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上的廁所
看來應該跟你說說這趟美國東岸的旅程了，否則現在才是晚上八點，窗外波士頓街頭零度天氣，窩縮在酒店房間內的我又有什麼好做呢？
這趟是出門不順，早上八時多的飛機，那是我最痛恨的起飛時間，六時多須往機場報到，五時多須起床準備，小女孩被我吵醒了，睜著惺忪睡眼拉著我的大衣說，你要答應開完會馬上回家，一天都不能玩耍啊！是的是的，一定一定。我哄著她，心裡卻想，可笑的孩子，開完會，還有一堆醫生和護士在等著我順道檢查呢！這當然不算是玩耍，我沒有騙你。
飛機準時起飛，我花了不到十分鐘看完三份中文報紙，然後很不滿意地對自己說，香港報紙怎麼搞的？愈來愈淺薄，愈來愈只值得翻看而不值得細讀。更不滿意的卻是此番在飛機上的座位竟被安排在廁所旁邊，十四小時的經濟艙而坐在廁所旁邊，做了廁所「所長」，你都咪話唔閉翳 。
天意弄人，無法改變，只好苦中取樂。西方人說：「如果上帝賜你一堆馬鈴薯，那就煎個薯餅吧！」我非西方人，卻也只好如此，於是我借地利之便，一來比平常搭飛機多上了好幾十回廁所，二來暗中細算男人女人的上廁所時間，驗證一下女性主義者的「女人需要用更久的時間來上廁所，所以應該建多些女廁」的說法。
果然，女性主義者是對的，根據我在兩個鐘頭內的統計顯示（可信度不比鍾庭耀的民意調查差），女人每次平均需花四分鐘又廿七秒使用廁所，男人則只需三分鐘零五秒，男女之別，非常明顯。而且我發現，女人上廁所的頻率似較男人為高，有五個女人於兩小時內重複上廁所，男人則只有兩個。當然，那五位女士到廁所不一定只是為了方便，但我猜，也不會是為了貪廁所香，化妝可能是主要原因。
就這樣，我在十四小時的航程里做了這樣的一個無聊統計，值得自我安慰的是我不會進一步無聊到把統計數字寫成所謂「學術文章」，那只是沉悶旅程的聊以自娛，兼以寫在這裡，娛你。
發了瘋的移民官
在芝加哥入境美國，天氣嚴寒，我把頭埋在大衣領內，再拿出皮箱內的毛帽，戴上，拉下帽緣，幾乎蓋住整張臉而只露出兩隻經過長途飛行而疲憊浮腫的眼睛，嘴巴呼出重重熱氣。這是我熟悉的天氣，這是我住過兩年的芝加哥，這是我喜歡的寒冷的北地。唯一可惜的是沒有雪，沒辦法做個心情躍動而幼稚的「雪來瘋」。
喔，不，尚有唯二可惜。入境時不幸遇上一位態度卑劣的移民官，檢查我的護照，問我來此亞美利堅合眾國所為何事？開會，我答，學術會議。
談的主題是？他問。
跨文化研究與區域發展，我答。
住哪裡？有地址嗎？他開始有點不耐煩地追問。
哈佛大學的「哈佛教授會所」，我仍有耐心地答。
沒有地址嗎？有詳細地址嗎？你該有詳細地址啊！他一番搶問。
沒有。轉機到了波士頓，我會搭的士，波士頓的司機都知道哈佛大學在哪裡，也都知道教授會所在哪裡。我開始有點失去耐性了，但仍保持禮貌地回答。
不知何故，移民官開始發狂，用極不友善的語氣說，你不可能沒有地址，如果司機不知道地址怎麼辦？你是否真的來開會？開的是什麼會？主題是什麼？重講一遍。這番搶問令我開始懷疑眼前的移民官是由蔡瘋華或紅潮瘋化妝所扮，目的只是考驗我的耐性，而且電視台在遠處設置了一部攝影機在偷拍。
我笑笑，複述剛才的答案，本來想嘲諷地把開會主題改說為「Racism and the Dee of USA」，但硬生生忍住，不想惹出麻煩而延誤時間。只剩不到半小時的轉機時間，若再跟這瘋子糾纏，趕不及於五時前抵達波士頓，無法出席會議歡迎晚宴便極可惜。
我不頂嘴，移民官總算冷靜下來，但仍刻意放慢手腳，盯住我的護照達三分鐘之久，似在捕捉人蛇。最後，終於，把護照交回給我，然後送上一句非常美式的have a nice day。這是一句很抵死的美語，在美讀書時常遭警察抄牌罰錢，抄完後，他把駕駛執照還給你時會附送一句例牌的have a nice day，故作禮貌，令你更覺氣頂。Nice day？ No damn way！
趙元任的學者女兒
很想告訴你一樁高興的事情，但你必須先答應不會笑我幼稚。嘿，在杜維明教授的派對上，我終於有機會坐在趙如蘭教授旁邊，跟她聊天。
