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讓司機帶我去布盧姆斯伯里 ，然後身子往後一靠，讓自己平靜下來，回想前天跑到聖詹姆斯廣場上尋找帕里時那種斷斷續續的感覺。當時，他代表著我認為充滿了莫名恐懼的未知，而現在，我把他看作是一個迷茫、古怪而不敢直視我的年輕小伙兒，他的缺陷和情感渴求令其於人無害。他是個可悲的傢伙，一個討厭鬼，但畢竟不是威脅。就像克拉莉莎說的那樣，他是一個趣味盎然的故事中的角色。經過如此熱切的相遇後，我卻能夠把它從我的思想中清除出去，這或許有些反常，但在當時，這似乎既合理又必要——早上我已經耽擱太多時間了。計程車開了還不到一英里，我的思緒已經飄向了當天要做的工作上。前天，我在希思羅機場等候克拉莉莎時，這篇文章就已經在我的腦中初具雛形。
我特地預留出這一天，用來撰寫一篇關於微笑的長文。有一份美國科學期刊雜誌將用一整期的篇幅刊登文章，主題被編輯稱為一場「心智革命」。生物學家和進化心理學家們正在重塑社會科學。標準社會科學模式這一大戰後的共識正在不斷分崩離析，人的本性需要重新考量。我們剛降生到這個世界時，既不是白紙一張，也不是什麼萬能學習機，更不是我們所處環境的「產物」。如果我們想要認清自己，就必須知道自身的由來。我們像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生命一樣進化，許多先天的不足和能力伴隨著我們來到這個世界，而它們全由基因決定。我們的許多特點，我們的腳形，我們眼睛的顏色，都是固定好的；而在其他方面，例如我們的社會行動、性行為以及語言習得，都需要我們在生活中讓它們自然發展。不過，這一進程並非具有無窮無盡的可能性。我們都有一種本性。人類生物學家的言論證實了達爾文的觀點。我們通過面部表情流露內心情感的方式，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基本相同，而嬰兒的笑容是特別容易單獨區分和加以研究的社會信號。它同時出現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桑人嬰孩 和曼哈頓上西區的美國幼童的臉上，並且具有相同的作用。愛德華·O·威爾遜 曾絕妙地說道，它「促成了對父母之愛和親密感情的更豐富的分享」。然後他接著說，「在動物學術語中，它是一種社會行為釋放器，是與生俱來、相對恆定的信號，作為媒介引導著一種基本的社會關係。」
幾年前，科學類圖書的編輯們滿腦子裡只有混沌的宇宙。現如今，為了挖掘關於新達爾文主義、進化心理學和遺傳學的每一種可能的觀點，他們絞盡腦汁，恨不得把桌子捶爛。我不是在抱怨。這些工作確實幹得不錯，但克拉莉莎對整個項目卻基本上持否定態度。理性主義已經走向瘋狂的絕境。「這簡直就是新基要主義 ，」有天晚上她這麼說。「二十年前，你和你的朋友們全都是社會學家，將所有人的倒霉運都怪罪在環境上。而現在你們卻要我們相信，自己受制於基因本身，每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當我把威爾遜的話讀給她聽時，她心煩意亂。所有的一切都被剝得赤裸裸的，她說，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更重要的意義被人遺忘了。對於嬰兒的笑容，動物學家提供的觀點其實並沒有什麼價值，它的真諦是在父母的眼裡和心中反映出來的，只有在那份流露出來的愛意中，只有經歷了時間的檢驗，它才會顯得有意義。
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深夜餐桌討論會。我告訴她，在我看來，她最近花在濟慈身上的工夫太多了。毫無疑問，他是個天才，但他同時又是一位蒙昧主義者 ，認為科學將世界中的奇妙之處剝蝕殆盡，而事實上情況恰好相反。如果我們珍視嬰兒的笑容，那麼為什麼不去仔細思忖它的源頭，研究他們為什麼會笑？我們是不是該說，所有的嬰孩都被某個神秘的笑話逗樂了？或者，上帝親臨人間逗他們發笑呢？或者，最叫人匪夷所思的是，因為他們從母親那兒學會了如何微笑？可是，聾盲嬰兒也會微笑呀。因此，人類的笑容一定是與生俱來的，而且是出於物種進化的考慮，具有某種合理的存在因素。克拉莉莎卻說，我沒聽懂她的意思，對局部細節進行分析沒錯，但這樣做卻容易失去對整體的把握。我同意她的觀點，綜合分析當然也是至關重要的。可克拉莉莎又說，我還是沒聽明白，她是在談論愛。我說我也在講愛，還告訴她，尚在襁褓中咿呀學語的嬰孩更多是為了自己而汲取這份愛意。她說，不，你還是不明白。於是我們就此停止了討論。毫無敵意哇。我們曾在很多場合以不同的形式作這樣的交談。這次，我們真正談論的是我們自己的生活現狀：我們身邊沒有孩子。
