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特朗先生是巴黎頗有名氣的律師，十年來他替不大合得來的夫妻打離婚官司，件件都很成功。且說他打開事務所的門，閃開身，讓一位新顧客走進來。
來者是個身體肥胖﹑臉色通紅﹑蓄著濃密的金黃色頰髯的男子，一個大腹便便﹑血氣盛﹑精力旺的男子。他先致了禮。
「請坐。」律師說。
客人乾咳了一聲，坐下來：
「先生，我是來請您為我打一場離婚官司。」
「請說吧，先生，我聽您說。」
「先生，我是個退休的公證人。」
「這麼早已經退休了！」
「是呀，已經退休了。我今年三十七歲。」
「請說下去。」
「先生，我的婚姻不幸，很不幸。」
「這樣的人不止您一個。」
「我知道，我也同情其他不幸的人；不過我的情況非常特殊，我對妻子的不滿，性質也與眾不同。我這個婚結得很離奇。您相信有危險觀念嗎？」
「您指的是什麼？」
「您相信有些觀念對於人的精神，就像毒藥對人的身體一樣危險嗎？」
「是的，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有些觀念鑽進我們的頭腦，蠶食我們，殘害我們，讓我們瘋狂，如果我們不善於抵抗它們的話。這是一種心靈的根瘤蚜蟲。如果我們不幸讓這些思想中的一種溜進我們的頭腦，如果我們沒有從一開始就發現它是入侵者，一個主宰者，一個暴君，它就會一小時一小時﹑一天一天地擴張，它就會不斷地再來，紮下根，排擠掉我們對事物的全部正常的關注，吸引住我們的全部注意力，改變我們的判斷的眼光，我們就完了。
「先生，下面就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剛才跟您說過，我曾經在魯昂當過公證人，雖然生活有點拮据，還算不上窮，只是手頭緊，不能無所顧忌，時刻都得強迫自己省著一點，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各種愛好，是的，各種愛好！在我那個年紀，這確實是很難受的事。
作為公證人，我很注意閱讀報紙第四版上的廣告：招聘和求職、小啟事，等等；就是通過這種方法，我有好幾次為顧客撮成了很合算的婚事。
一天， 我讀到這樣一則啟事：
未婚女士，美貌，有教養，品行端正，願嫁一正派男士，並帶給他兩百五十萬法郎現金。謝絕婚介所
這一天我碰巧和兩個朋友一起吃晚飯，一個是訴訟代理人，一個是紗廠廠主。我已經記不清談話怎麼落到了婚姻的話題上。我笑著講起這個有兩百五十萬法郎的未婚女士來。
紗廠廠主說：「這些女人到底是怎麼啦？」
訴訟代理人已經見過幾樁在這種情況下締結的美滿婚姻，於是提供了一些細節；然後他向我轉過臉來補充說：
「見鬼，幹嗎不為您自己考慮考慮這件事？好傢夥，兩百五十萬法郎，這可以替您去掉很多煩惱呀。」
我們三個不約而同地笑了笑，接著就談起了別的事。
一個鐘頭以後我回到自己的住處。
這天夜裡冷得很。再說我住的是老房子，一個像蘑菇似的外省的老房子。我剛把手擱在樓梯的鐵扶手上，一股冰涼的寒氣就鑽進我的胳膊；我伸出另一隻胳膊去找牆，碰到牆的時候第二股寒氣又侵入我的肌體，這股寒氣更潮濕，兩股寒氣彙集在我的胸膛，讓我充滿了苦悶﹑傷感和煩躁。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嘀咕道：
「好傢夥，要是我有那兩百五十萬多好！」
我的房間很凄涼，那是一間由兼帶做飯的女僕鼓搗出來的魯昂常見的單身漢客房。那房間，您可以想見它是什麼德行！一張沒有帳子的大床，一個衣櫥，一個五斗櫃，一個梳妝桌，沒有生火。幾件衣服堆在椅子上，地上到處是廢紙散頁。我偶爾去有歌舞表演的咖啡館解悶；我隨口用在那些地方學會的一支曲調低聲哼唱道：
兩百萬，
兩百萬
真愜意，
外加五十萬
和嬌妻。
說真的，我還沒有想過娶妻子；我鑽進被窩，一下子想起這檔子事來，想個沒完沒了，過了好久才睡著。
第二天，一睜眼，天還沒亮，我記起來我還得在八點鐘趕到達內塔爾鎮辦一件重要的事。所以我必須六點鐘就起床——而且天寒地凍。都怪它，兩百五十萬！
