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上
從布拉格搭火車到維也納只需兩個多小時，拉著行李上了車，很快便找到有門有窗的廂房座位，算是幸福。
稍不順利的倒是前一天到布拉格中央車站預換火車票。然後乘地鐵回舊城，老老實實地付了票錢，卻忘記把票放進機器內列印時間，那手裡的便算是無效票，結果湊巧地遇上查票，爭論一番後，乖乖繳上罰款，港幣兩百大元，花錢消災，也是開了眼界。
查票的女站員拉著一張凶臉，冷冰冰如洋判官。她把我攔下，瞄一眼票，用近乎判處死刑的嚴峻語氣說快付五百克朗，否則把你送上警察局，要罰五千克朗，更須拘留廿四小時。
我強調已付錢，絕沒欺詐，而且有中央車站的詢問員為證，因為我掏錢買票前向他問過路。
她臉上沒半絲表情變化，只是反覆誦念：「Your problem! Your problem! 500Kc! 500Kc!」
這時剛好有兩位警察經過，我把他們攔下來，訴說詳情，頗有請他們主持公道之意。其中一人不知好歹地對女站員嘰哩咕嚕說了一輪捷克語，語氣柔順，我猜必是為我說項。果然，女站員兩眼一瞪，噼里啪啦地用捷克語把他罵回去，凶神惡煞，肯定是怪那警察多管閑事。
好心的我竟然不忍他們相鬥，更是捨不得浪費自己的旅行時間，於是用英語插嘴道：「夠了夠了，我付錢便是了。」
其後，在網上見到有人提醒，東歐國家都是「fine try」，到處是罰款陷阱，以此多賺外匯。
只怪自己疏忽。但也幸好自己疏忽。花小錢看了一場真人秀，區區罰款便算是戲票錢好了。
歐洲的長途火車非常自由主義，有抽煙區可解癮，也准開窗讓風扑打耳鼻。在中國大陸搭火車也很自由主義，但看看廁所，即知什麼是「文明自由主義」和「失序自由主義」的差別了。
在歐洲搭火車時，我總喜歡到餐車坐上一會兒。鋪著乾淨的桌布，桌上有小燈，客人通常在低頭看書或絮絮聊天，氣氛有點似那種透明的聖誕節鎮紙擺設，一切人事物被罩著，靜止不動，你把擺設端起來搖一下，樹和人和雪騰空飛起，但過不了五秒鐘又復歸原位，彷彿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
火車在動，餐車卻是永遠地，不動如山。
我太喜歡這種對比。在餐車裡閱讀，會有醉酒的滿足感。
意外的熟人
火車到了維也納時已近中午，奇怪，旅途上似乎減弱了飢餓感；但同樣奇怪的是，沒吃多少東西，也跑了許多的路，肚腩尺寸依然如舊。太不公道了。
睡眠質素倒是明顯變好了，或許遠離了那許多電話電郵，遠離了那每天開不完的會議和停不了的爭拗，時間和行程全在自己計畫之內；到了夜裡躺在床上，眼睛幾乎尚未閉上，腦袋已經入睡了。
但有種種驚喜出現在計畫之外。
抵達維也納，照例是先到火車站詢問處了解下一站行程的班車時間表，踏進小小的房間，聽見一位東方女子在說廣東話，看過去，她旁邊蹲著一位東方男子在整理行囊。咦，有點眼熟，那不是城市大學的同事嗎？
偶遇他鄉，自是滿心歡喜。好幾年了，每天回到同一個辦公單位，彼此相坐距離不到一百呎，卻是各自埋頭看著計算機，除了在會議桌上，甚少接觸相聊。沒想到在氣氛優雅的音樂之都碰上，熱情地握手拍膊頭，也拍了一張難得的紀念照，算是替緣分留影。然後，他和妻子繼續行程，往左走，往右走，且看會否再在下一站遇見。
在外地碰見熟人總是快樂的。有一年到倫敦，下機後到旅館放下行李，出門逛盪，走到Russell Square地鐵站轉角處即遇見一位朋友一家四口。那時候他尚未陞官掌權，可能是稍微清閑吧，偶爾還會來電話約吃飯聊聊天，於是算是在異鄉遇見熟人，站在街角開心了好一陣子。其後回到熟悉的城市，各忙各的，浮沉起跌之間各有因緣也各有煩憂，毫不意外地，反而幾乎變成陌生人了。
這自令到偶遇的緣分更足珍惜。或許，就這麼一次，真的就只有這麼一次，你會因為偶遇一些人而感到溫暖。
其實那一年在英國的偶遇也不算少。
最令我有點激動的是在牛津大學區的Blackwell書店內遇見論文諮詢教授Erik Wright。站在書架前，我翻著看著，不小心碰撞到身邊人，抬頭瞧瞧並道抱歉，發現竟是萊特教授。五年不見了，好一個驚喜，讀書人相逢於書店內，亦算是合乎情節。
