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如同一個比許多同齡人活得更長的老人會感到無限空寂一樣，這天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病房裡已經覺得待不住了——「是時候了，我也該走了」，雖然沒有一個床位是空著的，病房裡還都住滿了人，老問題又被當作新問題擺在他們面前：是不是癌？能不能治？有什麼別的有效辦法？
傍晚，作為最後一個離開病房的人，瓦季姆也走了，因為膠體金已經送到，所以他被轉到放射病室里去了。
這樣一來，病房裡的老病號只剩下奧列格一人，他把一張張床位反覆看遍，回想著每一張床最初住的是誰，先後死了多少人。不過數了數，死去的人似乎並不算多。
病房裡窒悶得很，外面又是那麼暖和，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睡前把一扇窗子打開了一道縫。春天的空氣隔著窗檯向他滾滾撲來。在醫療中心的圍牆外，是一些小院落，那兒的房子又舊又矮，從這些小院落里也傳來春天的活躍聲息。由於隔著醫療中心的磚牆，這些小院落里的生活情景是看不見的，但此時可以清楚地聽到各種聲響——時而傳來關門的聲音，時而又傳來喝斥孩子的聲音；有醉漢的狂言亂語，有唱片的瓮鳴；而熄燈之後，已經很晚了，還可以聽到一個女人以深沉有力的低音拖聲拖調地在唱，不知是傷心還是得意：
一個礦工小夥子呀，
被她帶呀帶回了家……
所有的歌兒唱的都是這類內容。所有的人想的也都是這類事情。可是奧列格必須想點別的。
明天得早點起床，也需要保存一些體力，可是偏偏這一夜奧列格怎麼也睡不著。要想的和無需想的一切全都浮現在他的腦海里：跟魯薩諾夫還沒結束的辯論；舒盧賓還沒說完的話題；還有他自己要向瓦季姆闡述的一些論點；也有被槍殺的茹克的腦袋，以及昏黃的煤油燈光映照下卡德明夫婦那栩栩如生的面孔——當他向他們講述無數城市見聞時，他們則要告訴他，村裡有哪些新聞，這一段時間裡他們收聽到哪些音樂節目，此時，在他們3個人的心目中，矮小的土屋容納的是整個宇宙。隨後，他想像著十八歲的英娜·施特廖姆的漫不經心的傲慢表情，奧列格往後連走近她都會沒有勇氣。再就是這兩者的邀請——兩個女人都邀請他住到自己家裡去——也使他大傷腦筋：該怎樣正確理解她們的用意呢？
在那個使奧列格的心靈脫模成形的冰冷世界裡，沒有「不帶雜念的好心」這樣的現象和這樣的觀念。奧列格簡直把這樣的好心給忘了。所以，此時他用任何理由來解釋這種邀請都行，可就是無法把它理解成純粹的好心。
她們打的是什麼主意，他又該怎樣對付？——這他心裡都不清楚。
他輾轉反側，手指空捻著無形的煙捲……
奧列格從床上爬起來，頭昏腦漲地往外走。
在幽暗的穿堂里，緊靠病房的門，西市加托夫照例在地板上的一隻盆里坐浴，堅持醫治自己的能骨。他已不像先前那樣耐心地懷著希望，而是處於絕望的迷們之中。
在值班護士的小桌旁，背朝西市加托夫，有一位肩膀瘦削。個兒不高的女人身穿白布衫伏在檯燈下。但這不會是一位女護士，因為今天是圖爾貢值夜班，大概他已經到醫生會議室里睡覺去了。這是那位與眾不同、頗有教養的戴眼鏡的護理員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她在晚上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現在正坐在那裡看書。
在奧列格住院的兩個月里，這位勤勤懇懇、一副聰明模樣的護理員，曾不止一次爬到他們床下去擦洗地板，而他們病人都躺在床上；她在床下搬動科斯托格洛托夫藏在盡裡頭的靴子，從未指責過他；她還用抹布擦拭牆板；把痰盂倒掉並洗刷得乾乾淨淨；她把貼有標籤的瓶子分送給病人；凡是護士不必沾手的重的、髒的和有所不便的東西，她都主動拿來或取走。
她只是任勞任怨地工作，她在這癌症樓里就愈不被人注意。有句古話說了已經兩千年：長著眼睛並不意味著看得見。
然而，坎坷的生活能夠提高識別人的能力。在這棟樓里，有些人一下子就互相認識了。雖然沒有規定的制服、肩章和臂章使他們有別於其餘的人，他們還是很容易互相辨認出來，彷彿額頭上有什麼閃光的標誌，彷彿手心和腳掌上有什麼烙印。（實際上這方面的跡象確實很多，例如：脫口而出的一個詞兒；說這個詞兒時的語調；話與話之間嘴唇的撇動；別人表情嚴肅時，此人卻在微笑；別人都在笑的時候，此人卻綳著臉。）就像烏茲別克人或卡拉卡爾帕克人在醫院裡毫不費力就能認出他們的同胞那樣，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鐵絲網陰影中一次，就有這種本領。
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倆早已互相認出了對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可是他們始終沒有機會交談。
