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上癮者
計畫出門，想找出保羅·索魯（Paul Theroux）的書瞧一瞧算是預做「功課」。
保羅·索魯是美國作家，大學畢業後立即繞著全球跑，到不同的國家打雜工和教英文，往往每到一處，一住就是兩三年，努力學習當地語言，全心投入當地生活，然後把所見所聞和所幻所想寫出來，出版了一部接一部的遊記和小說。他寫過不少關於非洲的紀實和想像故事，其寫作生涯亦是由非洲開始，有一天，在異鄉，他覺得孤單，提起筆，讓墨水在紙上滴染出一段文字，從此開展了往後數十年的新生命。
找書時，我只發現保羅的《旅行上癮者》，書名原為Fresh Air Fiend，我以前不懂fiend字的意思，還誤讀為friend，以為他指旅行家都愛呼吸新鮮空氣，所以跟空氣結為好朋友，其後翻查字典才知道fiend指「沉溺」和「酷愛」，若用中國潮語來說，其實可以譯為「旅行控」。
我很愛《旅》書，那是他的雜文結集，零零碎碎記錄旅遊寫作心得，一位當代旅行家的狂野身影活靈活現於紙上。狂野？當然是狂野。保羅·索魯遊歷數十年，醉酒打架偷竊越境幾乎「無惡不作」，有時候是被迫的，否則難以自保；有時候則純屬貪玩，為了尋求刺激。
然而於漫長途上，隨著年齡變化，心境亦自流轉，如同他在書前摘引波赫士詩集《詩人》內的句子：「有個人立意要描繪這個世界。隨著時間流逝，他畫出了省區、王國、山川、港灣、船舶、島嶼、房舍、器具、星辰、馬匹和男女。臨終前不久，他發現自己耐心勾勒的縱橫線條竟然匯合成自己的模樣。」
說得好極。但真正吸引我的其實也不是保羅所說的什麼先見之明，而是他於行文之中常帶幽默和憤怒，這令我讀得高興，也暗暗覺得有幾分像自己。台灣女作家韓良憶曾說：「我有時一邊讀他的書，心會忍不住一邊嘀咕：你這麼討厭那裡，幹嘛還要去呀？可是嘀咕完了，照樣津津有味地讀下去。沒辦法，這傢伙太會寫了。」這正是我的感覺。
但讀其書最好別看其照。一位禿頂阿伯，七十歲了，廉頗老矣，再也跑不動了吧？哀矜毋喜，唉，我們終究都會老，「旅行控」也相同。
機場里的作家
遇見北京的出版界朋友，忍不住說，弄些好玩的吧，你出錢，我替你去住酒店，甚至去住機場，把中國大陸的不同城市的旅館和驛站故事寫出來，一定能夠看出濃厚的人情味。朋友笑著答應，其後認真地開會研究，聽說出版計畫書真的快出來了。「駐站作家」的概念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全世界都有寫作人在做，進駐不一樣的場所空間，酒店、機場、商場、公園……或是一星期，或是一個月，把深入觀察和親身體驗寫成優雅文字，所以，是紀實，亦是文學。
英國作阿蘭·德波頓不是在希斯羅機場酒店住了七天嗎？中文版取名《機場里的小旅行》，比原名直譯《機場內的一星期》更具詩意，德波頓先生把人來人往的飛機驛站視為天地山水，在每個區域、每間商店無所事事地、無所用心地閑逛，卻又萬分用心和認真地與接觸到的店員、機師、地勤、侍應聊天扯談，最終扯出幾許深刻。
例如他寫機場角落裡的擦鞋先生佩達德，「我非常佩服他面對每一雙鞋的樂觀態度，不管狀況有多糟，他總是毫不氣餒，用他手邊的工具修補鞋身上的一道道傷口。顧客雖然是付錢請他擦鞋，但他深知自已真正的任務其實在於心理方面。他知道一般人很少會因為一時興起而尋求擦鞋服務：一般人會想要擦鞋，通常是因為想和過去劃清界線，或是希望外在的改變能夠激發內心的變化」。
德波頓的書幾乎全被引進中國大陸了，但中文譯筆稍嫌酷硬，不像原文般柔情滑順。作者替文集寫了一篇總序叫做《我的作品在中國》，自道寫作歷程，很有意思：「在明確知道我想成為哪一類作家之前，我只知道我不可能成為哪一類作家。我知道我不是詩人，我也知道我不是個真正的小說家，我講不來故事，我發明不了人物。而且我知道我也做不來學者，因為我不想墨守那一整套學術規範。」
最後他自覺地選擇了「隨筆作家」的書寫定位，他說，就是那種「既能抓住人類生存的各種重大主題，又能以閑話家常的親切方式對這些主題進行討論的作家」。他最終寫出了一片隨筆宇宙，而我們，也沉溺其中，不願離開。
呼愁
到伊斯坦布爾以前是不可能不再讀讀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的。成於斯，長於斯，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寫出他的情深款款的古城今貌，然而眼前世界又蓋印著昔時迭影，兩重的伊斯坦布爾，或許只有跟此城有著深厚共生關係的帕慕克才看得出來、寫得出來，我真有點擔心，即使我去了，看到的亦只能是匆匆旅程的繁華喧鬧。