聽來很像fans見到偶像。是的，不怕你笑，我的心情的確如此。我是教育工作者，對學問感興趣，自然對大學者有崇拜敬佩之情。趙如蘭教授是中國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的女兒，趙元任夫婦於二十年代任教於哈佛大學，後返中國，趙如蘭十七歲赴美，住下來，讀書，教書，畢業於哈佛也任教於哈佛，並曾榮膺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而且是第一位女院士，成就驕人。
坐在趙如蘭教授旁邊，我請教她有關中國音樂的疑問，她耐心地答著。我忍不住告訴她一個「溫暖」的經驗：數年前我在威斯康辛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內找到一本《一個中國女人的自傳》，作者楊步偉，亦即趙元任夫人，亦即趙如蘭的母親，而書的扉頁竟然有著楊步偉的親筆簽名！
楊步偉把書題送給一位洋人，名字我忘記了，但當時我極好奇，跑到圖書館查數據，終於在一個文學檔案里找到該洋人的來歷背景，原來他是英國人，曾在香港大學任教，楊步偉出了自傳，路經香港，簽名送他一本。不知何故，該書輾轉被收於美國中西部的大學圖書館內，而今天找到此書的我亦來自香港，撫摸著扉頁上的楊的簽名，剎那間，幾個地方於我的手指頭上串連起來，數個世代串連起來，感受特別窩心。
是夜我也見到趙如蘭教授的丈夫卞學璜，他是麻省理工學院航學工程教授，剛退休，白髮蒼蒼而文質彬彬，極具學者風采。據說趙元任和楊步偉是「絕配」，趙是語言學家，卻很安靜，在應酬場合上總是楊步偉滔滔不絕，趙則坐於其旁，沉默微笑；趙如蘭不僅繼承了趙元任的語言和音樂天分，以這兩方面的研究學問揚名，連夫妻相處竟亦雷同，趙如蘭很健談，滔滔不絕，卞教授則坐於其旁沉默微笑，好一對學者夫妻，文理相配，動靜相宜。你一定比我更羨慕他們。
在寒夜校園裡吃粥
東岸的天氣冷而干，躺在旅館床上，牆邊噴出來的暖氣令我心暖，卻也使我乾燥得嘴唇裂、鼻血滲流，覺得自己像一隻被放在焗爐內的燒雞，爐火加溫而我無所逃於天地間。恍惚之間隱隱夢見一杯一碗的鮮橙汁、生魚湯、甘蔗水之類潤喉佳品在眼前飛來飛去，很想伸手去拿，但手腳無法動彈，非常痛苦，如此掙扎到天色微亮，床頭電話響起，m call，是時候開車上路了。
收好行李，辦妥check out，離開教授會所，召喚的士載我到機場租車。的士駛經校園，這麼早竟然看見趙如蘭教授在路上緩緩散步。天寒，她身披綠色風衣，把蒼蒼白髮埋在頭巾之下，怡然走著、走著，很有淡然的典雅。我忽然想起哈佛燕京圖書館張鳳小姐在《哈佛，哈佛》書內談到的一幕情景，某年春天她與趙教授在哈佛校園閑逛而談到東亞系的某位洋教授，笑他總是「頭前腳後緊張地衝來衝去」。趙如蘭教授認真表示「洋人大多是那樣走路的，不像我們中國人總是腳先出來，再是挺出來的肚子和高抬的手……」，說著就在那哈佛老園的水泥路上，踱了幾個京戲老生的台步，人人都笑彎了腰，她也不以為忤。
趙教授於一九六○年以《宋代音樂史料和詮釋》論文取得博士學位，留校任教，十四年後取得正教授資格，是哈佛前十位女教授之一，也是東亞系第一位女教授。趙教授於一九八三年與陸惠風博士合組「劍橋新語社」，約定在每月最後一個周五晚上交替在趙家和陸家舉行文化沙龍，縱論古今中西大事小事。文化沙龍有一項特別的「吃粥儀式」，主人家每回必煮粥款客，讓大家邊填肚子邊聊文化，趙家煮的是紅粥，陸家煮的是白粥，紅白交替，是哈佛華人學者每月一次的「紅白盛事」。此番會議，曾在哈佛苦讀七年的張隆溪教授亦有與會，他對趙如蘭教授笑道，他在城市大學亦是每月籌辦一次文化沙龍，亦承續了「吃粥儀式」，這是文化生活的延續，人在哪裡，生活就在哪裡，文化自亦不會中斷。
在異域的國度里
在返回繁華喧鬧的香港以前，匆匆遊了波士頓近郊一趟，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胡小姐很熱心地擔當導遊兼司機，兜兜轉轉，看了宋美齡就讀的女子中學，看了梭羅在《湖濱散記》內所日思夜念的湖和小屋，看了埃默森的房子，看了《小婦人》的課室場景，看了獨立戰爭第一戰場，當年在此響起第一響槍聲，一個新而美而勇敢的國家於焉誕生……
歸程時已是傍晚，停車於一間超級貨倉前面，進內買了兩盆聖誕紅，然後驅車往看胡的父親。胡於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