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第二次，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我坐在了警察局裡——這次是在弓街——等待接受詢問。統計學家將這種情況稱之為隨機抽樣，一種否認事件重要性的有效方式。除了克拉莉莎和喬斯林之外，還有另外七位目擊者一起呆在房間里——四位在鄰近兩張餐桌上就餐的顧客，兩名侍者，還有餐廳領班。塔普先生預計第二天能在醫院病床上做出筆錄。那個女孩和那位老人由於受驚過度，現在還無法開口說話。
距事件發生只有幾個小時，我們就已經成了晚報上的頭版頭條。一名侍者出去買了份報紙，我們圍攏閱讀，發現自己的經歷變成了常見的「餐廳暴行」、「午餐夢魘」以及「大屠殺」，大家感到一種奇怪的興奮。餐廳領班指著一句話，它將我稱為「著名科普作家」，將喬斯林形容為「德高望重的科學家」，而克拉莉莎則僅僅是「秀美婉麗」。餐廳領班帶著職業化的尊敬朝我們點頭。我們從報紙上得知，科林·塔普是國家貿易工業部的一位副部長，以經商為本，原任下議院議員，最近剛獲拔擢入閣，據說他「在中東人脈頗廣，而樹敵也甚眾」。文中還對救了塔普性命、事後又神秘消失的「一位英勇無畏、捨身一搏的食客」做了推測。報紙內版刊登了背景報道，說什麼倫敦是「狂熱分子的遊樂場」，在這裡很容易搞到武器；還有一篇評論文章，說「我們以往熟悉的那種天真無邪而非暴力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云云。這些報道顯得那麼熟悉，而且出得這麼快，叫人頗感詭異，就好像他們對這一主題早有籌劃，彷彿我們目擊的這一事件已有所安排，只是為了給這些報道增添分量而已。
有兩名警探負責為目擊證人錄口供，但他們需要花時間做些準備。一陣興奮過後，我們回到了座位上，一份濃重的沉寂隨之籠罩周遭的空氣。我們哈欠連天，露出疲倦的微笑，承認它們有極強的傳染力。警方終於準備就緒，克拉莉莎和喬斯林最先接受詢問。二十分鐘後她出來了，坐在我身邊等她的教父。她取下濟慈詩集的包裝，打開書籍，嗅著書頁。她抓住我的手輕輕一擠，將嘴唇貼近我的耳朵。「這份禮物棒極了。」緊接著她說：「我跟你講，喬，你就告訴他們你所看到的，好嗎？不要嘮叨你那老一套。」
從她先前說的一些話里我就已經明白：她沒有認出帕里。現在我不打算和她爭論。我是在孤軍奮戰啊。我只是點點頭，說：「你要送喬斯林回去嗎？」
「是的。我會在家等你。」
他出來了，我們握了握手，然後他們倆就離開了。我坐下來繼續等待，準備著想說的話語。餐廳領班出來後，一名就餐者進去，稍後一名侍者也進去了。我是倒數第二個接受詢問的，一位彬彬有禮的年輕男子帶我進入詢問室，他自我介紹說是華萊士警探。
落坐前，我就說出了預先準備好的話：「乾脆開門見山吧，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擊中塔普先生的那顆子彈是沖我而來的。那個獨自用餐並出手干預的男人最近一直在騷擾我。他的名字叫帕里。其實，今天早些時候，我就向警局投訴過他。我希望您能聯繫一下哈羅路警察局的林利巡官。我甚至還告訴過他，我認為帕里也許會僱人來傷害我。」
我說這些話的時候，華萊士專註地看著我，不過——我心想——他並不十分驚訝。我說完後，他指了指一把椅子。「好。讓我們從頭開始吧。」然後他開始問我的姓名和住址，要我從抵達飯店起一五一十道來。這一過程必定迂腐無比，而且華萊士還時不時地把話題轉向不相關的事情：他想知道我們都在飯桌上談了些什麼，還一度讓我描述我同伴們的情緒；他還詢問了食物，並讓我評論服務質量。他問了我兩遍我是否聽見帕里或者穿外套的男人們叫出聲來。問完後，他將我的陳述念給我聽，每句話都拖音拽調，就像在吟誦清單上的一項欄目。他把我的陳述寫成了一篇散文，我當即就想說這不是我的筆錄。當他讀到「有一個人在距離我們用餐的桌子不遠的一張桌子上獨自用餐，我認出這個人是……」的時候，我打斷了他。「對不起。那不是我的原意。」
「您沒有注意到他？」
「我看見他了，但起初並沒有認出他是誰。」
華萊士皺起眉頭。「但是您見過他很多次，他老是站在你的房子外面，還有其他什麼的。」
「他剪短了頭髮，而且把臉轉過去不朝我們看。」