當時我叫了一聲「萊特教授，真高興見到你！」，他仍像九一年我初到美國讀博士班，第一次上他的「階級分析」課程一樣，立即糾正我道：「Kafai,just call me Erik.」
熟悉的感覺全部回來了。重逢是意外，那銘印了的記憶卻只是躺睡了，等待我們用意外去將之喚醒。
弗洛伊德
夜來有夢，而且不無真實：夢裡，身處日本，應該是紅塵熱鬧的東京街頭，忽見烏雲蔽日，旋旋團聚了一道龍捲風，然後從風裡打出一行雷電，像刀切豆腐一樣把眼前的木樓削去了一截，剩下的建築部分，以慢動作的姿態粉碎、倒下，大樓下有海水倒灌朝我直撲而來，我驚惶奔逃。
但沒有喊叫，或許是喊叫了，可是在夢裡沒有聲音。
不必勞煩弗洛伊德來解釋了，這夢必跟英國宣布攔截了恐怖襲擊有關。聞說倫敦機場風聲鶴唳，旅客在前所未有的嚴密檢查下是前所未有地窩囊，有報道謂連白人孕婦帶著三個小孩過關亦要被搜半小時，只因嬰兒推車要查，奶粉罐和水要查，幾乎連孕婦的肚皮亦要被摸以確認沒有內藏炸藥。
我此程的終點站須回到倫敦，旅程只到一半，已經開始擔心回程問題而有了噩夢。真是無聊的男人。
弗洛伊德不必前來出手，我卻急不及待地用腳去找尋弗洛伊德。
到了維也納，所做的最令我亢奮的一件事不是看劇聽歌也不是爬到史提芬大教堂的鐘樓下俯瞰城市全景。是攤開地圖去找弗洛伊德故居，去那幢他於上世紀卅年代住過好些年的樓房，去看他的書房，他的書桌，他的手稿，他的埃及收藏品，對了，還有仍被懸吊在牆上的呢絨帽和木拐杖。
還有還有，他的雪茄。當然是沒抽過的雪茄，粗粗厚厚的一根，他經常夾在手指之間。弗洛伊德有一張經典照片，攝於一九三二年七十六歲時，三件頭西裝，側身而立，左手叉腰，右手稍微抬高，手持雪茄，一雙冷峻的眼睛直視鏡頭似在分析每一個人的深邃夢境。
站在故居，看著牆上掛著的這張照片，忽然記起自己在台灣讀大學時於新店溪旁租住的一個小小的房間，房內有一張窄窄的書桌，桌前有牆，牆上貼了兩張照片，一張是女朋友，一張便是弗洛伊德的這張黑白照。我那時主修的終究是心理學。
弗洛伊德每天抽三四根雪茄，數十年不斷，死時，患的是口腔癌。但他死時已經八十三歲，患的是什麼癌，有分別嗎？
大學畢業時不是沒曾想過當心理醫生，但我的心理醫生告訴我，不不不，你只適合做病人。
我接受了她的勸告，想必才沒害己害人。
嗯，我想說的只是，沒在心理治療上害己害人，並不包括其他方面。
平安代價
既然提到了恐怖襲擊的夢，不妨讓我把時間跳接一下，先不談維也納，也不談薩爾茨堡，先說說回程時在倫敦機場的遭遇。
別緊張，沒事發生。其實一切順利。
心理壓力當然是有的。晚上十點十五分的班機，平常只須八點半抵達機場che即可，這次響應倫敦政府提醒，特地提早了在起飛前三小時搭地鐵到達。這是沒法不響應的，兩天以來在倫敦市內以至所有地鐵站出入口，皆見高高豎起的臨時告示牌，提醒旅客要早要早要早。那就只好早了。
到了機場，警察們是意料之內地如臨大敵，到處有人手持衝鋒槍巡來巡去，用銳利的眼神在每個旅客身上打量，有如遙控搜身。櫃檯前倒是意料之外地疏落，可能早到有早到的好處，不僅不必排隊，英航反而派了額外的人手前來幫忙旅客處理行李寄運，彷彿西線無戰事，所有職員的臉上照舊掛著笑容。
唯一的阻滯是我的手提行李通不過X光機檢查，被攔截打開搜查。機場女保安問我：「有帶液體嗎？有水嗎？」
「水都在我的肚皮里，我還想快快找地方把它放出來呢。」我開玩笑道。確實，在地鐵內，由於預知不準攜水上機，一仰頸，我把隨身帶的蒸餾水都灌進胃內。
保安員翻了我的行李幾下，搜出了一隻打火機，幸好只值十元港幣，（故意？）忘了收起來；又搜出了一瓶小號裝的白花油，皺著眉頭說：「噢，原來如此。」
我連忙解釋自己有懼飛症，攜備白花油是以防萬一需之提神醒腦，但亦早已忘記袋內有此物品。這是中國藥油，並非巴基斯坦炸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