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耀基先生是我生平很敬重的一位學人。我讀過他的不少學術著作，很為他的治學心境所感動；我也讀過他的不少散文小品，很為他的才情文思而驚羨。他處世練達，自有運籌帷幄的本領，多年來不得不受命擔任許許多多消磨性靈的行政工作，打擾了他撰寫學術著作的心情。每到他騰得出時間回到書房的時候，他只好埋頭從事治學工作，儘力鞏固和提昇他的教授桂冠，從而冷落了他營造金體散文的天賦。抱著亦師亦友的矛盾感情，我既願意不斷看到他出版一部又一部的學術著作，卻也難免加倍緬懷他寫劍橋和海德堡語絲的繽紛歲月。兩者對比，我當然寧願金耀基的大筆多寫那一串串閃耀著學人靈光和文人雅興的不朽語絲。我畢竟還沒有足夠的資料和遠見去評估香港學術事業的前景；我只是非常直覺地意識到金耀基有了今日的成就與地位，實在不必花費太多時間和精力去應付香港學術機構與教育部門的會計哲學；有些差事充其量只是失意的銀行家和泄氣的公務員謀殺光陰和金錢的crossword puzzle。
就在這樣的困惑和懸念的心情下，我突然又看到了金耀基的新書：《中國政治與文化》。我充份相信作者可以一邊抽煙斗一邊坐在書房的扶手軟椅上娓娓議論一國兩制、民主發展、社會主義、儒家體制和現代文明。我在不少場合中親眼瞻仰過金耀基的淵博和辯才。即使在這樣一部從頭到尾都要受學術論文的鐐銬所束縛的論文集里，金先生仍然可以翩翩舞出華爾滋。可是，我到底不服氣看著這樣一顆明亮的心智還要處處引述比他淺薄的人的觀察和立論，為的只是遷就現代學術論文的遊戲規則。當然，在幾篇我格外有興趣的篇章里，我還是不斷看到萬綠叢中金耀基的那一點紅，比如《國家社會主義與中國知識分子》，比如《後儒學文化中的民主探索》。起碼我不必扯大嗓門叫道：「金教授，你在哪兒啊？」
（二）
我無由親炙學府中academic ating的系統，始終好奇的只是牆內學人在學術殿堂上承先啟後的薪傳大業。柳存仁先生認為研究中國學問需要「努力爬羅剔抉，就前人的業績上去蕪存菁，希望能夠在一個可以預計的時期內在某一方面做出一點成績來」，余英時先生說這是現代學術專業化的一個中心觀念。我認識的學術界朋友和前輩不少，看到他們著作有成，聲名日隆，衷心敬仰之餘，常常覺得他們為發展學問、積累知識而奉獻出一生的精力，實在辛苦。余先生為柳公《和風堂新文集》所寫的序文引用陳援庵關於現代學術論著的一段描述：「論文之難，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則無須再說；若人人不知，則又太偏僻專門，人看之無味也。前者之失在顯，後者之失在隱，必須隱而顯或顯而隱乃成佳作。」我很早以前也讀過《陳垣來往書信集》里的這段話，每讀學術著作，總是以此為度量高下之標準，果然大有啟示。搜集材料、考證材料乃至聯綴成文，那都是非常磨人的事情，但是，最艱難的還是陳援庵說的「凡論文必須有新發現，或新解釋，方於人有用」。
我讀金耀基早年寫的那部《大學之理念》，看到的正是他關心學術「於人有用」的構想。到了這一本《中國政治與文化》，他昂然邁進經濟市、行政市、政治市的香港，站在「九七」的歷史樓台上鳥瞰母體中國的政治與文化秩序，為的不僅僅是「於人有用」，更是於港有用、於國有用。書中《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才是真正的壓卷之作：我隱約聞到金先生煙斗的香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