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崔曼的床頭柜上有一張鑲著鏡框的照片，這張照片放在那裡，令瓊回憶起年輕美貌時的自己，同時也提醒著她的訪客，照片中那位漂亮姑娘的臉龐，不像她丈夫的那樣，沒人能看出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這張快照攝於1946年，是在他們結婚後的一兩天里，也就是在去義大利和法國度蜜月的一周前拍攝的。這對夫婦挽著胳膊，就在離大英博物館入口不遠的欄杆旁邊。或許這是他們的午飯休息時間，因為他們都在附近工作，而且直到距出發幾天前，他們才最終獲准離職休假。他們斜倚著靠緊對方，看樣子都格外惦記著不要被拍到相框外面去。他們對著相機露出笑臉，透出發自內心的歡悅。你不可能認錯伯納德。他的樣貌一直沒變，六英尺三英寸高，手腳都非常粗壯，下巴大得有些可笑，但看上去卻仍顯得和藹友善，還有那頭仿軍人樣式的髮型，使他那對茶壺柄狀的耳朵顯得更加滑稽有趣。四十三年的光陰只給他留下了可以預見的歲月痕迹，而且這些變化都只發生在邊緣地帶——頭髮稀疏了點，眉毛更濃了，皮膚也更粗糙了些——然而，這個令人驚訝的怪老頭，從1946年到1989年（這一年他拜託我帶他去柏林），在本質上始終還是同一個伯納德，那個手腳笨拙、容光滿面的大個子男人。
然而，瓊的面容就如她的人生一般，偏離了預定的發展軌道，而且，當有人進入她的私密房間時，也幾乎不可能從這幀快照里預見到她這張綻出滿面慈祥、笑容歡迎的老臉。照片里，二十五歲女子那美麗的圓臉蛋上浮現出快樂的微笑。她趨於散開的燙髮依然太緊，顯得太拘謹，一點也不適合她。春日的陽光照耀在她業已鬆散的髮絲上。她上身穿一件帶高墊肩的短夾克衫，下面搭一條很相配的百褶裙——這種低調的奢華體現了戰後的「新貌」服飾風格。她穿的白襯衫帶有V字形的寬鬆領口，領口朝下越來越窄，一直大膽地延伸到她的乳溝。襯衫衣領翻在夾克衫外邊，這讓她看上去清新活潑，帶著戰時招貼畫里的姑娘們那種英國玫瑰般嬌艷新鮮的氣質。從1938年起，她就是阿默珊姆社會主義騎行俱樂部中的一員。她用一隻胳膊把手提包攏向自己，另一隻胳膊挽著丈夫。她依偎著他，頭還沒到他的肩膀高。
這張照片現在就掛在我們在朗格多克 的家中的廚房裡。我經常獨自一人端詳它。我的妻子詹妮，也就是瓊的女兒，懷疑我本性難移，對我迷上了她的雙親感到生氣。她花了很長時間才擺脫他們，而且她感到我的興趣會將她拉回到父母身邊，這一點沒錯。我把臉靠近照片，試圖瞻望未來的生活、未來的面孔，以及在那次非凡的勇猛表現後所產生的忠貞決意。歡樂的微笑讓她光滑的額頭泛起了一道細小的皺紋，正好在她的眉心上方。這道皺紋後來成了瓊那張老臉上最明顯的特徵：從鼻樑上隆起，垂直地把她的額頭分成了兩半。或許我只是在想像這微笑背後被隱藏在下巴褶皺里的艱辛，一種堅定的態度，觀念的執著，一份對未來所抱有的科學的樂觀。就在拍這張照片的那天早上，瓊和伯納德剛剛到位於格拉頓大街的英國共產黨總部所在地，在那裡簽了字，加入了黨組織。他們即將離開工作崗位，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對黨的忠誠，而在整個戰爭期間，忠誠心已經發生動搖。如今，黨內對這場戰爭的定性依然沒有統一結論——這到底是一次高尚正義、為自由解放而戰的反法西斯戰爭，還是一次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掠奪性侵略戰爭？——這種動搖讓許多黨員產生了懷疑，一些人還退出了黨，而就是在這個時候，瓊和伯納德毅然加入了進去。除了希望建立一個理智、公正、沒有戰爭和階級壓迫的世界之外，他們還覺得，作為黨員他們就可以與青春、活力、智慧、勇敢作伴相依。他們即將跨越英吉利海峽，奔赴混亂的北歐，雖然有人勸他們不要貿然前往，但他們仍執意要去嘗試他們新的自由，無論那自由是指個人的還是地域上的。從加萊出發，他們將一路南行，去享受地中海的春天。那裡的世界嶄新而和平，法西斯主義已經無可辯駁地成了資本主義末日危機的明證，溫和的革命即將開始，更何況他們年輕，新婚，而且相愛。
