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景端為出版《冰心譯文集》，向冰心請教一些翻譯問題，請冰心為《譯文集》寫序。
他在《新民晚報》上寫了一篇《與冰心談翻譯》，說的就是這件事情。冰心對翻譯講了三個觀點。一是翻譯必須是有價值的。她總是先讀一遍，印象深刻，重讀一遍，直到覺得實在有翻譯價值，這才著手翻譯。二是譯者必須敢於對譯文負責。她主張依原文翻譯，不贊成從別人的譯文翻譯。她譯泰戈爾的詩，不是別人從印地語譯成英文後再由她譯成中文；她譯的是泰戈爾自己用英文寫的詩。冰心說，她是在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之後才動筆翻譯，「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負責」。這正是「譯德」。三是要盡量翻譯自己熟悉和喜歡的作品。
（二）
翻譯有價值的作品當然是最理想的做法。在資本主義社會市場主導的架構里，以翻譯為職業的人往往只能以出版社的選擇為依歸，不容易滿足自己選材的主觀意願。我最初出道做翻譯工作的時候譯過一些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國著作，都有些文學價值，尚算幸運。重譯別人翻譯的作品當然不是最好的做法，可是，當年翻譯家湯新楣重譯了一些人家譯過的作品，卻有脫胎換骨的神功；他重譯海明威的《戰地春夢》是最好的例子。我剛來香港的第一年找不到工作，徐言於先生推薦我給一家報社譯法國女作家柯烈的小說。我的法文只有初級程度，只好從英譯本翻譯，那是下下之策了。至於翻譯自己熟悉和喜歡的作品，那真是退休的譯林高手應該做的大事業，蕭乾夫婦晚年譯《優利西斯》是一大功德。
在左風熾熱的時期，文體簡白的新體詩和白話小說一樣不容易闖過統治者的審查關口；引經據典的舊體詩含意縹緲玄虛，寓意的轉圜空間反而拓大了，影響力又不致太過普羅，所以，羅先生說，「新文學家寫舊體詩的特別多」。當然，新體詩能夠寫到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境界，還是值得擊節的：「我拾起一塊石頭/我聽見一個聲音在裡面吼：/『不要惹我/讓我在這裡躲一躲』」。從事外國文學翻譯的紙壁齋主人荒蕪稱讚這首詩「是傑作，形象地刻划了文革留在中國人心理上的恐怖。」
（三）
文學經典著作大半比較深奧，譯者經常需要在譯文中穿插許多註解，翻譯於是與學術研究合二為一了。周作人的譯文常常附加許多譯註和譯者附記，陳子善認為那往往是一篇篇學識和情致揉而合之的小品，可惜出版社往往刪去這些部分，免得讀者覺得深奧沉悶。周作人當然很不開心。陳子善先生最近編出了周作人譯日本作家文泉子的《如夢記》，短短七十幾頁的譯文里，每章幾乎都有《譯者附記》，周作人大概也知道有些讀者未必喜歡看這些《附記》而分心，他說：「不妄譯此書，極想不加小註以煩擾讀者，但有數處非註不明，不得已添此八則，卻亦未能說得清楚，深以為憾。」
（四）
周作人的譯文有的地方大見文采，有的地方筆力卻弱了。那是從事翻譯的人都很難避免的景況：「沿了恣意茂生著的木槿的籬笆，有一座古舊的瓦屋頂的大門。進了門，即是荒山氏住宅，斜著走去，才是我家。據說從前是什麼闊人的邸第，現在只孤獨的剩下兩戶人家，周圍全都是蠶豆田了。」有一些段落，往往只是句子里的「著」字在作怪，譯筆還是很可觀摩的：「凌霄花纏繞著直到樹梢，花在夕陽中映照著，非常美麗。在豆田中間，桑樹以及蘋果樹茂生著，枝葉交加，幾乎分不出界限來。風一陣吹來，蠶豆的葉翻轉白色的背面，波浪似的亂動。豆花的香氣宛如漂浮在空中，陣陣襲來。我平常總在田中和絹姑玩耍。」老實說，我還是比較喜歡讀周作人的那些《譯者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