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

《曉松說——歷史上的今天》來到了1月17日。首先要講的是左聯五烈士——1931年1月17日被捕,大家在中學課文里學過,魯迅先生的《為了忘卻的記念》,就是紀念這五位。下面要講的是黨中央在歷史上做了兩次大搬家,很巧的是,日期很接近。接下來要講的是一個喜事,1929年的今天,大力水手誕生了,可惜大力水手已經很老了,跟我爺爺差不多。然後再講講我年少時候的夢中偶像——山口百惠,今天是她的生日,今天也是我覺得非常欣賞的藝術家——金·凱瑞和坂本龍一的生日。

左聯五烈士被捕

大家中學在課文里都學過左聯五烈士,他們在1931年1月17日同時被捕。魯迅先生的那篇《為了忘卻的記念》,就是來紀念這五位烈士的。實際上魯迅先生並不了解這裡面的內情,魯迅先生完全是以一個文藝界藝術大哥的身份在憤怒地抗議政府殺害作家,實際上,這件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魯迅先生是黨外人士,他不了解,這五位作為黨內重要人士為什麼被殺。

實際情況是,當時共產國際派來了一個叫米夫的人,這個米夫大權在握,是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他來滬之後馬上就下令召開中央會議,並且不顧在上海的所有共產黨領導人,不顧這些中央委員的反對,堅決要求選舉王明跟博古擔任領導人。當時在中國的這些領導人,這五位烈士中的兩位也在裡面。他們憤怒抗議,因為這樣做完全違反了黨的民主程序。那個時候黨內鬥爭還是很激烈的,所有人就走了。

米夫非常氣憤,對當時位於莫斯科的第三國際而言,其他國家的黨組織只是它領導下的一個支部,是嚴格的上下級關係。所以即使是這些國家黨組織的領導人也必須聽從它的命令,接受它的獎懲,包括最嚴厲的紀律處分。他當時就開了個會,要把持不同意見的這二十多個人全部開除黨籍。當然這二十幾個人非常憤怒,為了表達抗議,就自己成立了一個叫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的組織。在非常時期,他們要跟共產國際派來的太上皇對著干。這裡面有一位就是「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的中央委員柔石,還有一位候補中央委員馮鏗。然後左翼作家聯盟也分裂了,就包括了胡也頻、殷夫、柔石,當然還有一部分作家支持另一個黨中央。

他們分裂了以後,我不敢說是王明本人,我也不敢說是他們裡面的某個人,但是實際上非常明顯的是在黨內的鬥爭中被另一派告密了。所以他們在開會的時候,二十餘人全部被租界里的巡捕房抓捕了,關在龍華監獄。一下子有這麼多黨的領導人被抓進監獄,就相當於黨中央的半壁江山被抓起來了。

所以說這五位的被害,實際上並不是因為寫了什麼文章。當時民國對於寫作方面還是比較開放的,罵罵政黨、罵罵政府都可以,但是對於當時的共產黨,國民黨非常恨。五烈士被出賣以後,能營救的情況下不營救,最後他們被關了十多天之後,於1931年2月7日在上海被秘密處決了。

黨中央兩次搬家

下面講講黨中央的兩次大搬家,都在這幾天,這個很有意思。1933年1月17日,原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決定遷往蘇區瑞金。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從保安進駐延安。這個分別來講一下啊。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蔣介石叛變了革命,開始清黨,後來汪精衛也叛變了革命在武漢清黨,黨中央就轉入地下,但是並沒有進到蘇區去,因為當時蘇區還很弱小。共產黨人在各地暴動啊起義啊,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但是哪兒都沒有做成很大的根據地。再加上黨中央當時的知識分子在上海比較聚集,並且非常地依賴共產國際,需要跟共產國際有全面的聯繫,包括經濟上的聯繫和人員上的聯繫,在上海比較方便,所以黨中央一直在上海堅持了好幾年。