我大約十點鐘回到事務所。裡面瀰漫著燒紅的取暖火爐的氣味，舊紙張的氣味，陳年訴訟案卷的氣味（再也沒有比這更難聞的了），還有文書們的氣味——靴子、常禮服、襯衫、頭髮和皮膚、很少洗的冬季的皮膚；這一切都被爐火加溫到了十八度。
像每天一樣，我午飯吃了一份烤排骨和一塊乾酪。然後我又工作起來。
就是在這時候我第一次很認真地想到那個有兩百五十萬的未婚女士。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何不寫封信去？何不去了解一下呢？
總之，先生，我就長話短說吧。在半個月的時間裡，這個念頭始終糾纏著我，困擾著我，折磨著我。我一直經受的種種煩惱，種種小小的磨難，過去並不怎麼在意，甚至沒有發現，此刻卻像針扎似的刺痛著我；而且每一次被刺痛，都讓我立刻想到那個擁有兩百五十萬的未婚女士。
就這樣，我構想出她的整個故事來。當人們渴望一種事情的時候，先生，人們總是把它想像成自己所希望的那樣。
誠然，一個好人家的姑娘，有如此像樣的陪嫁，還要登報找丈夫，這不太合乎情理。不過，這姑娘也可能為人可敬，卻有著不幸的隱情哩。
首先，這兩百五十萬法郎的錢財並沒有像幻境里的東西一樣讓我眼花繚亂。干我們這一行的人讀過各種各樣這類的徵婚啟事，我們已經習慣了帶著六百萬﹑八百萬﹑一千萬，甚至一千二百萬的陪嫁主動求婚的事。一千二百萬這個數目甚至是相當普通的了。它很誘人。我明知道我們不大相信這種許諾的真實性。然而這類廣告讀多了，這些異想天開的數字還是印進了我們的腦海；由於我們的思想疏於戒備，它們提出的龐大金額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可信性，我們已經傾向於認為一筆兩百五十萬的陪嫁是很可能的﹑在道德上也很說得通的了。
比方說，一個年輕的姑娘，暴發戶和女僕的私生女，突然從生父那兒繼承了一筆遺產，同時也得知了自己出身的污點，為了不向可能愛上她的人透露這一點，便通過一個世人常用的方法向陌生人發出召喚，這種方法本身也包含著對出身上的污點的一種承認。
我的假設很愚蠢。然而我還是樂於信以為真。我們這些做公證人的絕不應該讀小說；而我偏偏讀過，先生。
五天以後，下午三點鐘左右，我正在事務所工作，首席文書通知我：
「尚特弗利絲小姐到了。」
「請進。」
進來的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女子，稍顯肥胖，棕色的頭髮，神情有些尷尬。
「請坐，小姐。」
她坐下，低聲說：
「是我呀，先生。」
「不過，小姐，我還不曾有這個榮幸認識您呢。」
「我就是您寫信給她的那個人。」
「為一樁婚事嗎？」
「是呀，先生。」
「啊！很好！」
「我親自來了，因為辦這種事最好還是本人出面。」
「我同意您的意見，小姐。這麼說，您是希望結婚？」
「是呀，先生。」
「您家裡還有什麼人？」
她猶豫了一下，垂下了眼睛，結結巴巴地說：
「不，先生……我的母親……和我的父親……都已經去世了。」
我打了一個激靈。這麼說，我猜對了，——我心裡突然對這個可憐的人產生了一股強烈的同情。我不再追問，免得惹她難過。我接著說：
「您的財產是不帶債務的凈資產嗎？」
這一次，她毫不猶豫地回答：
「啊！是的，先生。」
我全神貫注地觀察她；說真的，她並不讓我反感，儘管比我想像中的過於成熟了一點。她是一個受看的女人，一個壯實的女人，一個能夠持家的女人。我忽然生了一個念頭：一旦證實了她的陪嫁錢財並非虛幻，我索性跟她演一出小小的感情喜劇，取我虛構的委託人而代之，變成她的情郎。我於是跟她談起我的委託人，把他描繪成一個鬱鬱寡歡的人，正直可敬，可就是有點病弱。
她連忙說：「哎呀！先生，我可是喜歡身體健康的男人。」
「您會看到他的，不過得等上三四天，因為他昨天動身去英國了。」
「啊！真麻煩。」她說。
「天哪，說麻煩，也不麻煩。您急著回家嗎？」
「一點不急。」
「那麼，就在這兒待幾天吧。我會盡量幫您打發這段時間的。」
「您真是太客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