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西古籍出版社的《民國筆記小說大觀》里收了徐一士的《一士類稿》和《近代筆記過眼錄》。這些書我以前都讀過，內容包羅萬有，文字不深不淺，可以拿來學學那樣精簡的構造。歷朝筆記文學多有這一層好處，既不像小說之拖沓，又不像經典古文之凝奧，從中偷師，事半功倍。現代中文的毛病多因文言底子薄弱，句子累贅。日前見報章社論題目作《異見若無罪，民主才有望》，對仗工整，立意正直，我卻覺得似乎可以再精簡一點，不要「若」，不要「才」，成《異見無罪，民主有望》，當更有力！
《一士類稿》里的《序言》說，作者的父親為作者講書最多，《三國演義》、《聊齋志異》等「閑書」都用功讀，「以其為文言而雜白話，得此基礎，可為閱讀他書之助也」。徐一士說，他小時候科舉未廢，所謂「書香人家」，多不願子弟看閑書，致妨舉業，而他父親偏偏利用閑書為教材，是當時家庭教育所少見者。據許姬傳說，他的外祖父徐子靜先生教育子弟以史學為綱。徐凌霄、徐一士是許姬傳的堂舅，受其伯父子靜先生的誨育，後來果然精於掌故，為學術界所稱道。許姬傳到老還記得徐一士對他說過的一席話：「掌故包羅的範圍很廣，可補正史的缺漏，裴松之註《漢書》，引用《襄陽記》等著作，使不少歷史事件得到可靠的旁證。」徐一士的哥哥徐凌霄也是掌故學專家，用小說體寫過《古城返照記》，貫穿清末民初的掌故，再加自己的經歷。朱家溍先生從連載的時候就追讀這部小說，認為是一本有趣味的掌故書。論掌故筆記，徐氏一門兩傑，傳為美談。
（二）
聽說，當年有人主張廢掉文言文的時候，徐凌霄大力主張不可偏廢，應與白話文並存，並對胡適之先生說：「電文『母病速歸』言簡意賅，說明文言還有存在價值。」打電報逐字收費，寫文言確是比白話省錢。那當然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現在電話電腦普及，不必計較長短，徐凌霄維護文言文之說必須另覓理由。我始終認為中文不必再起什麼文白之爭了，視情況而定文體，可文可白，甚或文白夾雜，都能見出文采。值得留意的反而是今日中文過分西化的問題。我不排斥帶點西化的中文，那是消除文章迂腐氣味的一個辦法，也是改進漢語的一條途徑，何況新科技新知識突飛猛進，中文不夠應付，非創新詞新句法不可。可是，一般的中文應用文一味遷就洋人的思維和洋文的邏輯，往往顯得生澀：「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是因為我們兼收中西文化所長，有多元化的教育機會。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同時，我們面對的挑戰是要維持香港在國際的競爭，為祖國的現代化作出貢獻。」從洋化的角度看，教統會第七號報告書里這段話順理成章，沒有問題，因為英文確是這樣鋪排的。可是，中國人運筆的力度應該有點不一樣，實在不必死跟英文：「今日香港百業興旺，成就卓然，實有賴於中西文化之匯粹與教育機會之多元。邁進二十一世紀之際，我們既要維持在國際上的競爭實力，還要致力協助祖國走上現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