但是為什麼堅持不下去了呢?有這麼幾個原因:一個是因為,確實白區白色恐怖非常嚴重,黨中央在上海出了幾個大叛徒,多次遭到嚴重的破壞。大叛徒顧順章的叛變導致一次黨中央大規模被破壞,再比如總書記向忠發叛變等,導致黨中央不停地轉移。然後是在上海開銷也很大,咱們也叫「三公浪費」吧,那時候黨中央在上海,上海是遠東巴黎,物價高昂,當時我們黨中央的收入又不高,除了共產國際補貼一部分,每月大概兩萬大洋,入不敷出,經濟非常緊張。中間曾經讓兩個小規模的蘇區給黨中央送金條,一是彭湃的海陸豐根據地,二是毛主席的井岡山根據地。但那也不是長久之計,從井岡山根據地送的金條,由於路上封鎖非常殘酷,以及一些革命同志的意志不夠堅定,揣著金條經常走著走著回家娶媳婦去了,導致這些金條經常送不到上海。再加上上海黨中央後來大量啟用莫斯科回來的一些海歸。這些青年海歸在歷史上被總結成「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以王明為首的,包括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大批從蘇聯留學回來的留學生。海歸當然也沒有什麼不好,海歸其實應該從一點點創業開始,但是如果僅僅二十幾歲的學生留了學回來,就開始成為黨的最高領導,這就是個大問題。當時政策激進,時而右傾,時而「左」傾,因為他們經驗都不足。很多時候紙上談兵,指揮中國的革命,導致受到很大的挫折。總書記先後被捕、叛變等,出現了很多問題。所以到了1933年1月的時候,黨中央在上海,實在是堅持不下去了。

但這個時候,以毛主席為首的江西蘇區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尤其是在1929年蔣桂戰爭、1930年中原大戰等軍閥混戰時期。這些軍閥全力以赴地在打內戰,無暇剿共,毛主席趁機領導江西蘇區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已經有了像瑞金這樣的縣城,已經有了很大一塊地方,有了自己的政府,有了稅收,有了很嚴密的政府構架。所以最後黨中央決定,從上海搬進蘇區。

毛澤東同志當時在蘇區已經是黨的最高領導人,因為黨的中央都在上海,突然間從上海來了黨中央,然後來了一大群比毛澤東同志地位還高的黨的高級領導人,其實是一大幫年輕海歸。但是他們躍躍欲試,到了蘇區把毛澤東已經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東西奪來,然後毛澤東被架空了。黨政軍都被上海來的海歸把持,毛澤東後來回憶有一句話說:當時來鬼都不上門。就是大家都去搞那些激進政策,導致蘇區後來在反圍剿戰鬥中慢慢越來越艱苦,後來導致了失敗,才導致了長征。但到最後遵義會議,大家都明白了,才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但是革命永遠不是請客吃飯,歷史也不是幾筆就寫完。每一次革命,尤其是大規模的改天換地的革命,都會經歷很多反覆,起起伏伏。所以這是一次重要的黨中央搬家,以後慢慢走上了正軌。

第二次搬家是毛主席已經確立是黨的核心以後,1937年1月13日,大家想一想這個日子,1936年就是不到一個月以前的12月12日,爆發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實際上達成了三軍聯防,就是由楊虎城的陝軍(我個人一直不喜歡把楊虎城的那支軍隊叫西北軍,西北軍是有嚴格界定的,是以馮玉祥為首的國民軍序列,西北軍的主力是十三太保。楊虎城這支部隊即使叫西北軍,也是西北軍中的雜牌,應該叫他陝軍,不是真正的西北軍)、張學良的強大東北軍,以及紅軍,當時達成了三軍聯防的協議,共同改造國家,共同抗日。這個時候呢,張學良把東北軍佔領的延安讓給了紅軍,延安當然在陝北算是最富庶的地方。所以黨中央從搬進了日後成為革命聖地的延安,之後多年都在延安。在延安,我黨從一支弱小的軍隊,從一派雖然堅強但並不強大的政治勢力,最終成為中國歷史上、中國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最終改造了國家的黨派,締造了新中國。第二次搬家當時是為了團結抗日,由張學良的東北軍把延安讓給了紅軍。實際上,「三軍聯防」協議沒有實現,因為國民黨內部也不團結,中央軍內部也不團結,還有人想蔣死,所以「西安事變」之後,中央軍在何應欽的指揮下開進潼關,準備武力解決。這個時候,我黨的政策是堅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當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回南京被扣留了以後,東北軍尤其是東北軍少壯派的軍官堅決要求打,因為他們是所謂的家族軍隊,忠於張個人。於是我黨堅定地退出了「三軍聯防」,紅軍退回了陝北,導致東北軍沒有了側翼。加上東北軍爆發了內訌,少壯派軍官刺殺了由張學良留在東北的統帥王以哲。王是一個很老成持重的老將,他堅持聽張學良的,就是不打,於是被少壯派軍官刺殺了。刺殺了以後,東北軍群龍無首,加上這時紅軍的撤出,最終東北軍和中央軍達成了改編的協議,在整個西北的東北軍都接受改編,從那兒之後才達成了全國一致、共同抗戰的事實。

這就是黨中央的兩次搬家,也是我覺得黨的歷史上最重要的兩次搬家,當然最後一次搬家,搬到了北京,這個事就不用講了,大家在《開國大典》中都看到了,這兩次搬家是在我黨的革命的歷程中重要的轉折點。

大力水手、山口百惠、金·凱瑞、坂本龍一等生日

192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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