現在奧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遠就讓拖鞋發出聲響，免得她受驚：
「晚上好，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
她看書時不戴眼鏡。她轉過頭來——這轉頭動作的本身就跟她隨時聽候使喚的轉頭動作有某種無以名狀的不同。
「晚上好，」她微微一笑，帶著在自己宅鄰接待上賓似的擁種上了年紀的資夫人式的全部尊嚴。
他們懷著良好的祝願、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視著對方。
這種眼神表明，他們隨時願意為對方提供幫助。
然而，真要涉及幫助，他們卻無能為力。
奧列格倒著毛髮蓬鬆的腦袋，想看清那是本什麼書。
「又是法文的？具體說，是什麼書？」
「是克勞德·法雷爾寫的。」這位奇怪的護理員回答時把「勞」這個音發得比較軟。
「您的法文書都是從哪兒弄來的？」
「城裡有一個外文圖書館。另外，我還從一位老婦人那兒借來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著那本書，就像一條狗斜瞅～只鳥兒標本：
「可您為什麼老是看法文書呢？」
她眼角和嘴角的魚尾紋既刻著她的年齡，又刻著她經歷的磨難，也刻著她的智慧。
「那樣不會感到痛苦，」她回答說。她的嗓門一向不大，說話聲音很輕。
「又何必怕痛呢？」
站久了他覺得吃力。她注意到這一點，便將一把椅子挪給他。
「在我們俄羅斯，讚歎『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兩百年了吧？讓人耳朵都嗡嗡直響，」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呶道。「那裡的每一條街，每一家酒店，我們恐怕也都能背出來。可我就是不知趣——一點也不嚮往巴黎！」
「一點也不嚮往？」她笑了，奧列格也跟著笑了起來。「寧可接受看管和監督？」
他們的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似乎剛剛開始，卻又不可能繼續下去。
「是真的不嚮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們整天無所事事，輕浮淺薄，口舌也多。可真想喝住他們問一問：喂，朋友們！要你們干苦活，行嗎？叫你們光吃黑麵包沒有熱菜湯，受得了嗎？」
「這是沒有道理的。人家已脫離了黑麵包階段的生活。那是經過奮鬥得到的。」
「也許是這樣。也許這是我出於妒忌。不管怎樣，反正想喝住他們問問。」
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時而偏向左邊，時而偏向右邊，彷彿過高的身軀對他是個負擔。他並不拐彎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問道：
「您是由於丈夫的問題而受到連累嗎？還是由於自己的問題？」
她也同樣直截了當地回答，有如對方在問她值班的事：
「是全家一起被抓的。鬧不清究竟誰連累了誰。」
「現在也都在一起嗎？」
「不，哪能呢！女兒死在流效地。戰後我們轉到這裡來。丈夫在這裡第二次被抓走，送進了勞改營。」
「這麼說，現在只有您一個人？」
「還有一個小兒子。8歲。」
奧列格望著她那並沒有顫動起來博取憐憫的臉。
是啊，他們所進行的是事務性的談話。
「第二次是在1949年？」
「是的。」
「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個勞改營？」
「靠近泰會特火車站。」
奧列格又點了點頭：
「明白了。那是湖區勞改營。實際地點可能在勒拿河邊，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您也到過那裡？？」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沒有，不過那地方我倒是知道。什麼事情都是縱橫交錯的。」
「是杜扎爾斯基，您遇見過沒有？……在任何地方都沒碰到過嗎?…」
她仍然抱著希望！說不定碰到過……現在馬上就可以談起他的情況……
「杜扎爾斯基？……」奧列格咂了咂嘴。「沒有，沒碰到過。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
「一年寫兩封信！」她抱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