我在迪龍斯書店 取到了書，花二十分鐘瀏覽了一遍。我很想立即開始寫作，便乘坐計程車回家。當我付好錢、轉過身來的時候，我看見帕里正在公寓大樓的入口旁等著我。我在指望什麼啊？難道就因為我的思緒放在別處，他就會從我的眼前消失嗎？當我走近他時，他看上去有點面帶愧色，但還是站在原地沒動。
等我走開一段距離之後，他開口了。「你讓我等，所以我等你。」
門鑰匙就在我的手裡。我猶豫了一下，想告訴他我從沒說過這種話，並提醒他那份先前作出的「鄭重承諾」。我也在尋思，把他的話再從頭到尾聽一遍，對我是不是有好處，或許我可以更多地了解他的精神狀況。不過，我們現在正站在一條狹窄的磚石小徑上，在兩排經過修剪的冬青樹叢之間，我又要被拖進另一出家庭情景劇中了，這一點讓我頓時興味索然。
我亮出鑰匙，對他說：「你擋著我的路了。」
他還是攔在我前面，擋住大門，說：「我想跟你談談那次事故。」
「可我不想。」我又朝他走了兩步，彷彿他是一個幽靈，我可以直接將鑰匙穿過他的身體，插進鎖孔里。
他又開始哀求起來。「聽著，喬，我們有很多事情好談，我知道，你現在也在想那件事。我們幹嘛不現在坐下來，一起聊聊，看我們能解決什麼問題。」
我簡短地說了聲「抱歉」，然後用肩膀往前一擠，將他擠到了一邊，這讓我有些吃驚，因為他比我想像的還要輕。他任憑自己被我擠到一邊，讓我能夠把門打開。
「問題是，」他說，「我是秉持寬恕之意而來的。」
我走進屋裡，準備好攔住他，不讓他跟著我，但他仍然呆在原地沒動。關上大門時，透過安全玻璃，我看見他還在對我說著什麼，好像又是「寬恕」這個詞。我乘坐電梯上了樓，剛來到家門口，就聽見屋裡的電話響了。我以為是克拉莉莎，她說過會給我打電話，便趕緊跑過門廳，抓起了話筒。
是帕里。「請不要逃避這一切，喬。」他說道。
我掛斷電話，並把話筒摘下來放在一邊。接著我又改變了主意，把它重新掛回座機上，關掉電話鈴聲，打開留言機。我剛穿過起居室走到窗前，它就開始嘀嗒嘀嗒地工作了。帕里就在外面，站在對街能被我看見的位置上，手裡拿著一隻手機擱在耳邊。我聽見他的聲音從身後的留言機里傳出來，在大廳里回蕩：「喬，上帝的慈愛會找到你。」他抬起頭朝上看，肯定在我走到窗帘後面之前就看見了我。「我知道你在那裡，我能看見你。我知道你在聽……」
我回到大廳里，調低留言機的音量，然後走進浴室，用冷水洗了把臉。我注視著鏡子里自己那張滴水的面孔，尋思著要是別人被像我這樣的人騷擾，將會是一幅什麼樣的情景。這一時刻，還有當克拉莉莎在田野里遞給我那瓶酒的時候，都可以作為一個起點，因為在我看來，正是從那一刻起，我才開始真正地明白，這一切不會在當天就畫上句號。我回到大廳里，再次來到電話留言機旁，心想，這下子我跟人家拉扯上了。
我打開留言機上的蓋子，裡面的錄音帶還在旋轉。我把音量旋鈕調高了一個刻度，聽見帕里微弱的聲音從裡面傳出來：「……一走了之，喬，但是我愛你。是你啟動了這一切。現在你哪能說溜就溜……」
我快步走進書房，取下傳真機上的電話，撥通了警局的號碼。在我接通前的幾秒鐘里，我發覺自己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一個女聲傳了出來，簡潔而帶著幾分懷疑，想必在經歷了一整個工作日的慌亂與苦惱之後，她已經有點麻木了。
說話時，我用了一種低沉沙啞、富於理性的音調，聽上去像個負責任的市民。「我要報案，有人騷擾我，有計畫地騷擾我。」電話轉接給一名男警官，同樣小心而冷靜。我重複了剛才的話。片刻猶豫之後，他提出了第一個問題。
「是你被人騷擾嗎？」
「是的。我已經被……」
「那個騷擾你的人現在和您在一起嗎？」
「這會兒他就站在我家門外邊。」
「他有沒有對你施加過任何身體傷害？」
「沒有，可他……」
「他有沒有威脅過要傷害你？」
「沒有。」我明白，我的申訴必然得吃官僚主義那一套了。沒有哪種設備無比精良，可以處理每一份個人敘述。既然哀怨得不到發泄，我就只能把自己的故事整合為一種可辨可認的大眾形式，從中聊以自慰。帕里的行為得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