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羨慕雷頤工作的地方那麼充滿「歷史」。收到他寄來的新書《取靜集》先讀《自序》。我看書總愛先讀序文。序文難寫，寫得好，書一定不差。我向來怕寫序，正是擔心壞了全書幾萬字的功德。雷頤這本書充滿學者聊天的清幽境界，都裊裊薰到《自序》里去了。我猜想那跟他一九八五年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是分不開的。他說，位於王府井大街東廠衚衕一號的研究所，明代是特務機構「東廠」的所在，清代是慈禧寵臣榮祿的府邸，後來榮祿將之送給袁世凱，袁世凱民國初年又送給了黎元洪，成了黎元洪的總統府。再後來，那地方又成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羅常培、湯用彤、鄭天挺、賀麟、向達、唐蘭、梁思永等一大批鴻儒碩學都在那裡工作過、居住過。胡適在北大校長任上也住在面。雷頤說，在這樣的地方研究歷史是深具象徵意味的：「曾經在這裡進進出出的忠臣孽子、豪傑奸雄、武夫文人，曾經在這裡醞釀發動理想與陰謀、正義與邪惡、革新與守舊、前進與倒退……似乎又全都在歷史的風雲際會中幽幽地浮現出來。」可是，在他的周圍，古意盎然的四合院漸漸變成擁擠不堪的大雜院，大雜院一夜之間彷彿又變成了高檔大廈。毗鄰的中科院圖書館和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正在準備離開中心，遷往邊緣，原址將由開發商建成商廈寫字樓。
（二）
這正是雷頤說的從「文化中國」轉化到「市場中國」的現象，而他所熟悉的當前學術的困境，難免又要「蹣跚經濟政治間」了。前一陣子，有一位大陸的新聞工作者也跟我談起中國面臨重組價值觀的問題，說到知識界擔憂和企盼的複雜心情，包括他自己在內。我們那天下午談得很縱橫，他甚至認為香港的特區政府很幸運，不必面對這樣辣手的問題。我說他們要面對的是另一套價值觀的重組問題：洋為中用的問題。他問我說：「你最擔憂的是什麼？」我說我最怕的是看到特區政府高官的兩種表情：一臉茫然和一臉狡黠；茫然，怕的是他們真的看不清利害；狡黠，怕的是他們低估了利害。他笑彎了腰。
我並不是在開玩笑。我們談的那許多擔憂和企盼乃至那些擔憂和企盼衍生出來的現象，《取靜集》里的好多篇文章談得透徹千倍。雷頤是副教授，是中科院《近代史研究》的副主編，深沉的學術訓練雖然束縛了他靈動的文采，所議所論卻不是象牙塔里的幻象，現實之處沉痛得教人沮喪。他不忍心責備要用菲薄的薪金吃飯、住房、養家的學者，知道他們必須靠稿費和職稱謀求一點寬裕，很難不顧人情建立一套客觀、科學、公正的學術評價系統。「為公平計，只得以鉛字的多少、碼字兒的高低作為評定學術水平高低的標準」，因此，「『著書不立說』成為新的人文景觀，『著作等身』一詞正在失去原有的文化內涵，而漸漸成為物理意義上單純的物體對比」。認識了這樣的人文景觀，看到了開發商逼走中科院圖書館的珍本善本古籍，雷頤自然不覺得驚訝，卻有權表示他的感傷甚至是憤慨。他欣賞溫文爾雅的朱自清先生偶然發作的脾氣，一言不合命令一個來訪的學生滾蛋；宴會上不耐煩大家互相讓座，徑自坐上首席，有了這樣的另一面，朱自清才真正稱得上是「最完整的人格」，雷頤說。我常想，中國也許真需要朱生先這樣寧靜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