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是克拉莉莎的生日。我送上生日賀卡時，她結結實實地親了下我的嘴唇。如今她已認定我精神失常，而且已跟我攤牌，說我們已經了結，於是顯得興緻盎然，慷慨大方。一段新的生活即將開始，因此她向我展現友善，這絲毫無損於她啊。要是早幾天前她像這樣精神抖擻，也許會讓我疑竇叢生，或心滋嫉妒，然而現在這卻證實了我的推斷：她既沒有潛心研究，也沒有仔細思量。帕里的狀況不可能一成不變。既然一時無法得到滿足，他的愛必定會轉化為漠然或者仇恨。克拉莉莎以為她的情緒能提供適宜的引導，以為光憑感覺就能找到真相，而此時真正需要的是信息、洞見和小心算計。正因如此，她很自然地認為我已經瘋了——儘管這對我們倆來說是場災難。
她一出門上班，我便走進書房去包裝禮物。我們曾和她的教父凱爾教授約好在那天中午一起吃午飯，我打算在吃飯的時候把這份禮物送給她。我收拾起帕里所有的來信，按照日期排列，用活頁夾把它們夾好。我躺在躺椅上，從頭慢慢翻閱，標出意義重要的段落。我把那些段落列印出來，並在後面用括弧加註出處。最後，我一共整理出四頁摘錄，複印了三份，每份都放進一隻塑料夾里。這項耐心的工作將我帶進一種在機關里工作時的恍惚狀態，產生了行政人員常有的幻覺，彷彿世間的一切悲傷都能在盲打、一台像樣的激光印表機和一盒回形針面前乖乖就範。
我想把他的威脅整理成一份檔案，雖然缺乏單一、明顯的例證，但其中有很多暗示和邏輯不通之處，它們累積起來產生的效果警方不會不察。要從那口口聲聲說愛我的字裡行間讀出這些東西，需要像克拉莉莎這樣的文學批評家般的技巧，但我知道她不會幫我。大約一小時後，我突然意識到這是個錯誤。我不該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明顯流露出沮喪與失望的字句上——說什麼這一切都是我引起的，是我一直在慫恿他奮力向前，用虛假的承諾挑逗他，然後卻又背信棄義，不肯和他一起生活。這些說辭那時聽上去很嚇人，現在回顧起來，它們只是顯得凄苦哀怨而已。我漸漸明白，真正的威脅在於其他地方。
譬如，他描述我不在身邊時他有多麼寂寞，說著說著，他突然改變了話題，轉而思考起孤寂來，然後他回憶起自己十四歲時到鄉下和叔叔一起居住時的往事。那時帕里經常借來一把零點二二英寸口徑的來複槍去打兔子。靜靜地趴在一排排樹籬間，全身感官無比警覺，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眼前的任務上——這就是他最愛的一種孤獨。這段描述本來看不出有什麼問題，但他隨後還興緻勃勃地重溫起了殺戮的樂趣，這就有些危險了——「死亡的力量從我的指間躍出，喬，從遠處使出的力量。我做得到！這我做得到！那時我曾經這樣想。讓那獵物奔逃，看著它中彈後踉蹌翻滾，應聲落地，扭動抽搐，然後平靜下來，一動不動，而我匆匆走近它，感覺自己就像命運本身，愛著這被我剛剛摧毀的小生靈。生與死的力量，喬。上帝擁有這種力量，而依照他的形象塑造出來的我們也有啊。」
我又從另一封信上抄下了三句話：「我就想傷害你。也許，甚至不僅僅是傷害呢，比傷害更嚴重。而且，當時我想，上帝一定會寬恕我的。」最近另一封信中，有些地方和我從牛津回來那天他對我說的話遙相呼應：「是你挑起了這件事，你不能一逃了之。我可以僱人替我辦事——這你已經知道了。甚至就在我寫這封信時，就有兩個人在裝修我家的浴室呢！以前，不管有沒有錢，我都會親自動手，可現在我在學著委託他人去干。」這幾行字我盯視了很久。我不能一逃了之與他可以委託他人去干，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呢？這裡肯定有話漏掉了沒講出來。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他沒頭沒腦地寫道：「我昨天去了里尾路——你要知道，那是大惡棍的群居之地。我要找更多的人來裝修！」
其他地方也有一些語氣不祥的禱告，提及上帝更為黑暗的一面。「上帝之愛，」他寫道，「可能借憤怒之形出現，可能化為災禍呈現在我們面前。這困難的一課我花了一輩子才學會。」與此相關的還有——「他的愛並非永遠溫和。那份愛必須長久，必須讓你永遠無法擺脫，所以怎麼可能總是溫和的呢？它是一道暖流，是一股熱量，它可以灼傷你，喬，它也可以吞沒你。」
