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最影響我起床幹活的就是雙眼感染嚴重，我甚至得用大拇指和食指將眼瞼扒開，恨不得摳掉那硬硬的黃眼屎，但如果這樣做，眼睫毛也會被弄掉，眼瞼會又紅又疼，比以前更糟糕。可以站在淋浴噴頭下，讓熱水沖洗雙眼，直到感覺雙眼既暖和又乾淨，可它們還是紅得扎眼。我試圖用冰冷的水消除紅腫，但一直沒能見效，冷水身只會讓眼球疼。眼球不疼的時候走進巴爾的摩酒店大堂就夠糟糕了，更別說眼球疼的時候了。
如果眼睛不發炎不紅也沒有黃眼屎，我可以忍受眼球的疼痛。至少人們不會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好像看著個麻風病人。
穿著勤雜工的黑色制服在棕櫚庭走來走去就夠丟人的了，這意味著在世人眼中，我僅比波多黎各洗碗工級別高一點，就連行李搬運工的制服上都有少許金飾品，而看門人看上去就像海軍上將。工會商店服務員埃迪吉利根說我應該慶幸自己是愛爾蘭人，否則就得到下面廚房和「濕背」們共處了。這是個新詞，「濕背」 。從他說這個詞的神情來看，他不喜歡波多黎各人。他告訴我凱里先生很照顧自己人，所以我是個穿制服的勤雜工，而不是系著圍裙整天在下面和波多黎各人一起唱歌、喊著「看哪，看哪」的洗碗工。我想問他，洗碗時唱歌，覺得好玩兒時喊「看哪，看哪」有什麼不對。但我對問問題很謹慎，擔心自己犯傻。至少波多黎各人在下面敲著鍋碗瓢盆唱歌，陶醉在自己的音樂中。他們還在廚房裡跳舞，直到領班叫他們停下來。有時候，我到下面廚房去，他們會給我一些殘羹剩菜，叫我弗蘭基：弗蘭基，愛爾蘭男孩，我們教你西班牙語。埃迪·吉利根說我一星期比洗碗工多掙兩美元五十美分，有獲得提升的機會。可他們永遠不會有，因為他們不想學英語、賺夠錢回到波多黎各、坐在樹下喝啤酒、擁有一個大家庭，他們只擅長喝酒罵人，直到妻子精疲力竭，死在他們前頭。他們的孩子在街上撒野，時刻準備著到紐約來洗碗，又重複一遍該死的人生。如果他們找不到工作，我們就得支援他們，你和我。這樣，他們就可以坐在東哈萊姆區的門廊里彈該死的吉他，從紙袋裡掏出啤酒來喝。那就是「濕背」們，孩子。你可千萬記住。離廚房遠點，因為他們想都不想就會在你的咖啡里撒尿。他說曾親眼見過他們在咖啡壺裡撒尿，而那咖啡壺是要送到為「大英帝國的女兒」這家慈善機構召開的盛大午宴上的。那些大英帝國的女兒們永遠都不會想到她們喝了波多黎各人的尿。
埃迪先是微笑，然後大笑，最後被煙嗆到，因為他是愛爾蘭裔美國人。他認為波多黎各人對大英帝國女兒們的所作所為很了不起。現在他稱他們為波多黎各人，而不是「濕背」，因為他們採取了愛爾蘭人應該先想到的愛國行動。明年，他也會在咖啡壺裡撒尿。看到那些大英帝國的女兒們喝著摻了波多黎各人和愛爾蘭人的尿的咖啡，他都要笑死了。他說很遺憾，大英帝國的女兒們永遠都不會知道這一切。他想爬到十九層舞廳的陽台上，公開宣布：大英帝國的女兒們，你們剛才喝的是摻了西班牙人和愛爾蘭人尿的咖啡。在你們對愛爾蘭人作威作福八百年後，那種滋味怎麼樣啊？哦，那一定是個滑稽可笑的場面：那些大英帝國的女兒們互相攙扶著，在舞廳里吐得一塌糊塗，而愛爾蘭愛國者們神情嚴肅地在他們的墳墓里跳著吉格舞。那一定很好玩，埃迪說，真的，那一定很好玩。
