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還參加了另外一場會晤，擔任一項科學圖書獎的評委。等我回到家，克拉莉莎已經出門，去見她的哥哥了。我需要和她談談。在持續三個小時努力保持清醒理智、審慎公正之後，我已經快要精神錯亂了。在我們那舒適而幾近雅緻的公寓里，熟悉的擺設和室內風格顯得更加緊迫逼仄，而且不知怎的有些灰撲撲的。我調了一杯金酒加湯力水，來到電話留言機旁，喝了下去。最後一條留言信息里是一陣氣喘吁吁的短暫停頓，然後是一下掛上話筒的咔噠聲。我得和克拉莉莎談談帕里，我得告訴她昨天夜裡他打來過電話，他今天是怎麼跟蹤我進了圖書館的，還有我感受到的這種不安，這份憂慮。我想去餐廳找她，但我知道，她那私通姘識的哥哥現在應該已經開始滔滔不絕地詠唱起了即將離異的單身素歌 。這是一種令人痛苦的自我辯護，與愛情向仇恨和冷漠的嬗變共鳴相和。克拉莉莎跟她的嫂子感情不錯，她肯定會聽得目瞪口呆。
為了讓自己冷靜下來，我轉向了解決痛苦的晚間診所——電視新聞。今晚的新聞有：在波斯尼亞中部的一片森林中發現一處巨大的墳場；一位身患癌症的政府官員私築愛巢；一樁謀殺案進入第二天的開庭審理。這些熟悉的新聞報道模式安撫了我：戰爭節奏的音樂，主持人那流利急促的語調，令人舒心的事實——一切苦難都是相對而言的——以及那最後的麻醉劑——天氣預報。我回到廚房，又調了一杯酒，然後端著酒杯坐在廚房餐桌旁。如果帕里今天一整天都在跟蹤我，那麼他就知道我住在這裡；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我心理脆弱，想得太多了。可是，我的心理狀態根本就沒問題，而他的確跟蹤了我，我得把這件事好好想個明白。我可以把他昨天深夜打來的電話歸因於壓力和獨自喝悶酒，但要是他今天跟蹤我的話，那我就不能這麼想了。而我知道，他今天肯定跟蹤了我，因為我看見了他的白色運動鞋和紅色鞋帶。除非——對事物保持懷疑的習慣證明我頭腦清醒——除非那紅色是我臆想出來的，或者只是我視覺混合的產物。畢竟，圖書館的地毯也是紅色。但是，在朝那隻鞋瞥一眼的時候，我看到紅色和白色交織在一起。在我看見他之前，我就已經感覺到了他在我的背後。這種直覺並不可靠——雖然不大情願，但我還是準備承認這一點了。可那人就是他。就像許多生活無憂的人們一樣，我馬上聯想到了最糟糕的情況。他有什麼理由要來謀殺我呢？難道他認為我嘲笑了他的信仰？也許他又打來過一次電話……
我拿起無繩電話，按下末位號碼重撥鍵。電腦合成的女聲報出了一個陌生的倫敦號碼。我打了過去，邊聽邊搖頭。不管我的懷疑有多麼明智，確認的結果仍讓我感到驚訝。帕里的電話留言機說道：「請您在語音提示後留言。願上帝與您同在。」是他，他說的是兩句話。他的信仰居然可以這樣影響深遠，從他的留言機里、從他那句平凡乏味的大白話中體現出來。當時他說，他也感覺到了，那是什麼意思？他想要什麼？
我朝金酒看了一眼，決定不去喝它。一個更加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在克拉莉莎回來之前，我將如何打發這個夜晚呢？我知道，如果現在不做出清醒的選擇，我就會悶頭沉思，縱酒濫飲。我不想會見朋友，我無需娛樂消遣，我甚至感覺不到飢餓。這樣的空虛感似曾相識，唯一能夠擺脫它們的方法就是工作。我走進書房，打開燈和電腦，攤開我在圖書館做的摘錄。現在是八點十五分。三小時內，我就可以把這篇科學敘事的文章基本搞定。理論方面我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輪廓——雖然我自己並不見得相信這一套，但我的文章可以圍繞它去寫。提出論點，據證說明，考量反面觀點，最後在結論中加以重申。它本身就是一種敘事文體，也許有點陳舊，但是在我之前，已經有無數的撰稿人屢試不爽。
工作是一種逃避——此時此刻，我甚至沒有懷疑這一點。我無法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而思考也毫無助益。我猜想，克拉莉莎在午夜之前不會回來，於是我便沉溺在那嚴肅而膚淺的論點之中。不出二十分鐘，我就已經進入了渴望的理想狀態，思想專一，方向明確，彷彿進入了一所高牆環繞、空間無限的監獄。這種情形不是經常發生的，但那天晚上我非常感激，我不必抵禦雜七雜八的漂浮殘物：新近記憶的碎片，未竟之事的信物，或者性渴求的可怖殘骸。我的海灘是一方凈土。我沒有受到咖啡的誘惑而離開座位，而且儘管我喝了杯湯力寧水，現在也沒有任何尿意。
