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松說——歷史上的今天》來到了7月29日。1890年的這一天，凡·高去世；1928年的這一天，李嘉誠出生；再有就是1836年的今天，法國巴黎的凱旋門落成。
偉大的畫家凡·高去世
1890年的這一天，凡·高在一片麥田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凡·高死後的這麼多年裡，我覺得他在全世界文藝青年的心中，已經遠遠超越了一個畫家的地位。當然他首先是一位偉大的畫家，但是由於他的整個人生、他昂揚的生命力以及他悲愴的生活，給人們帶來的那種衝擊和懷念，尤其是那本描寫他的傳記《渴望生活》，以及那首關於他的歌Vi（Starry Starry Night，《繁星，繁星夜》），這首歌因為他那幅著名的畫作《星夜》而得名，這一切讓凡·高在所有人的心中成為生命的代表，而不只是一個畫家。有關他的繪畫我就不多說了，因為我自己不太懂畫，我看凡·高的畫的時候，就覺得這人怎麼畫的東西這麼怪，尤其是這個《星夜》，星星都畫得那麼大，掛在天空中，這凡·高是不是有散光啊？因為最開始不懂畫，也不懂藝術，不懂什麼叫生命，不懂什麼叫印象派或者表現主義，所以小的時候我就奇怪這星星怎麼那麼大，一顆顆星星都那樣打轉，我說這個人肯定有散光。
很多年之後當我讀了《渴望生活》，當我仔細地把Starry Starry Night這首曲子彈出來，把歌詞全部記住的時候，我對凡·高才有了新的認識。Starry Starry Night是一首特別特別長的歌，歌的最後幾句詞寫得特別好，在寫到凡·高最後自殺時，它說：「When no hope was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 soften do.」——在所有希望都已經失去的繁星繁星夜，你對待自己的生命像所有相愛的人一樣。因為很多相愛的人最後是自殺的。寫得非常凄美。「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Vi，」——但我想告訴你一句話，文森特「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這個世界再也沒有遇見像你這樣一個美麗的人。歌詞的作者叫Don M（唐·麥克林），是一個美國人，美國人通常歌詞寫得都不好，沒有英國人寫得好，但是這首歌寫得特別好，後來我去唱卡拉OK時也經常點這首歌，這首歌還被很多中國歌手翻唱過。
大家如果去卡拉OK，一定要聽一下這首歌，特別美。
因為這一切，凡·高在我們的心目中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其他藝術家。
當時，塞尚、凡·高和高更被稱為「後印象派三傑」，但是在大家的心目中，凡·高遠遠超過了塞尚、高更。不光是因為凡·高的自殺，人們從他的整個人生跟繪畫作品中體會到了「生命」跟「生活」其實是兩回事兒，我也深深地體會到了這一點。藝術是從一個人的心靈出發的。凡·高其實是個最典型的例子，包括我後來也做藝術，看了那麼多藝術家的作品之後，我覺得藝術就是藝術家的生命力。我覺得「生命」是一種東西，「生活」是另外一種東西。就像有時候聽人唱歌，你覺得大多數人都是在歌唱生活，於是就管歌唱生活的叫作「唱歌」。但一些非常偉大的歌者，他們並不是在歌唱生活，他們是在歌唱生命，歌唱生命的人我就認為他們在「歌唱」，而不是「唱歌」。
凡·高是一個生活特別簡單的人，他一輩子除了畫畫，就是謀生，沒幹過什麼事情，愛情也沒有那麼豐富多彩，他所經歷的愛情就是曾經向一個房東的女兒求婚被拒絕，後來愛上過一個懷過孕的妓女，就這樣簡簡單單的生活，一生都在畫他的畫。他的家庭生活也非常簡單，只有一個愛他的弟弟，他的弟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摯友。凡·高一生窮困潦倒，實際上並沒有賣出一幅畫，有一次他非常高興地去跟自己的弟弟說，我終於賣出去一幅畫，實際上這幅畫就是他弟弟出了錢，找一個人當托兒來買的。弟弟一生都崇拜他、愛他、支持他，在凡·高自殺之後半年，他也因病追隨哥哥而去，這是一對非常感人的兄弟。
凡·高曾經跟一些畫家比較要好，比如說跟高更，但最後還是爆發了激烈的衝突。凡·高有一幅著名的畫，叫《割耳後的自畫像》，一個灰暗的人在那裡，臉色都是鐵青的，就是跟高更爆發了激烈的爭吵之後，凡·高把自己的耳朵割下來了。高更當然最後也瘋了，他拿著凡·高的耳朵，跑到南太平洋一個叫塔希提的小島上待了一輩子。那時候的畫家都有著昂揚的生命力，包括音樂家、作家，大家都覺得他們有一些精神上的問題，正常人看起來就是覺得有病，其實那不是病，那就是昂揚的生命力。
