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商務印書館舉行的文史優質舊書展銷場里買到十七年前周汝昌所著《恭王府考——紅樓夢背景素材探討》一書。周先生在《卷端絮語》里回憶姚文元寫過的一篇指名攻擊周揚的文章，引了其中的一段話說：「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們不是連續發表了成百萬字的曹雪芹死年考證，祖宗考據，大觀園地址考據……等等奇談怪論，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圖，為胡適派唯心論實行了一次大復辟嗎？」周汝昌認為這是一種新興的四人幫文風，逐步發展，流毒至深至廣。他說，姚文元筆下的「成百萬字」，其實是胡說八道：「那時是準備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他所舉的那幾種考證，各種報刊加起來，充其量也不過二三十萬言，哪裡來的『成百萬』？」在憑空加罪、隨意誣陷的年代裡，任何純潔的學術研究都可以藉政治罪名以定讞，文化人之間一切正常的交往都停頓了，代之而起的是猜忌、避嫌甚至背叛出賣的遊戲，人性最最醜陋的一面都暴露出來了。周汝昌痛心疾首。
（二）
我在《百花里浮想》中說到早年英國Bloomsbury文化圈是帶有知性反叛意識的中產階級文化圈，那些才女名士以乖戾的個性和耀眼的才情給大英帝國製造一場文藝復興精神的邊緣效應，他們標舉的正是革命的浪漫主義旗幟。我一向相信文化人的結社交往必須建基於學術的交流和性情的陶冶，可以偏激，可以乖戾，可以憤世，卻不可抱太深的門戶之見，應該鼓勵豁達的胸襟以容納異見。「百花里」文化圈中人人各有不同的成就，各有鮮明的個性，價值觀基本一樣，卻好像從來沒有一致的主張和宣言。這樣的知識分子流派，正是一個開放社會不可沒有的景觀。
郁風大姐讀了我那篇小文之後給我來信，說是Bloomsbury沙龍確實成了英倫文學傳統上的輝煌標誌，不禁教人聯想到當年在北京出現的京派文人沙龍。那時，在北大，在清華，在金岳霖、朱光潛、梁宗岱的住所里，後來則在林徽音的家裡，每周聚會，參加的還有沈從文、卞之琳、何其芳、朱自清等等，也是集一時之盛：「那是和上海新月派沙龍徐志摩、聞一多等相對的，造成三十年代京派與海派不同的兩種傳統。」我甚至想到胡適之當年也提倡這樣的文化沙龍精神，每星期日下午家中大門敞開，歡迎文人學者進去喝茶聊天，海闊天空，闡幽發微，黃昏時分才各自散去。那當然正是姚文元所說「胡適派唯心論」的溫床，造就了許許多多融匯了西方人文思想的學術著作和文學創作。文化沙龍所營造的「生態環境」，必須是具有傳統觀和世界觀的氛圍的環境：「百花里」的Virginia Wolf跟凌叔華是好朋友；E MForster一度與蕭乾通信不斷；徐志摩編雜誌，美術設計大受Aubrey Beardsley的影響。這些都是姚文元之流不能容也不能追摹的境界，卻是當代中國文化界所不可缺少的落地長窗。當然，民國初年中國文人云煙台式的雅集也自成頹廢的美感：許姬傳在上海重慶北路的家裡，每到下午，龐萊臣、吳湖帆、葉譽虎、張蔥玉他們常常會來，一邊抽煙一邊談書畫，名跡易手，真偽鑒別，各說見聞。那還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