吼：這看上去像該死的火災嗎？但是我對她說，我的頭髮只是在酒店廚房被火燒了一下，理髮師說最好全部剃掉，讓頭髮重新長起來。我不得不對奧斯丁夫人有禮貌，擔心她會讓我捲鋪蓋滾蛋。那樣的話，我就得在星期六拎著個棕色小提箱、光著個腦袋、帶著僅有的三美元財產露宿街頭。她說：好吧，你還年輕。然後她就下樓了。我只能躺在床上，聽著街上的人說笑。雖然聽了酒店和醫生的要求，但我不知道自己星期一早上怎樣光著腦袋去上班。
我走到鏡子前，白白的頭皮嚇了自己一跳。我希望能一直待在這兒，直到頭髮長出來，但是我餓了。奧斯丁夫人不允許在房間里吃飯喝水。夜幕一降臨，我就上街買了一個小甜圓麵包和一品脫牛奶，然後用大版的星期日《時代周刊》遮住，不讓奧斯丁夫人看見。現在，我還有不到兩美元，得撐到下個星期五，可今天才星期六。如果她阻止我，我就說：醫生說我得了新幾內亞病，理髮師又將我的頭剃得光光的，我為什麼不應該吃個小甜圓麵包，喝一品脫牛奶呢？電影里，他們揮舞著星條旗，將手擱在胸前，向全世界宣布這是自由者的土地、勇敢者的家園。對於這些場景，我很是疑惑——你清楚，你甚至不能帶著檸檬蛋白派、乾薑水或香蕉去看《哈姆雷特》，不能帶著食品或飲料進入奧斯丁夫人的出租屋。
但是奧斯丁夫人沒有出現。當你不在意的時候，女房東從來不會出現。
我得到浴室用溫水和衛生紙清洗眼睛，然後才能看《時代周刊》。躺在床上看報紙，吃著小甜圓麵包，喝著牛奶，感覺很爽，直到奧斯丁夫人在樓下喊，抱怨她的電費飛漲，要我行行好把燈關了，她不是百萬富婆。
一關燈，我就想起該往頭皮上抹藥膏，但隨後意識到如果躺下，藥膏會沾到枕頭上，奧斯丁夫人又該沖我發火了。只能坐起來，將腦袋靠在鐵床架上，即使有零星的藥膏沾到床架上，也能擦乾淨。可床架上有小渦卷形圖案和花朵，凸出的花瓣讓人無法像樣地睡上一覺。我只能下床睡到地板上，這樣奧斯丁夫人就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了。
星期一早上，我的簽到卡上有張紙條，要我到十九層報到。埃迪·吉利根說這不是個人問題，但他們不想讓我紅著雙眼，現在又光著腦袋待在大堂里。眾所周知，那些突然沒了頭髮的人將不久於世。即便你站在大堂中央，宣布這是理髮師乾的，大家也都會往最壞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