帕里的信中鮮有《聖經》典故。他的宗教如幻夢般模糊，缺乏確切教義，信中也看不出他隸屬於任何一個教會。他的信仰是由自己架構的，大致符合個人成長與自我實現的培育。他時常談到宿命，談到他的「道路」，談到他要堅定地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還有命運——他和我難分難解的命運。上帝與自我這兩個詞常被他混用，上帝對人類的愛與帕里對我的愛被等同起來。這正是心智混亂、架構鬆散的典型範例。他不受神學的細密或宗教戒律的框限，沒有社會規範，沒有對教會必須履行的責任，沒有任何使宗教可行的道德架構，不管那些宗教的宇宙觀是多麼功虧一簣。帕里只聆聽他個人上帝的內在聲音。
除了自己以外的內容，他唯一引用過的就是約伯的故事，只有兩次提到，但即使這樣，也看不出他是否真的讀過原文。「你好像不大舒服，」有一次他寫到他在街上看見我。「甚至顯得很痛苦，但你不應該由此懷疑我們。要記住，約伯承受過多大的苦難啊，而上帝始終愛著他。」這裡再次包含了一項未經檢驗的假定，即上帝和帕里合二為一，他們倆會一起決定我們共同的命運。另外一次引用則讓我感覺他可能是在拿我當上帝：「我們都在受苦，喬，我們倆都在飽受折磨。可問題是，我們中哪一個是約伯呢？」
臨近中午時分，我離開了公寓，手裡拿著一隻棕色信封，裡面裝有我細心標註的摘錄段落，另外口袋裡還裝著送給克拉莉莎的禮物。出門時，帕里不在外面。我駐足環顧四周，多少有點期待他會從某棵樹後面現身。他的行動規律變了，這讓我感到不安起來。從前天早上開始，我就沒有見過他。如今我讀了相關文獻，知道會有哪些可能發生，所以我倒寧願他出現在我能看得見的地方。前往警察局的路上，我還好幾次回頭張望，看他是不是在跟蹤我。
這個時候，警局裡並不忙，但我還是不得不在等候室干坐了一個多鐘頭。當人類對秩序的需求遭遇自身製造混亂的傾向，當文明與其自身的不滿狹路相逢，摩擦以及大量的損耗就會出現。這種摩擦和損耗呈現在每扇門前油氈地毯的破洞上，呈現在接待櫃檯後面毛玻璃上那道彎彎曲曲的豎直裂痕里，也呈現在那迫使每位訪客脫下外套、逼著每個警察換上襯衫、叫人身心疲憊的滾燙空氣中。這種摩擦和損耗呈現在兩個姿勢頹廢的年輕人身上，他們身穿黑色太空服，低頭盯著自己的腳，彼此生著氣，一句話也不說；它還呈現在我這把椅子的扶手上那亂刻字樣的塗鴉里，其所表達的是滿不在乎的叛逆或愈加強烈的痛苦——「操！操！操！」終於，執勤巡官林利疲憊地把我請進一間接見室里，我在他那張泛著熒光般蒼白的大圓臉上也看到了這種摩擦和損耗。看上去他很少出門。他不需要出門，因為所有的麻煩都會魚貫而入。
我有位記者朋友在一家通俗小報跑了三年的犯罪新聞，他建議我，要讓警方對我的案子有半點興趣，唯一的方法就是正式提出申訴，指出警方至今沒有妥善處理。這樣我就能跳過守在接待櫃檯里的那個戴眼鏡的女人。他們至少得處理這份申訴，而我就可以藉此機會向高一級的警察解釋我的問題。那位朋友也提醒過我別抱太大希望。接見我的會是即將退休、只想安穩度日的人，他的職責是壓下申訴，同時又要顯得好像會去處理它們。
房裡有兩把摺疊金屬椅，林利揮手讓我坐在其中一把上。我們隔著一張帶有塑料貼面的桌子面朝對方，桌上滿是咖啡杯底留下的圓形污漬。我坐的這把椅子冷冰冰的，整個椅面摸起來都是油膩膩的。煙灰缸是從一隻塑料可樂瓶上切下來的瓶底，旁邊還有個泡過的茶葉包，蹲伏在一把湯勺上。這裡的骯髒邋遢簡明地傳遞出一項挑戰：我這是要向誰打報告啊？
在此之前，我已提交了我的申訴，林利終於給我打了電話，我把整個經過告訴了他。當時我說不好他究竟是有點精明，還是愚笨透頂。他講話時，聲音聽上去像是被人掐著脖子，喜劇演員有時就模仿這種聲音來刻畫官僚主義，而這種聲音從林利的口中發出則顯得有些愚蠢。另一方面，他當時說的話實在不多。就連現在，在他打開檔案的時候，他也沒說出一句「日安」或者「上回我們講到哪兒了」這樣的寒暄話，就連哼哧幾下都沒有，只有穿過鼻毛呼出的電子哨音般的呼吸聲。我猜想，在這種沉默中，嫌犯和目擊證人會忍不住地多說話，於是我也保持緘默，看著他翻閱面前他手寫的兩頁筆記，上面的字體又斜又尖。
林利抬起眼睛，卻沒有看我，而是直盯著我的胸口。直到他吸了口氣準備說話時，那對灰色的小眼睛才和我的視線短暫交會。「這麼說，你現在遭到這傢伙的騷擾和威脅。你報過警，但是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
「沒錯，」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