正是十九世紀那種業餘愛好者的文化，才孕育了軼事科學家——全是些沒有固定職業的紳士和空閑時間充裕的牧師們。達爾文本人在乘坐小獵犬號環遊世界之前，也曾夢想在鄉間生活，平平和和，什襲而藏。即使在天才和機遇改變了他的人生之後，他的故居也更像是牧師寓所，而不是實驗室。當時佔主導地位的藝術形式是小說，它們敘事宏偉，篇幅鋪漫，不僅勾畫個人命運，展現整個社會景象，而且直面公共時政。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都閱讀當代小說。講故事的技藝深植於十九世紀的靈魂。
隨後發生了兩件事：科學變得愈發艱深，並且變得專業化了。它進入了大學，牧師講道式的敘述讓位於艱難深奧的理論，這些理論即使沒有實驗證明的支持，也能完美成立，並且具有自己的形式美學。與此同時，在文學和其他藝術領域，出現了一種嶄新的現代主義，它崇尚形式和結構的特質，追求內部的一致性和自我指涉。這種艱深難懂的藝術如同神聖的廟宇，被崇高的藝術家祭司們管轄把守，凡夫俗子無法擅自進入。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科學界。例如，就拿物理學來說，在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論之後，一小群歐洲和美洲的科學精英們很快便接受了這一理論，並為之歡呼喝彩，而採用觀察數據去證明這一理論則是很久以後的事情。愛因斯坦在1915和1916年向世界宣告了這一理論，它挑戰常識，提出引力不過是一種由在物質和能量共同作用下的空間/時間幾何畸變所引起的效應，並預測光線會在太陽引力場的作用下發生偏折。早在1914年，一支考察隊就曾前往克里米亞半島觀察日蝕，以驗證光線彎曲這一現象，卻因戰爭的干預未能實現目標。1919年，另一支考察隊踏上征程，前往大西洋上的兩座偏遠島嶼進行觀測，確認的結果迅速傳遍了世界，然而，在擁抱這一理論的熱望中，某些不精確或者不太方便的數據受到忽略。更多的考察隊相繼啟程，觀察日蝕，以驗證愛因斯坦的預測：1922年在澳大利亞，1929年在蘇門答臘，1936年在蘇聯，以及1947年在巴西。直到五十年代，由於射電天體測量學的發展，實驗證明才提供了無可爭議的證據，而事實上，這麼多年的實踐努力並無多大意義。從二十年代開始，廣義相對論就被寫入了教科書。它的整體影響力無比強大，形式異常完美，令人無法抗拒。
於是，逶迤的敘事讓位於形式美學，藝術如此，科學亦然。我一整個晚上都在敲打鍵盤。我已經花太多時間在愛因斯坦上了，現在正在絞盡腦汁尋找另一個例子，以證明一種理論是由於其形式精緻而被人接受的。我對論證越是信心不足，鍵盤就敲打得越快。從自己過去的經驗中，我找到了一個反面例子——量子電動力學。這一次，科學家們首先進行了大量的實驗證明，以建立關於電子和光的一系列觀點，然而那個理論，特別是迪拉克 提出的原始模型，卻遲遲沒有得到廣泛認可，因為裡面存在著矛盾，存在不平衡。簡而言之，這個理論缺乏魅力，粗糙不精，就像一支唱走了調的歌曲。醜陋的東西終究是難以被人接受的。
我連續忙活了三個小時，寫下了兩千字，本想舉出第三例，但開始有些精力不濟。我把稿子列印出來，放在膝上，定睛閱覽。如此微不足道的推論，如此牽強附會的例證，竟然讓我全身心投入了這麼長時間，著實令我愕然。反例從字裡行間一下子涌了出來。我能炮製出什麼證據來證明，狄更斯、司各特、特羅洛普、薩克雷 等人的小說曾經影響過任何一部科學理論著作上的哪怕一個逗號呢？不僅如此，我所使用的例證都大大地跑了題。我在拿十九世紀的生命科學（那隻在書房裡耍詭計的狗）和二十世紀的硬科學進行比較。僅在關於維多利亞時期物理學和化學的年鑒記錄里，就有無法窮盡的卓越理論，裡面沒有一點傾向於敘事的成分。而從二十世紀的科學或者偽科學思想中誕生的典型產物又究竟是什麼呢？人類學、精神分析學——像這樣的學科，編起故事來簡直是肆無忌憚。弗洛伊德使用了最高級的說書技巧和一名守衛廟宇的祭司所具備的全部管轄藝術，來證明他的理論全部建立在科學的真實性而非偽造能力之上。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那些行為主義者和社會學家的情況又如何呢？那情形就像一群穿白大褂的巴爾扎克一舉橫掃了大學院系和實驗室。
我用紙夾將十二頁文稿固定好，在手裡掂了掂分量。我剛剛寫下的這些東西並不真實，都不是為了追求真理而寫。它們不是科學，而是新聞報道，發表在雜誌里的新聞報道，其最終的評判標準在於可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