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後，在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六點三十分，我醒來時，發現詹妮正睡在我的身旁。她去斯特拉斯堡和布魯塞爾呆了十天，直到昨天深夜才回來。我們翻過身，迷迷糊糊地抱在一起。小別後的重聚勝似新婚吶。她讓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一個人習慣獨自入睡是件多麼容易的事情。她合著眼，嘴角浮出一絲淺笑，一邊把臉貼在我的鎖骨下方——似乎隨著歲月的流逝，那裡已經自然地契合了她的臉形。我們至多還有一個小時（很可能不到一個小時呢），孩子們就會醒來，並發現她回家了——對此他們一定會更加激動不已，因為我曾擔心詹妮可能趕不上最後一趟航班，便沒有明確地告訴他們媽媽什麼時候回來。我的手向下遊走，揉捏著她的豐臀。她的手輕撫過我的小腹。我摸索著她小指末端那熟悉的凸起，那裡曾有一根畸形的六指，不過在她出生後不久就被切除了。她的手指頭，用她母親的話來說，就和昆蟲的腿一樣多。幾分鐘後（或許中途我們還打了會兒盹），我們便開始了甜蜜的交歡，這是婚姻生活的特權與妥協。
我們正在肉體急切的愉悅中逐漸清醒，一起更加激烈地用力扭動，這時，床頭柜上的電話響了。我們本應該記著把線拔掉的。我們對視了一眼。在沉默中，我們達成了一致：現在時間還早，這麼早打來的電話應該不同尋常，可能是緊急情況。
最可能打電話來的是莎莉。她以前曾經搬過來和我們一起住過兩次，但家庭生活的壓力實在太大，我們沒法留下她。幾年前，在二十一歲時，她嫁了一個男人，他給她留下的是虐待的創傷和一個孩子。兩年後，由於莎莉的性情過於激烈暴躁，不適合撫養她的小男孩，結果她的孩子被別人領養了。多年來她終於克服了酗酒的惡習，但卻又陷進了另一段悲慘可怕的婚姻。現在，她住在曼徹斯特的一家青年旅社裡。她的母親瓊已經過世了，莎莉只有從我們身上尋求親情和支持。她從沒向我們要過錢。我始終覺得，自己要對她那不幸的生活負責。這個念頭揮之不去。
詹妮正仰面躺著，於是我就傾身去接電話。但來電話的不是莎莉，而是伯納德，一句話都已經說完一半了。他不是在說話，而是在嘰里呱啦地叫喚。我能聽到他身後有人正在興奮地評論著什麼，但隨即被一聲警笛打斷了。我試著插嘴，喊著他的名字。他說的第一句我能聽清的話是：「傑里米，你在聽嗎？你還在那裡嗎？」
我感到自己朝他女兒的懷裡一縮。開口時我保持著理智的口吻。「伯納德，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沒聽清。重新來，慢慢說。」
詹妮向我做著手勢，示意要從我手上接過話筒。但這時伯納德又開始了。我搖了搖頭，雙眼盯住枕頭。
「把收音機打開，親愛的孩子。或者開電視，那樣更好。他們正在蜂擁通過。你絕不會相信的……」
「伯納德，是誰正在通過什麼？」
「我剛才告訴你了。他們正在把柏林牆推倒！真叫人難以置信，但我現在就看著這一切發生，東柏林人正在通過……」
我的第一個自私的反應是：他現在沒什麼要我立即去做的。我沒必要現在從床上爬起來，到外面做些有用的事。我向伯納德允諾自己會再打給他，然後掛上電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詹妮。
「太不可思議了。」
「太難以置信了。」
我們盡量不去理會這條新聞的重要性，因為我們還不屬於外面的世界，不屬於那個人們穿戴整齊、奮力拚搏的群體。一個重要的原則受到了威脅，那就是：我們的私人生活至高無上。於是，我們繼續剛才被打斷的甜蜜進程。然而，咒語已經被打破了。在卧室里那黎明前的黑暗中，我們可以想像，歡呼雀躍的人群正在洶湧而過。我們的心都飄到了別處。
最後，還是詹妮開口了：「我們下樓去看看吧。」
我們穿著睡衣，端著茶水，站在起居室里盯著電視。在這種時候坐著似乎不大合適。穿著尼龍夾克和褪色的牛仔短上衣的東柏林人，推著嬰兒車或者牽著孩子們的手，排著縱隊，魚貫穿越查理檢查站 ，無人檢查。攝像機上下左右地來回搖晃著，闖進一個個熱烈的擁抱當中。一位婦女淚流滿面，一道電視聚光燈打在她的臉上，使她看上去表情可怖，她張開雙手，上前想要說些什麼，卻因為過度激動而哽住了，說不出話來。成群結隊的西柏林人歡呼著，善意地拍打每一輛外形滑稽、勇敢地駛向自由的特拉貝特 的車頂篷。一對姐妹緊緊地貼在一起，不願分開去接受採訪。我和詹妮熱淚盈眶；而當孩子們跑進來迎接媽媽時，一小幕重逢的短劇和擁抱愛撫在客廳里上演，把一切辛酸悲苦從柏林的歡樂事件中抽走——這一切令詹妮喜極而泣，放聲大哭。