現在，埃迪說波多黎各人也許根本就沒有那麼壞。他不希望他們娶自己的女兒，也不希望他們搬到自己家附近住，但是你得承認他們有音樂天賦，輸送了許多優秀的棒球選手。你得承認這些。你下到廚房裡，就會發現他們總是像孩子般快樂。他說：他們像黑人，對什麼都無所謂。不像愛爾蘭人，我們對什麼都有所謂。
大堂里，最糟糕的日子就是星期四和星期五，這兩天男孩和女孩彼此見面、喝酒談笑。他們的腦海里除了大學和浪漫故事（夏天航海，冬天滑雪，結婚，將來孩子也會來巴爾的摩酒店做同樣的事），就沒有其他東西。我知道，他們甚至沒有看見身穿勤雜工制服、手拿簸箕和笤帚的我。我很高興他們沒看見，因為有些日子我的眼睛紅得厲害，看上去血乎乎的。而我很害怕有女孩說：請問，洗手間在哪兒？你很難用笤帚指著方向，卻將頭扭到一邊說：過了電梯就是。我試過這樣和一個女孩說話，但她向服務生總管投訴，說我很無禮。現在，我得正視每一個問問題的人。當他們盯著我看時，我的臉紅得很厲害，和眼睛一樣紅。有時候，臉紅純粹是因為生氣。我很想沖那些盯著我看的人大吼一聲，但是如果那樣，我就會被當場開除。
他們不應該盯著我看。父母花錢讓他們接受教育，他們應該懂得更多。如果無知到要盯著剛下船、眼睛紅紅的人看，那些教育又有什麼用？我本以為教授們會站在學生面前告訴他們，如果到巴爾的摩或任何一家酒店的大堂，都不應該盯著紅眼睛或只有一條腿或有任何缺陷的人看。
但是，女孩們還是盯著我看。男孩們看我的表情更惡劣。他們微笑著，推搡著，傳遞著一些讓大家發笑的話。我真想用簸箕和笤帚打他們的頭，直到鮮血噴涌而出，他們乞求我住手，並保證再也不議論別人紅腫的眼睛。
有一天，一個女大學生一聲尖叫。服務生總管沖了過來。她哭了，總管動了動她面前桌子上的東西，看了看桌子下面，然後搖了搖頭。他隔著大堂喊道：邁考特，馬上過來。你收拾過這張桌子嗎？
我想是的。
你想是的？該死！對不起，小姐。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先生。
你拿了一張餐巾紙？
我打掃乾淨了。我把煙灰缸倒了。
在這兒的一張餐巾紙，你拿了嗎？
我不知道。
好吧，讓我告訴你，邁考特，這位年輕女士是在我們酒店租了一個大場子的交通俱樂部主席的女兒。她有一張餐巾紙，上面寫著一個普林斯頓男孩的電話號碼。如果找不到那張紙，你的屁股就要當心了。對不起，小姐。你把那些垃圾扔哪兒去了？
倒進廚房邊的大垃圾桶了。
好吧。快去找那張餐巾紙。找不到就別回來。
丟了餐巾紙的女生嗚咽著告訴我，她的父親在這兒很有影響力。如果我找不到那張餐巾紙，她就不活了。她的朋友們看著我，我覺得自己的臉和眼睛都火辣辣的。
總管又在斥責：快去找，邁考特，然後回來彙報。
廚房邊的垃圾桶里堆滿了垃圾。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從那一堆咖啡渣、麵包屑、魚骨頭、雞蛋殼、葡萄皮里找到一張小紙條。我跪在地上，拿著廚房裡的叉子扒拉著、分揀著。波多黎各人正在廚房裡唱歌、大笑、敲罐子，這讓我弄不明白自己跪在地上幹什麼。
所以，我站了起來，走進廚房。波多黎各人沖我喊道：弗蘭基，弗蘭基，愛爾蘭男孩，我們教你西班牙語。我沒理他們，找到一張乾淨的餐巾紙，在上面胡亂寫了個電話號碼，沾了沾咖啡，把它交給了服務生總管。服務生總管交給女孩。女孩的朋友在她周圍歡呼。她謝了謝服務生總管，還給了他小費，整整一美元。而我唯一的遺憾就是她撥打那個電話號碼的時候我不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