華萊士作了一個修正，然後一直念到最後。我在筆錄上簽字時，他說：「如果您不介意在警局裡呆一會兒的話，羅斯先生，我希望稍後能再和您談談。」
「我不介意在這兒等，」我說。「外面有人想殺我。」華萊士點頭微笑，或者更確切地說，他的嘴唇往兩邊拉了拉，但沒有張開。
餐廳里的所有目擊證人都已離去，現在和我一起呆在等待區里的是一群憤怒的美國遊客。我無意中聽到，他們的行李在一家旅館外被裝上旅遊車時叫人偷走了。還有一個年輕女人和他們分開坐著，在沉默中難以置信地搖頭，竭力想忍住眼淚，卻沒有成功。
我和克拉莉莎坐在一起時，我就決定不要給警方太大壓力。事件本身的性質會敦促他們儘快行事。我先前的投訴已經記錄在案，餐廳里發生的一幕則是對其絕對的確認。帕里必須被指控為謀殺未遂，而在那之前我需要保護。現在我是從餐廳來的人中唯一留下的，我的興奮感也正在逐漸消退。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孤立和脆弱。帕里的陰魂自始至終都縈繞在我身邊。我格外留意，正對著門口坐著，遠離唯一的一扇窗戶。每當有人進來，我就感到胃裡一沉，生出陣陣寒意。我恣意妄想，腦海中浮現出他的形象，他隔著街站在警局對面，那兩個穿著外套的男人侍立在他左右。我走了過去，站在警局入口處朝外張望。他不在那兒，但我既不感到驚訝，也沒覺得輕鬆。此時計程車和私家車載著一群群的人們來觀賞今晚的歌劇。快七點十五分了。時間自身重疊在了一起。歡樂的人群從我身邊經過，走在回家或去往酒吧和咖啡館的路上，被一種他們沒有感受到而我並不擁有的自由所護佑：他們沒有阻礙，沒有人想要殺死他們。
一個曾被誤診患有晚期惡疾的朋友，有一次曾向我訴說在離開醫生辦公室時她所感到的孤獨感。朋友們的同情只不過更加凸顯了她與眾不同的命運。她自己也認識一些已經離世的人，所以非常清楚沒有她生活將會如何繼續。時間的洪流將會淹沒她的頭頂，她的朋友們會感到悲傷，然後恢複如初，只是多了點滴明智，而日復一日的工作、聚會和晚宴將一如既往，翻騰輾轉，未留下任何記錄。這就是我轉回身走進警察局時的感知感覺。那不完全是自憐，儘管確有一點自憐的成分，而是唯唯退縮，向自我的內在核心退縮，縮得如此之深，以至於其他所有的一切——那些惱火的遊客，那個受到打擊的女孩——都好像和我隔著一塊厚厚的玻璃板。我回到等待室，思緒就像魚兒一樣在小小的玻璃缸里漫遊；沒人面臨我現在這樣的麻煩和危險；如果我能把處境換成一張歌劇戲票，甚至僅是一隻丟失的包，或者是其他任何折磨那個女孩的事情，那該多好啊。
我幾乎與一直在找我的華萊士撞了個滿懷。他變化多端，少了份彬彬有禮，多了些活躍靈動。「這邊請。」說罷，他帶我重新穿過走廊，回到詢問室。落座時，我高興地看到桌子上放著幾頁林利巡官所作記錄的傳真件。
華萊士注視著我，他的眼裡透出新的興趣。這不再是為目擊證人錄口供的例行公事了。「是這樣的。剛才我和林利巡官聊了一下。」
「好啊。那你們已了解情況了。」
他微微一笑，幾乎有點盛氣凌人。「我們認為是的。你一定不樂意，羅斯先生。但是我要請你再向我陳述一遍事情經過。」
「那份口供？為什麼呢？」
「我們從頭開始好嗎？你是你們這桌最後一位到的。帶我回顧一下那天早上你的所作所為吧，就從九點開始說起。」
也許是我生性遲鈍，在四十好幾的時候我才認識到，一個人沒必要僅僅因為一個要求是合理的，或者是被合理地提出的，就非得去遵從這一要求。仗著年紀，你就可以去頂撞冒犯。你可以做你自己，可以對別人說不。我把手臂交叉在胸前，假惺惺一笑，予以友善回絕。「抱歉啦。我是不可能越說越好的。我要知道你們到底想幹什麼。」
「梅隆小姐是在大約八點三十分出門上班？九點？」
「你們有沒有派一輛警車去弗勞格納巷？」
「我們還是繼續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話。那之後你幹了什麼？打電話？寫文章……？」
我努力剋制住自己不抬高嗓門。「我想你還不明白。這是一個危險人物。」
華萊士把他面前的文件仔細搜尋了一遍，包括林利的筆記和他自己的，一邊咕噥著：「這裡應該有份記錄的。」
「他不會只試一次就罷手的。我希望你能做些更有實際意義的事，而不要把你已經聽過的口供再記一遍。」
「在這兒呢。」華萊士高興地說，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