一個小時以後，伯納德又來電話了。從他開始叫我「親愛的孩子」算起，到現在已經有四年了，我懷疑，就是從他加入嘉里克文學俱樂部 之後開始的。詹妮堅持認為，這也就是他從那段稱呼「同志」的歲月到現在為止所有的進展。
「親愛的孩子，我想到柏林去，越快越好。」
「好主意，」我馬上回答。「你應該去。」
「機票就像金沙一樣難求。所有人都想去。我已經搶下了兩個座位，今天下午的飛機。我得在一個小時內讓他們知道。」
「伯納德，我正要去法國。」
「轉一下。現在可是歷史性的時刻。」
「我過會兒打給你。」
詹妮在一邊挖苦：「他得去看看自己犯下的大錯被撥亂反正。他需要找人幫他拎行李呢。」
聽她這麼一說，我已經準備對這趟行程說不了。但在吃早飯時，從我們在廚房水槽邊放穩的那台攜帶型黑白小電視里，發出陣陣歡呼和吶喊聲，令我開始感到一種焦躁不安的興奮，一種在連日的家務生活之後產生的對冒險的渴求。電視里又爆發出一陣小規模的吶喊，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個被攔在足球決賽賽場看台外的小男孩。歷史正在發生，卻沒有我的份。
孩子們被送到各自的幼兒遊戲組和學校後，我又向詹妮提起了這件事。她很高興回家。她在一個個房間里穿梭，無繩電話總是帶在身邊，照料著那些在我的看管下已經枯萎了的室內植物。
「去吧。」這就是她的建議。「別聽我的，我在嫉妒。不過你走之前，最好把已經開始的事情做完。」
這或許是最佳的一種安排。我重新調整了從柏林和巴黎到蒙彼利埃 的航班，並確認了伯納德的預訂信息。我給我在柏林的朋友君特打電話，問我們能否借用他的公寓。我打電話告訴伯納德，我將在兩點鐘坐計程車去接他。我取消了原定的約會，留下指示，收拾行囊。電視上，東柏林人在一家銀行外排起了半英里的長隊，等著領取他們的一百馬克。我和詹妮又回卧室纏綿了一個小時，然後她匆匆忙忙去赴一個約會。我穿著睡衣坐在廚房裡，熱了一下剩飯，吃了頓早午餐。小電視里，柏林牆又有好幾段被打通了。人們從地球的各個角落彙集到柏林。一場盛大的聚會正在籌備中。記者和攝製組已經找不到空餘的旅館房間了。我回到樓上，站在淋浴頭下沖澡，剛才的甜蜜交歡讓我精神煥發，頭腦清醒。我一邊用義大利語哼著一段還記得的威爾第的片段，一邊慶賀自己擁有如此充實而有趣的人生。
一個半小時後，我讓計程車在愛迪生路上等著，自己急匆匆地跑上一段樓梯，來到伯納德的公寓前。事實上，他正站在打開的房門裡面，拿著帽子和大衣，箱子放在腳旁。直到最近，他才開始顯露出人老時的那種挑剔態度，對自己不中用的記性的必要謹慎。我拎起他的包（詹妮說對了）。他正要把門拉上，卻已經開始皺起眉頭，豎起一根食指。
「最後檢查一遍。」
我放下包，跟著他進屋去，正好趕上看到他從廚桌里掏出房門鑰匙和護照。他把它們舉起來給我看，帶著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好像那個忘了拿東西的人是我，而他應該受到祝賀。
我以前和伯納德共坐過倫敦的計程車。他的腿幾乎碰到了隔窗。車還掛在一擋上，正在發動，伯納德就已經把手指摞成塔尖狀，搭在下巴下面，開始說話了：「關鍵在於……」他的聲音沒有瓊的那種如戰時廣播般標準清晰的特質；相反，他的調門有點高，並且發音簡直過度精確了，里頓·斯特拉奇 可能就是這樣說話的，馬爾科姆·馬格里奇 也是如此，帶有某些有教養的威爾士人說話的腔調。如果你不熟悉也不喜歡伯納德，可能會認為他講起話來很做作。「關鍵在於，兩德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俄國人會磨刀霍霍，法國佬會振臂歡呼，英國人會『嗯啊』那麼一陣子。誰知道美國佬們想幹什麼，什麼最適合他們。不過這些都無所謂。德國終會統一，因為這是兩德人民共同的願望，他們的憲法也作了闡明，沒有人能阻止他們。他們會儘快實現統一，不會拖到以後，因為沒有哪位總理會蠢到把這樣的榮耀留給繼任者。而統一將基於西德的體系，因為西德人才是將要為此買單的人。」
他能把自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