雖然頗為苦悶，伯納德仍保留著黨籍，直到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時，他才覺得自己已經把退黨的事拖得太久了。這種變心反映了一種眾所周知的邏輯，代表了一段為整整一代人所共有的理想幻滅的歷史。而瓊的黨齡只有幾個月，到她在蜜月途中經歷的那次奠定本回憶錄標題的遭遇為止。那次遭遇給她帶來了劇變，令她經歷了一次心靈的轉世重生，那副面孔就是證明。一張圓臉蛋怎麼會拉得如此之長？或許不是基因，而是生活，使她微笑時額頭上現出的小小皺紋深深紮根，長成了一棵大樹，一直延伸到她的髮際線上？她自己的父母年老時並沒有發生這樣的怪事。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當她住在療養院里的時候，她的臉和奧登 老年時的面孔很像。或許，多年來地中海的陽光使她的面孔粗糙變形，長期的隱居與思索令她的皮膚擴張，然後又重疊堆到了一起。她的鼻子和下巴都隨著臉部而拉長，然後彷彿又改變了主意，試圖折回去，以弧線形式朝外生長。在她休息的時候，她的臉如斧鑿一般輪廓鮮明，表情抑鬱陰沉，彷彿是一個雕像，一張薩滿教巫師為抵禦惡靈而雕刻的面具。
在這最後一點上，可能確實存在某種樸素的真理。或許，她的臉不斷拉長，是為了與她的信念保持一致：自己曾與一種象徵性的邪惡直面相遇，並被這種邪惡力量所考驗。「不，你這傻瓜。才不是象徵呢！」我聽見她在糾正我。「那可是實實在在，千真萬確的喔。你不知道嗎，我差點沒命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如此，但在記憶中，1987年的春、夏天裡，我每次（只有寥寥數次）去療養院探訪瓊，都湊巧撞上了風雨大作的日子。或許，只有一次天氣才很糟糕，但就這麼一次，讓我把其他幾次來時的好天氣忘得一乾二淨。好像每次我到達後，都要從位於老馬廄旁、離大門老遠的停車場里跑進這座維多利亞中期風格的鄉村房舍。風雨飄搖，七葉樹也隨之搖曳，發出巨大的聲響；沒有修剪的草叢平貼在地面上，銀白的背面朝向天空。我把夾克衫拉到了頭上，感到又潮濕又悶熱，心裡為這又一個令人失望的夏天而憤憤然。我在門廊下停下喘口氣，等待呼吸和情緒都平穩下來。難道僅僅是因為這場雨的緣故嗎？我是很高興看到瓊的，但這個地方卻令我感到沮喪。慵懶深深滲入我的骨髓。門廊四面嵌著橡木色調的鑲板，讓人感覺壓抑；地毯上旋動的圖案中相間的紅色與土黃色十分刺眼，令我呼吸不暢。一道道封閉的安全防火門使屋內的空氣長期得不到流通，從而彌散著一股體味、衣味、香水味、油炸的早餐味混合的陳舊氣息。缺氧使我打起哈欠來。我還有精力去拜訪她嗎？我可以輕鬆地走過無人照管的接待台，在走廊里溜達，直到我找到一間鋪好床的空房間。我會飛快地將需要填寫的表格填好。正式的入住手續過會兒再辦，我可以先睡下，等有人推著橡膠輪胎的手推車進來叫醒我，提醒我吃送來的晚餐。然後我再吃片鎮靜葯，接著打個盹。一年一年的時間就這樣悄悄地溜走了……
想到這裡，一陣輕微的恐慌把我拉回現實之中，讓我想起了自己今天來的目的。我穿過門廊走到接待台前，用掌心拍打著旅店門鈴。沒有動靜。這老古董也只是個擺設。療養院里預想的就是這種隱居鄉間的氛圍，而取得的成效是超出預期的床位和早餐。在這裡，「吧台」就是餐室內一張帶鎖的櫥櫃，每天早上七點鐘打開，一個小時後就關上。在這些不同的表象下就是真相本身——雖然沒有十足的信心以明文承認事實，但實際上，這裡就是一家營利性的療養院，專門收容那些瀕危病人。
保險單上的附屬細則所帶來的麻煩，以及保險公司令人咂舌的苛刻要求，令瓊無法去她想要的那家安樂護理醫院。幾年前，圍繞她返回英國生活的每一樁安排都很棘手，令人喪氣。我們歷經曲折，中途好幾次推翻了前任醫師的診斷結果，最終才確定她是患了一種相對十分罕見的白血病，一種不治之症；為此伯納德沮喪萬分；我們把她的物品財產從法國運過來，還要清理掉那些不需要的垃圾什物；財政、資產和住宿問題都要解決；我們還和那家保險公司打了場官司，後來不得不放棄；出售瓊在倫敦的公寓時我們遇上了一連串麻煩；一個糊塗的老傢伙說他能讓瓊在他的妙手下恢複健康，於是我們駕車朝北長途跋涉去找他治療，結果在瓊的惡語侮辱之下，這同一雙妙手差點扇在她的臉上。我婚後的第一年實在是陰影重重。我和詹妮以及她的弟弟們，還有伯納德和瓊的朋友們，都被拉下了水，大家緊張兮兮地投入了大量精力，還誤以為卓有效率。直到1983年，詹妮生下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亞歷山大後，我們——至少是對我和詹妮而言——的生活才回歸正常。
接待員走出來並拿出訪客登記簿讓我填好。五年過去了，瓊依然在世。她本來可以住在自己那幢位於托特納姆法院路 上的公寓里。她本應該留在法國的。就像伯納德所說，她走向死亡的時間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