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政變之日，總理他信正在紐約開會，在座者皆為各國領袖，突然之間，對不起，閣下不是了，恐怕不再有資格跟大家共處一室，其情之尷尬與狼狽，不問可知。
但他信畢竟是個經得起風浪的漢子，立即趕赴倫敦，把自己抽離於一個不再屬於自己的地方。而下機時，記者等著看他的窘態，他信卻步履輕盈地踏下樓梯，笑容滿臉，甚至舉起右手迎風揮舞，沒有半點憂懷喪志，沒有半分挫敗神情，反像剛在東南亞巡迴演唱完畢載譽歸來，正在投向接機歌迷的熱情懷抱。
這樣的一位政客，冒起得燦爛，隕落得瀟洒，儘管倉皇下台，卻仍配享流亡者應有的尊嚴待遇。
這其實是東南亞各國流亡者的共同特質，泰、緬、老、越、柬，無不有過流亡的國王或首相，他們或曾是獨裁的君主，或曾是嗜血的軍頭，總之都是曾經能夠呼風喚雨的權貴之士，然而到了失勢走路、寄居異國的日子，他們又能展現「無可無不可」的自在神色，彷彿一切早在意料之中，所有事情都在掌握之內，該來的會來，要變的會變，沒必要反應過激。在他們臉上，很少看見絕望的表情，也不太常有悲憤的眉額，可能東南亞的寺廟和陽光替他們的性格打造了一層極有彈性的精神地基，不管其佛教信仰是否虔誠，當厄運來時，多年來的誦佛經驗總能使他們多了一份應對的「平常心」。
東南亞的小乘佛教，精髓所在正是「無可無不可」。中國大乘強調「四大皆空」，注重的主要是「無可」的部分，以空為本，度盡眾生，以高尚的志向完成高遠的偉業，很容易感動人，卻也很容易困住自己。小乘佛教講究的則是「無不可」，有欲有求，人性所趨，沒有什麼是不可做的，只須在得意之時預想失意之日，便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了。
當然，他信亦已有了準備，否則不會於數月前偷運數十箱行李出境；「無不可」於先，「無可」於後，自立於不敗之地。他信若有稍稍遺憾，恐怕是沒法替剛落成的新機場剪綵，這是他的主催工程，或許，在象徵意義上，早已詭異地預告了他的下半輩子將在流亡中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