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電視上重看Regarding Henry，還是覺得很出色：縱橫法網的律師，一旦中槍失憶，重新起步學做人，慢慢發現自己過去的世界處處扭曲是非，違拗人性，毅然返璞，執意拼湊良知的碎片，領著自己和家人走出浮華而齷齪的名利走廊，走向真誠的凈土。這樣平凡的故事，竟自然流露出道德勇氣的訊息，讓人在荒謬的深淵中邂逅一絲希望的曙光，洵屬美事。哲理常常是平板的，闡釋哲理的寓言才是歷代藝術工作者賴以攀登創作高峰的階梯。這裡面純技術的難關容易克服，創作者心智品味的高下卻騙不了人。以電影藝術而言，我一向偏愛歐洲和中國大陸的作品，覺得從導演到編劇到演員，心中多多少少都飄浮著憂患意識，有大地的老根，有傳統的脈搏。好來塢歷年不少批判美國意識的影片也非常雋永；由於他們的電影圈裡不乏歐洲型的飽學之士，不論悲劇喜劇，往往都會體現沉厚的深度。香港五、六十年代出品的國語片都是南遷文化人的心血，成績不俗。沈鑑治前不久所寫的電影系列文章雖以袁仰安的電影事業為主線，卻也清楚點出那一代電影工作者的心路歷程：那個時期的香港國語片是延伸大陸鄉土意識的產物。甚至後來崛起的李翰祥、張徹，他們的作品也都沒有剪掉連接文化母體的臍帶。胡金銓在世的時候，我常常在聊天中勸他拍中國人物傳記片，包括他潛心研究的老舍。金銓是有文化歷史感的文人導演，未必適合拍攝小橋流水的張愛玲，肯定可以駕御風雪夜歸的舒舍予。
（二）
我不認為鄉土感情和憂患意識是藝術創作和警世文章的不二源頭，我只覺得文人藝術家不可能在心如浮萍的游移狀態中經營出有葉有根的燭照人性之作。物力多屈的農業社會裡，人人也許應該相信文窮而後工之說；現代人必須培養的倒是自我磨礪而不存怨望的廣闊懷抱。蘇東坡貶官流寓之後功業渺茫，詩文的風格竟然更為神明變化，正是他「九死南荒吾不恨」的胸襟使然。此點當年未歸人《海外東坡》一文演繹甚詳，發人深思。東坡把心擺在便民之事上頭，在儋耳勸農勸耕，修橋放生，放下官架子逍遙田間與農婦閑話；上元節與老書生數人步月，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欣然，竟不厭煩，三更始還；海南缺葯，千里寫信求人寄葯來施給病人。他畫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米芾問他：「何不逐節分？」他說：「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這樣清拔的思路，當不是書齋中未曾入世的書生所能體悟。
Regarding Henry的律師Henry洗心革面之後會去過怎麼樣的生活，觀者各作推想，不必興起「娜拉往哪裡去」的文學懸念。白壽彝說，《資治通鑒》寫赤壁之戰的全部過程約用了兩千二三百字，而用於寫決策的過程就佔了一千六百字光景，可見Henry的故事，關鍵在於他返璞決策的過程，不在於他決策後的際遇。寫《通鑒》的司馬光反對王安石推行新法無效，政治上受排斥，在洛陽投閑置散，才拿出全副精力去修《通鑒》。後來政局改變，新法罷黜，司馬光當上宰相，六個多月就死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