帕慕克刻畫的伊斯坦布爾或可總括為「偉大的廢墟」，人活於此時此刻卻又不止於此時此刻，腳下每片頹垣敗瓦幾乎都曾有過光榮的過去，此城畢竟是東西交匯的邊界，歐洲人來了又去，東方人去了再來，一道窄窄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把兩個宇宙分離了又相連了，少年的他牽著父親的手坐在渡輪上，抬頭看天望雲，歷史彷彿被凝固濃縮於天空上，他茫然若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往後數十年他便抱著這個問號並且重複找尋答案：我們一生當中至少都有一次反省，帶領我們檢視自己出生的地方，問起自己我們何以在特定的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這一角。
對伊斯坦布爾，帕慕克抓住了「呼愁」的線索，認定這個城市的氣味。他說「呼愁」就是Hüzün，是土耳其語的憂傷，但有個阿拉伯根源：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和伯父兩人過世的那年為Seul Hüzün，即憂傷之年，證明這辭彙是用來表達心靈深處的失落感。然而帕慕克深信另有一層呼愁意義，伊斯坦布爾居民意識到失去了昔日的宏偉光明，但也由此迫使他們創造新的生活方式，「伊斯坦布爾人在廢墟里繼續過他們的生活」，快樂地也傷感地。對這城市，伊斯坦布爾人既愛且恨，如同帕慕克引用另一位作家所探問：「我將這些殘敗的街區當成一個象徵。唯有時間與歷史劇變能夠賦予街區此種面貌。其居民得蒙受多少征服、多少敗戰、多少苦難，才得以創造出眼前的景象？」
本想帶著《伊斯坦布爾》上路，但最終還是把它放下。那終究只是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而非我的。我只期望，坐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渡輪上，能夠想像屬於自己的奧斯曼帝國和拜占庭帝國，旅行始終是非常個人的事情，誰都代替不了，作家也不行。
城市書寫者
我常暗想，自己愛讀帕慕克的理由除因喜其小說想像，亦愛其於散文創作里對於寫作這回事的省思與嚴肅；或許「同類」最是嗅覺靈敏，最能彼此察覺到深刻，以及，不足。
像在《伊斯坦布爾》書里他用了整整一個章節談論「城市專欄作家」。被談的是十九世紀末的拉西姆，他在報上撰稿多年，身份是當時流通的法文字feuilletoniste所稱的專欄書寫者，在帕慕克眼中，「他對生命的熱愛、他的機智以及專業帶給他的喜悅，令他成為伊斯坦布爾的名作家」。
拉西姆把筆觸置放於城市的每個角落和場景，一寫就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題材寬闊。「從各個種類的醉漢到貧民區的攤販，從雜貨商到雜耍藝人，從博斯普魯斯沿岸的美麗城鎮到喧鬧的酒館，從每日新聞到貿易展，從遊樂園到草原和公園，還有出版情況、八卦消息和飯館菜單。他愛搞列表及分類法，他擅於觀察人們的習慣和癖好。好比植物學家對森林裡的各種草木感到振奮，他對推動西化的種種表現、移民問題和歷史巧合亦有相同感受。」
因為太愛城市，拉西姆其後把專欄文章結集成書，書名就叫City Correspondence，城市通訊，把城市的訊息收集和廣傳，但當然不止於此，而更是，「他將全體伊斯坦布爾人稱呼為親戚、朋友、愛人，使他們成功地把城市從一串村子變成臆造的整體」。
對於城市專欄作家，帕慕克是何其感恩。他說：「這些首先記述伊斯坦布爾的城市專欄作家捕捉了城市的色彩、氣味、聲音，加進趣聞軼事和幽默見解，他們還幫忙建立伊斯坦布爾街道、公園、商店、船、橋、廣場的禮儀。我們之所以熟知一些教育程度不及專欄作家和報刊讀者的伊斯坦布爾不幸之人——他們一百卅年來在街上做的事，他們吃的東西，說的話，他們發出的聲音，都得歸功於這些屢屢憤怒，時而慈悲，不斷批評的專欄作家，他們以寫下這些為己任。」
我愛死了帕慕克這段文字，而最愛的是下面幾句，畢竟，我亦是，專欄作家：「學會識字的四十五年後，我發現每當我的眼光落在報紙專欄上，我便馬上想起母親說的『不要指指點點』。」
專欄有它的傳統和光榮。我們優而寫之。
向德波頓提問
在離開伊斯坦布爾的當天還真想延期留下，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