凡·高在最簡單的生活中綻放了最昂揚的生命力。他畫的所有東西不是因為散光，那是我小時候的認識，那是因為在他自己心裡，星星就是那麼大，向日葵就是那樣昂揚。印象派也好，或者說表現主義也好，最重要的就是畫出來的並不是眼睛看到的東西，不是我在生活中看到的東西，而是心靈看到的東西。
就像貝多芬，貝多芬晚年聾了，根本聽不見聲音，可他也能寫出美妙的音樂。
音樂、繪畫這些藝術，尤其是像凡·高這樣的繪畫，本身就是生活中沒有的。
你在生活中聽到的全世界的海潮聲、伐木聲、鳥叫聲，那都不是音樂，客觀的世界中，沒有一樣東西是音樂，只有從人心裡流淌出來的音符才是音樂，音樂是純粹來自音樂家內心的東西。貝多芬在耳聾以後，寫出了《月光奏鳴曲》，寫出了《第七交響曲》，他不需要聽見什麼聲音，他也不需要出門去看月光，那些月光是在心裡的月光，那些歡樂是在心裡的聲音。凡·高的畫也是如此，這個世界就是他心裡的樣子，而不是他眼前看到的樣子。我覺得這是我長大以後對藝術的最深刻的體會。
凡·高是一位生活中雖然悲慘，但是綻放出自己最昂揚的生命力的畫家。我曾經在世界上好幾個博物館裡看見過凡·高的畫，包括我這次在紐約去MoMA——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也看到了凡·高的畫。MoMA越往上的那些樓層我越喜歡，因為那裡陳列的主要是印象派時期、表現主義時期的作品，往下的所謂現代藝術簡直就沒法看了。大概是在MoMA的五樓，有一幅凡·高的畫，我通常是不愛給自己照相的，因為覺得自己長得不好看，但是見到凡·高的畫，我還是非常認真地站在那兒，給自己和那幅畫合了個影。凡·高給了我們所有做藝術的文藝青年以最深的影響和最大的鼓舞，紀念凡·高！
華人首富李嘉誠出生
今天說的這兩個人正好是完全相反的兩個人，一個是充滿了昂揚的生命力的藝術家凡·高，但他在生活中是一個失敗者，徹徹底底的失敗者；另外一個是非常冷靜，在生活中非常特別、非常理性的李嘉誠。李嘉誠1928年出生，今天已經八十多歲了，但是他依然在工作，這是我們很多人特別不理解的地方，說一個人為什麼有那麼多錢了還要工作。這就是我們不能成為成功的、像李嘉誠這樣的人的原因。我們有一點兒錢就要去旅行，就要到處去玩，躺在床上看書、彈琴，就不去工作。但是李嘉誠已經不只是為了掙錢、生存，只有他這種從小有堅定的社會責任感和對生活堅定不移的態度的人，才能做到這樣，依然在八十歲的高齡還在工作著。
李嘉誠是香港這樣一個市民社會成功的最典型的代表。香港是一個很怪的城市，當然這也跟它的歷史有關，香港先是作為中國最不想要的地方割讓給英國。大家知道，一個國家割讓領土給其他國家的時候一定是選擇最不想要的地方，中國肯定不會把上海割讓出去，當年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給日本的時候，就是由於當時不想要台灣了，但後來覺得遼東半島很重要，所以就又贖回來了。
當年香港割讓給英國以後，從一個非常不重要的漁村，本身就沒有什麼真正文化傳統的地方，變成了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城市。所以香港後來成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香港的經濟非常發達，但大學非常少，香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就只有三個大學和幾個教會學院，這幾個教會學校直到最近幾年才升為大學。到今天為止，香港大概也就有七個大學，七百萬人口的城市只有七個大學，大家知道這個比例是非常低的，像廣州都有數十個大學，非洲的一些大城市，像內羅畢、開羅等大學的數量都多得多。
香港一直是一個沒有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的市民社會，但是這也讓香港能夠甩下包袱快速向前。大家知道，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如果存在大量所謂的士大夫階層、知識分子精英階層，就像魯迅先生曾經諷刺的一些大教授什麼的等等，實際上是會給很多市民奮鬥以及世俗發展帶來阻力的。因為精英知識分子通常都會說你不能這麼做，你得聽我們的，我們是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